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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骨灰盒、死亡体验，你的避讳却是他们的日常
是还没走出校门的入殓师，他是家族从事骨灰盒设计30年的设计师，他是浮沉商海后开始思考死亡的体验馆创始人，在这些日日与死亡打交道的人眼中，生死到底什么？
江涵 就读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
区别：他们是冷的硬的，我们是热的软的
“对于遗体，在我眼中，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是热的，是软的，他们是冷的，是硬的。”江涵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佳面临复读，碰巧当时看到电视里正在讲述北京八宝山一个入殓师的故事，江涵被吸引了，她决定选择这个专业。但遭到了父母坚决反对，“我回家把身份证偷了出来，然后自己买了车票去参加考试。”
暑假，江涵选择在昆明的一家殡葬公司工作，地点是在某医院太平间。因为要值夜班，江涵必须住在太平间，冷藏室离她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小过道那么长。她记得有一天，刑警队送来一位逝者，生前凶杀案被埋了很久，因此身上就已经只剩下干瘪的肌肉。“当时他的脑袋也没有了，恐怖倒是没有觉得很恐怖，只是那种气味比较难以接受。”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这种味道是没有办法洗掉的，因为它已经渗透到皮肤里面去了。“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戴好手套，该化妆的化妆，该清洗的清洗，每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但心里却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帮到了他们。我现在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快点学完专业知识，毕业后好好工作，就做自己想做的，该做的。”江涵经常会这样想象自己未来的工作场景，她对于这样的生活满怀期待。
庄宁 家族经营骨灰盒产业30年
失去：人们只在某人面前才会流露出脆弱
“在失去至亲这件事上，感同身受是个伪命题，除非你曾经经历。”1 0年前，24岁的庄宁（化名）开始帮忙照看八宝山的骨灰盒店。“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她从早上开始挑盒子，一直到天色全黑。那是火化的前一天，她不得不作出选择。那一整天里，她来回观察着店里陈列的盒子，不停地嘀咕“这个好像大一点”，“这个雕得更精致”，“我不喜欢这颜色”……挑完的那一刻，她捧着盒子看了半响，突然一串眼泪哗就下来了。庄宁说他开始渐渐明白，女人不是选不出来，而是根本不想选出来。每当有人反复地问我“还有更好的吗”，或者在三四个盒子里面始終做不了决定，我就知道，他们想把画句号的时间拖得久一点，那是他们最后的挽留。
2015年的最后一天，庄宁接待了一个长相俊朗，身后跟着一群人的中年男人。男人像挑艺术品一样，不停琢磨着金丝够不够漂亮，颜色、大小等问题，他为自己煤气中毒的妻子、女儿和外甥女挑了三个盒子。在账单上签字的时候，突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那势头就像要击破眼镜。刚刚还是成熟稳重的形象，此刻彻底崩塌。男人手上拿着逝去亲人的照片，女儿看起来也只有20出头。“在这个有太多不平等的世界，死亡可能是唯一一件众生平等的事。无论性别、年龄、财富程度，都要面对不可逆的死亡。有时候，我觉得这间骨灰盒店像是一个人生的终极舞台：对每个生命的总结，不是看生前表现出来什么，而是离去后他人如何怀念你。”
庄宁家的仓库里，还一直放着几个曾被订好但一直没被取走的骨灰盒，最久的已经存放了七八年。“我脑海里一直在想象着，可能有一天，比如我们的店铺要拆迁，我拨通那些买家留下的电话时，希望另一端的人会告诉我：他的亲人在最后关头活了下来，直到现在。”
黄卫平 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醒来”死亡体验馆创始人
醒来：从焚化炉里出来，只沾了一身骨灰渣
20年前，黄卫平下海经商，他说自己很快就沉迷于吃喝嫖赌吸，最终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直到十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萌发出的一种空虚孤寂感让当时的自己很想死。但最终因未能给自己找出一个非死不可的理由，他才活了下来。
偶然机会下，黄卫平接触了心理学也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他去过汶川做志愿者，灾区的情况和自己想象的不同，并没有人真的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抚慰，相反当人们面对、靠近死亡时，似乎知识多一些、财富多一些的人显得更为慌张和纠结。黄卫平十分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的知识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几乎不会告诉我们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面临死亡。
从汶川回来后，黄卫平和当时同在汶川的小伙伴一同创建了“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2016年4月成立“醒来”死亡体验馆，并从“手牵手”的内部项目中分离出来，作为一家社会企业独立运营。
黄卫平自己就做过五年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在上海市肿瘤医院里送走了一批叉一批病人。他不想高谈阔论生死的意义，因此只讲了两个自己看到的小故事。
一个姓陈的父亲，癌症末期，一个人住在医院里。妻子不愿来，说自己的父亲也是癌症去世，一进医院就会呕吐。妻子也不许即将高考的女儿来，怕她分心。陈爸爸一边等待终点的到来一边积累怨恨。弥留的最后一周，陈爸爸已经不能吃东西。但他每天都捧着一个苹果，某天.他把苹果交给黄卫平：“我把这辈子能说的最好的祝福，都说给苹果听了，麻烦你把它交给我的女儿，看着她吃下去吧。”黄卫平去了，拍了一段录像回来。但陈爸爸看也不看，也不理人，三天后他走了。临终前，陈爸爸只说了一句：我不恨了。
“来体验馆的人中，有一部分是特别无所谓的，当成‘鬼屋’玩;有一类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一个医生来之前就把遗嘱立好了，把这当作死亡的预演;还有一部分是刚离婚或是离职，感觉是与过去告别，做一个新的决定。”让黄卫平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对夫妻，在体验最初的答题阶段，因为一轮只会“死”一个人，妻子先被淘汰，丈夫一定要陪她一起离开，两人在“轮回”的传送带上泣不成声，已经影响到了游戏的正常进行，但丈夫口中仍不停对妻子念着“我爱你”……黄卫平询问后得知，妻子当时已被查出癌症晚期。
“醒来”死亡体验馆中，有一项内容是让体验者进入特殊设计后的“焚化炉”一一这是黄卫平和同伴去火葬场实际感受后迸发出的灵感。他说自己在那一刻，除了沾了一身骨灰渣，他和同伴唯一的感受就是那种时间的静止感。说到这里，黄卫平想起曾有一位化名“金生”的癌症患者在“醒来”网站后台留言：“多谢。对于我这样的癌症晚期患者来说，早一天认识死亡也许就是早一点获得平静，哪怕也许最后还是恐惧和无法面对，也有意义，所以多谢。”
是还没走出校门的入殓师，他是家族从事骨灰盒设计30年的设计师，他是浮沉商海后开始思考死亡的体验馆创始人，在这些日日与死亡打交道的人眼中，生死到底什么？
江涵 就读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
区别：他们是冷的硬的，我们是热的软的
“对于遗体，在我眼中，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是热的，是软的，他们是冷的，是硬的。”江涵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佳面临复读，碰巧当时看到电视里正在讲述北京八宝山一个入殓师的故事，江涵被吸引了，她决定选择这个专业。但遭到了父母坚决反对，“我回家把身份证偷了出来，然后自己买了车票去参加考试。”
暑假，江涵选择在昆明的一家殡葬公司工作，地点是在某医院太平间。因为要值夜班，江涵必须住在太平间，冷藏室离她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小过道那么长。她记得有一天，刑警队送来一位逝者，生前凶杀案被埋了很久，因此身上就已经只剩下干瘪的肌肉。“当时他的脑袋也没有了，恐怖倒是没有觉得很恐怖，只是那种气味比较难以接受。”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这种味道是没有办法洗掉的，因为它已经渗透到皮肤里面去了。“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戴好手套，该化妆的化妆，该清洗的清洗，每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但心里却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帮到了他们。我现在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快点学完专业知识，毕业后好好工作，就做自己想做的，该做的。”江涵经常会这样想象自己未来的工作场景，她对于这样的生活满怀期待。
庄宁 家族经营骨灰盒产业30年
失去：人们只在某人面前才会流露出脆弱
“在失去至亲这件事上，感同身受是个伪命题，除非你曾经经历。”1 0年前，24岁的庄宁（化名）开始帮忙照看八宝山的骨灰盒店。“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她从早上开始挑盒子，一直到天色全黑。那是火化的前一天，她不得不作出选择。那一整天里，她来回观察着店里陈列的盒子，不停地嘀咕“这个好像大一点”，“这个雕得更精致”，“我不喜欢这颜色”……挑完的那一刻，她捧着盒子看了半响，突然一串眼泪哗就下来了。庄宁说他开始渐渐明白，女人不是选不出来，而是根本不想选出来。每当有人反复地问我“还有更好的吗”，或者在三四个盒子里面始終做不了决定，我就知道，他们想把画句号的时间拖得久一点，那是他们最后的挽留。
2015年的最后一天，庄宁接待了一个长相俊朗，身后跟着一群人的中年男人。男人像挑艺术品一样，不停琢磨着金丝够不够漂亮，颜色、大小等问题，他为自己煤气中毒的妻子、女儿和外甥女挑了三个盒子。在账单上签字的时候，突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那势头就像要击破眼镜。刚刚还是成熟稳重的形象，此刻彻底崩塌。男人手上拿着逝去亲人的照片，女儿看起来也只有20出头。“在这个有太多不平等的世界，死亡可能是唯一一件众生平等的事。无论性别、年龄、财富程度，都要面对不可逆的死亡。有时候，我觉得这间骨灰盒店像是一个人生的终极舞台：对每个生命的总结，不是看生前表现出来什么，而是离去后他人如何怀念你。”
庄宁家的仓库里，还一直放着几个曾被订好但一直没被取走的骨灰盒，最久的已经存放了七八年。“我脑海里一直在想象着，可能有一天，比如我们的店铺要拆迁，我拨通那些买家留下的电话时，希望另一端的人会告诉我：他的亲人在最后关头活了下来，直到现在。”
黄卫平 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醒来”死亡体验馆创始人
醒来：从焚化炉里出来，只沾了一身骨灰渣
20年前，黄卫平下海经商，他说自己很快就沉迷于吃喝嫖赌吸，最终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直到十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萌发出的一种空虚孤寂感让当时的自己很想死。但最终因未能给自己找出一个非死不可的理由，他才活了下来。
偶然机会下，黄卫平接触了心理学也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他去过汶川做志愿者，灾区的情况和自己想象的不同，并没有人真的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抚慰，相反当人们面对、靠近死亡时，似乎知识多一些、财富多一些的人显得更为慌张和纠结。黄卫平十分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的知识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几乎不会告诉我们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面临死亡。
从汶川回来后，黄卫平和当时同在汶川的小伙伴一同创建了“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2016年4月成立“醒来”死亡体验馆，并从“手牵手”的内部项目中分离出来，作为一家社会企业独立运营。
黄卫平自己就做过五年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在上海市肿瘤医院里送走了一批叉一批病人。他不想高谈阔论生死的意义，因此只讲了两个自己看到的小故事。
一个姓陈的父亲，癌症末期，一个人住在医院里。妻子不愿来，说自己的父亲也是癌症去世，一进医院就会呕吐。妻子也不许即将高考的女儿来，怕她分心。陈爸爸一边等待终点的到来一边积累怨恨。弥留的最后一周，陈爸爸已经不能吃东西。但他每天都捧着一个苹果，某天.他把苹果交给黄卫平：“我把这辈子能说的最好的祝福，都说给苹果听了，麻烦你把它交给我的女儿，看着她吃下去吧。”黄卫平去了，拍了一段录像回来。但陈爸爸看也不看，也不理人，三天后他走了。临终前，陈爸爸只说了一句：我不恨了。
“来体验馆的人中，有一部分是特别无所谓的，当成‘鬼屋’玩;有一类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一个医生来之前就把遗嘱立好了，把这当作死亡的预演;还有一部分是刚离婚或是离职，感觉是与过去告别，做一个新的决定。”让黄卫平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对夫妻，在体验最初的答题阶段，因为一轮只会“死”一个人，妻子先被淘汰，丈夫一定要陪她一起离开，两人在“轮回”的传送带上泣不成声，已经影响到了游戏的正常进行，但丈夫口中仍不停对妻子念着“我爱你”……黄卫平询问后得知，妻子当时已被查出癌症晚期。
“醒来”死亡体验馆中，有一项内容是让体验者进入特殊设计后的“焚化炉”一一这是黄卫平和同伴去火葬场实际感受后迸发出的灵感。他说自己在那一刻，除了沾了一身骨灰渣，他和同伴唯一的感受就是那种时间的静止感。说到这里，黄卫平想起曾有一位化名“金生”的癌症患者在“醒来”网站后台留言：“多谢。对于我这样的癌症晚期患者来说，早一天认识死亡也许就是早一点获得平静，哪怕也许最后还是恐惧和无法面对，也有意义，所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