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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我们需要践行“四个自信”，打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市场价值难以兼顾、不可兼得的迷思；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生产供给”这一薄弱环节；充分利用新媒体正向力，解决好“正面发声”的充分供给问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 “供给侧”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在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与管理权之中，话语权问题是我们当下需要着力研究并解决好的课题。掌握话语权不仅仅是拥有意识形态的发言权，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话语权在握能够事半功倍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传播力、感召力、凝聚力与实践力，从而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管理权与领导权的根基。
换言之，我们要以市场视域审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运用“倒逼”的思维方式，挖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次需求，从“供给侧”发力，持续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之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优质产品”，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与管理权。
践行“四个自信”，是引导意识形态工作良好发展态势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渊源流长，中国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旗帜，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能力与成就举世瞩目。首都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之地，也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因此，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应该有“更自信的底气”，有“带好头”的坚定决心，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实力。就目前情况而言，首先要破解一种普遍性存在的社会迷思：谁说主流价值观，谁就是唱高调；谁坚持主流价值观，谁就在与市场较劲。因为这种“迷思”，直接导致人们往往放弃了弘扬我们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尝试。
放眼全球，美国价值观乃至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输出，是建立在其影视从业人员数十年来对本国主流价值观、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与高度认同基础之上。这给我们以启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市场价值不可兼顾、不能兼得是一个伪命题，而“优质产品”是唯一能将之证伪的利器。例如，电影《湄公河行动》的成功就表明了好故事与好形式的主旋律作品与市场、商业并不矛盾。
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生产供给”这一薄弱环节，是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动力保障
从生产供给端发力，探索市场机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规律，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当前性与长远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方式方法与结果目标、个别人群与多数人、行业市场与市场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这几种关系可以转化为处理好一个基本问题，即市场基本三要素中的供需结构问题。社会发展表明，“高大上”的具有未来指向性的产品或者供应，即包含创新因子越多的产品，需求会追着供给跑。“好的供给”往往自带引领性、标杆性，会令其追随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进而带动旁观者的加入，形成“以点带面”的格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系统性的、“好的”意识形态供给。然而，单有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供给”被“消费”、认同、践行，才能实现从外到内的转化，否则它只是一种口号、摆设，就是在墙上贴着、网上挂着、嘴里说着，但解决不了“心里想着”这个由外供至内需转化的关键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谈“供给侧”，必须具有逆向思维，即注重优化传播主体的同时，更要高度关注客体的心理需求，深入了解社会大众的爱好、阶层、阅历等信息，从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的方式、样态、时段、场所、频次等各个环节入手，避免自说自话。要推出有诚意的蕴含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品力作”，讲好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充分供给大众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艺术产品，以优质文化艺术产品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
加速意识形态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进程，是高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之需
新形式下要解决意识形态“供给侧”产品来源问题，必须顺时、应势、识变，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加速意识形态领域信息数据库的创建进程。否则，在应对来势更加凶猛的渗透与攻击之时，我们会迅速丧失抗击的力量，就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加工和预测是建立信息数据库的幾个关键环节。
首先，做好社会中各类信息数据的采集。包括巡查数据、照片、录像、经营单位、活动、周围交通、物流、经营者、组织者、参与人员及其主要关联人群的各类信息。其次，利用数据分析手段对收集信息予以梳理和加工。将以往仅仅用于宣传、汇报和工作总结的数据，深加工后用于综合监管和案件预测，利用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得到以往传统手段无法得到的结论，并通过阈值报警机制对于敏感人物或者敏感区域人员达到一定规模之時予以报警。再次，数据分析须专业人员利用专业工具进行。要求有关管理与执法部门与具备专业能力的互联网公司签订有限合作协议，将某些意识形态的参考指标纳入数据分析模型之中，借用其海量数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智能预测算法，实现精准监测敏感数据并定位敏感目标。最后，数据展现方式上也要有所突破。利用数据建模，形成可视化、实时动态的多维模型，将采集数据提供规范化接口供其他系统应用，以实现意识形态数据库的高利用率、回报率。
洞察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研究资金、制度与法规的供给机制，是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的重要环节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这一论断给我们启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回到经济事实中才能找到症结并对症下药。从“供给侧”发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简言之：一方面是资金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是有关行政制度、法律法规的供给。首先，洞察并厘清现实社会情况下的多样利益诉求，使文化艺术产出品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达成平衡发展态势。其次，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排查工作中，不能简单地划界、定性，而是要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上入手。比如说全方位考察相关人员的生存状态、生活背景和价值诉求，才能找到问题背后的利害关系，达到聚拢人心、传播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最后，我国法律法规总的来看是不断完善的，尤其是近年来立法成果比较多，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法规仍相对不足，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
现在一谈到改革创新，有部分人言必称西方。然而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任何理论与经验绕开了中国具体的国情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探讨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需要正视制度与法律供给这一重要问题。有必要主动地、巧妙地利用市场规律，适当地引导、投放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从制度、法规层面保障有效供给，以实现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
充分利用新媒体正向力，积极“正面发声”，是高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武器
当今社会是高度网络化、新媒体力量不断扩张的时代，除了继续利用传统媒体作为宣传阵地之外，必须深入了解并充分把控新媒体，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向力量，让其成为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新生力量。以首都艺术区为例，应至少关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自身实现资源配置，进而牢牢掌握优质网络资源和媒体力量，增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诠释力，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首都艺术区发声打造高端平台，积累“舆论阵地红利”；二是在新媒体的管控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必要之时需借助行政与法治手段，对问题信息予以过滤；三是掌握在新媒体发声的“重点人物或团队”，在突发意识形态问题之时，较之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以“正面解读”的充分供给赢得主动权和应对空间；四是在宣讲和表达方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携带信息量大的特点，重视表达方式的感性化、人性化与生动化，借助漫画形象、图表、插画、微电影、纪录片以及动画等表现形式，走近并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责编/温祖俊 美编/王梦雅
【关键词】意识形态 “供给侧”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在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与管理权之中，话语权问题是我们当下需要着力研究并解决好的课题。掌握话语权不仅仅是拥有意识形态的发言权，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话语权在握能够事半功倍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传播力、感召力、凝聚力与实践力，从而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管理权与领导权的根基。
换言之，我们要以市场视域审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运用“倒逼”的思维方式，挖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次需求，从“供给侧”发力，持续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之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优质产品”，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与管理权。
践行“四个自信”，是引导意识形态工作良好发展态势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渊源流长，中国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旗帜，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能力与成就举世瞩目。首都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之地，也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因此，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应该有“更自信的底气”，有“带好头”的坚定决心，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实力。就目前情况而言，首先要破解一种普遍性存在的社会迷思：谁说主流价值观，谁就是唱高调；谁坚持主流价值观，谁就在与市场较劲。因为这种“迷思”，直接导致人们往往放弃了弘扬我们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尝试。
放眼全球，美国价值观乃至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输出，是建立在其影视从业人员数十年来对本国主流价值观、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与高度认同基础之上。这给我们以启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市场价值不可兼顾、不能兼得是一个伪命题，而“优质产品”是唯一能将之证伪的利器。例如，电影《湄公河行动》的成功就表明了好故事与好形式的主旋律作品与市场、商业并不矛盾。
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生产供给”这一薄弱环节，是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动力保障
从生产供给端发力，探索市场机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规律，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当前性与长远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方式方法与结果目标、个别人群与多数人、行业市场与市场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这几种关系可以转化为处理好一个基本问题，即市场基本三要素中的供需结构问题。社会发展表明，“高大上”的具有未来指向性的产品或者供应，即包含创新因子越多的产品，需求会追着供给跑。“好的供给”往往自带引领性、标杆性，会令其追随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进而带动旁观者的加入，形成“以点带面”的格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系统性的、“好的”意识形态供给。然而，单有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供给”被“消费”、认同、践行，才能实现从外到内的转化，否则它只是一种口号、摆设，就是在墙上贴着、网上挂着、嘴里说着，但解决不了“心里想着”这个由外供至内需转化的关键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谈“供给侧”，必须具有逆向思维，即注重优化传播主体的同时，更要高度关注客体的心理需求，深入了解社会大众的爱好、阶层、阅历等信息，从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的方式、样态、时段、场所、频次等各个环节入手，避免自说自话。要推出有诚意的蕴含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品力作”，讲好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充分供给大众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艺术产品，以优质文化艺术产品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
加速意识形态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进程，是高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之需
新形式下要解决意识形态“供给侧”产品来源问题，必须顺时、应势、识变，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加速意识形态领域信息数据库的创建进程。否则，在应对来势更加凶猛的渗透与攻击之时，我们会迅速丧失抗击的力量，就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加工和预测是建立信息数据库的幾个关键环节。
首先，做好社会中各类信息数据的采集。包括巡查数据、照片、录像、经营单位、活动、周围交通、物流、经营者、组织者、参与人员及其主要关联人群的各类信息。其次，利用数据分析手段对收集信息予以梳理和加工。将以往仅仅用于宣传、汇报和工作总结的数据，深加工后用于综合监管和案件预测，利用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得到以往传统手段无法得到的结论，并通过阈值报警机制对于敏感人物或者敏感区域人员达到一定规模之時予以报警。再次，数据分析须专业人员利用专业工具进行。要求有关管理与执法部门与具备专业能力的互联网公司签订有限合作协议，将某些意识形态的参考指标纳入数据分析模型之中，借用其海量数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智能预测算法，实现精准监测敏感数据并定位敏感目标。最后，数据展现方式上也要有所突破。利用数据建模，形成可视化、实时动态的多维模型，将采集数据提供规范化接口供其他系统应用，以实现意识形态数据库的高利用率、回报率。
洞察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研究资金、制度与法规的供给机制，是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的重要环节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这一论断给我们启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回到经济事实中才能找到症结并对症下药。从“供给侧”发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简言之：一方面是资金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是有关行政制度、法律法规的供给。首先，洞察并厘清现实社会情况下的多样利益诉求，使文化艺术产出品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达成平衡发展态势。其次，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排查工作中，不能简单地划界、定性，而是要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上入手。比如说全方位考察相关人员的生存状态、生活背景和价值诉求，才能找到问题背后的利害关系，达到聚拢人心、传播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最后，我国法律法规总的来看是不断完善的，尤其是近年来立法成果比较多，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法规仍相对不足，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
现在一谈到改革创新，有部分人言必称西方。然而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任何理论与经验绕开了中国具体的国情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探讨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需要正视制度与法律供给这一重要问题。有必要主动地、巧妙地利用市场规律，适当地引导、投放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从制度、法规层面保障有效供给，以实现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
充分利用新媒体正向力，积极“正面发声”，是高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武器
当今社会是高度网络化、新媒体力量不断扩张的时代，除了继续利用传统媒体作为宣传阵地之外，必须深入了解并充分把控新媒体，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向力量，让其成为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新生力量。以首都艺术区为例，应至少关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自身实现资源配置，进而牢牢掌握优质网络资源和媒体力量，增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诠释力，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首都艺术区发声打造高端平台，积累“舆论阵地红利”；二是在新媒体的管控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必要之时需借助行政与法治手段，对问题信息予以过滤；三是掌握在新媒体发声的“重点人物或团队”，在突发意识形态问题之时，较之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以“正面解读”的充分供给赢得主动权和应对空间；四是在宣讲和表达方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携带信息量大的特点，重视表达方式的感性化、人性化与生动化，借助漫画形象、图表、插画、微电影、纪录片以及动画等表现形式，走近并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责编/温祖俊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