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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被称作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变革中国》一书在中国出版，中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阵“科斯热”。
挟此热潮，4月3日，《变革中国》读书会在京召开。该书的合著者王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等共同参加，并讨论了中国既往经济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其中张维迎教授的发言颇引人注目。他说：“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很高，尤其占据制高点的这些部门，根本不能叫作市场经济。包括中国政府的管制，包括审批的这些。”
这种观点首先就不符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目前中国国有资产的比重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已经很低了。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在中国全部第二、第三产业中，国有经济仅占总资产的30.5%，各类民营企业占了54.7%，三资企业占10.4%，其他为集体、合作经济。在2011年GDP总量的构成中，公有制比重仅占21.7%，私有制经济占78.3%。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各类民营、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大体是29：44：27的关系。这样的比例和欧美国家国有经济占比15%?40%相较，并不算高。至于说到政府管制，我相信每一个为食品安全、雾霾天气乃至超高楼价而感到困扰的中国人，都会抱怨政府管制不够而不是相反。
无视基本的经济数据和基本的社会现实，仅从“市场化、私有化”的教条出发，就铿锵有力地发出关于经济改革的宏论，甚至根本否定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这就有点贻笑大方了。笔者认为，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某些经济学家有此观点，很可能和他们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科斯的理论。这种误读，不仅仅几个人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科斯定理”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理论，也是被主流经济学家引用最多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在国企改制达到高潮的上世纪90年代末，它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度达到了类似牛顿定理在物理学界那样不容置疑的地位。但实际上，科斯本人从来没有写下这条定理的基本含义，只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表达了相应的思想。
“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乔治·史提格勒于1966年首次使用的。其基本含义是：“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这个佶屈聱牙的定理，在中国被不断重新表述后逐渐被化约为“对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这意味着财产权的私有和生产要素及商品的自由流通。”而最为推崇科斯定理的张维迎教授，更是将其概括为极简单的一句话“产权明晰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他所谓的明晰产权，不言而喻地是指私有化，公有制经济被认为产权是天然不清晰的。
从这样一条被他所理解的“科斯定理”出发，张维迎教授对“产权”的痴迷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比如他先后提出了“吐痰论”，即国企管理者可先把企业搞砸了再占为己有；“国企冰棍论”，即对国有企业如不尽快私有化，就会像冰棍一样化掉等。面对山西煤矿因为私有化而导致的恶性矿难频发，张维迎教授不仅不愿意面对这既是市场失灵（私营矿主不愿承担安全投入的成本），又是政府失灵（面对众多小煤窑政府因为监管成本过高而陷于瘫痪），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用不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国有煤矿代替私营煤矿的事实，反而开出了“只要给私营矿主永久产权就可以消除矿难”的药方，从而一举为主流经济学家赢得了“反智”的美誉，因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经验都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流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的推崇，对中国经济改革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从原来的一统江山，到目前退守三分天下有其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把“明晰产权”作为改革目标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明晰产权”一度成为目的本身，主流经济学家口中的“科斯定理”客观上变成了为侵吞国有资产辩护的理论，并由此又衍生了许多为腐败辩护的“论断”，如“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特赦原罪论”、“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等等。这些观点加上国企改制导致大规模下岗工人的出现，严重损害了经济改革的声誉，也使得主流经济学家失掉了民心。
尽管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直到今天还言必称“科斯定理”，但他们理解的“科斯定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遍查科斯的言论和著作，科斯对产权的分析从来就没有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科斯本人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国企私有化的主张。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被普遍认可的科斯定理，并不指向特定产权，其含义是无论产权归谁，只要产权明晰，都能达到最高效率。而就科斯本人的立场而言，他是一贯反对私有化的。
为中国国企改制提供理论支持的主流经济学家，竟然搞错了他们所引用的“定理”。这听上去像是一个讽刺，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关于科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或故意遮蔽的事实还有很多：比如科斯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回忆中强调他上世纪30年代写作《企业的本质》的思想背景正是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的影响；他也反复提醒中国“不需要学习西方”，“也不能指望西方”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如此依赖科斯的理论指点经济改革，但他们对科斯的了解又如此肤浅乃至错误，这不禁让人联想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古语。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顶层设计”，但正确的设计必须在正确掌握理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我感到好奇和不安的是：主流经济学家真的正确理解并掌握了科斯定理吗——暂且还不说科斯定理本身有没有问题。
挟此热潮，4月3日，《变革中国》读书会在京召开。该书的合著者王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等共同参加，并讨论了中国既往经济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其中张维迎教授的发言颇引人注目。他说：“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很高，尤其占据制高点的这些部门，根本不能叫作市场经济。包括中国政府的管制，包括审批的这些。”
这种观点首先就不符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目前中国国有资产的比重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已经很低了。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在中国全部第二、第三产业中，国有经济仅占总资产的30.5%，各类民营企业占了54.7%，三资企业占10.4%，其他为集体、合作经济。在2011年GDP总量的构成中，公有制比重仅占21.7%，私有制经济占78.3%。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各类民营、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大体是29：44：27的关系。这样的比例和欧美国家国有经济占比15%?40%相较，并不算高。至于说到政府管制，我相信每一个为食品安全、雾霾天气乃至超高楼价而感到困扰的中国人，都会抱怨政府管制不够而不是相反。
无视基本的经济数据和基本的社会现实，仅从“市场化、私有化”的教条出发，就铿锵有力地发出关于经济改革的宏论，甚至根本否定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这就有点贻笑大方了。笔者认为，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某些经济学家有此观点，很可能和他们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科斯的理论。这种误读，不仅仅几个人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科斯定理”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理论，也是被主流经济学家引用最多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在国企改制达到高潮的上世纪90年代末，它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度达到了类似牛顿定理在物理学界那样不容置疑的地位。但实际上，科斯本人从来没有写下这条定理的基本含义，只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表达了相应的思想。
“科斯定理”这个术语是乔治·史提格勒于1966年首次使用的。其基本含义是：“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这个佶屈聱牙的定理，在中国被不断重新表述后逐渐被化约为“对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这意味着财产权的私有和生产要素及商品的自由流通。”而最为推崇科斯定理的张维迎教授，更是将其概括为极简单的一句话“产权明晰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他所谓的明晰产权，不言而喻地是指私有化，公有制经济被认为产权是天然不清晰的。
从这样一条被他所理解的“科斯定理”出发，张维迎教授对“产权”的痴迷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比如他先后提出了“吐痰论”，即国企管理者可先把企业搞砸了再占为己有；“国企冰棍论”，即对国有企业如不尽快私有化，就会像冰棍一样化掉等。面对山西煤矿因为私有化而导致的恶性矿难频发，张维迎教授不仅不愿意面对这既是市场失灵（私营矿主不愿承担安全投入的成本），又是政府失灵（面对众多小煤窑政府因为监管成本过高而陷于瘫痪），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用不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国有煤矿代替私营煤矿的事实，反而开出了“只要给私营矿主永久产权就可以消除矿难”的药方，从而一举为主流经济学家赢得了“反智”的美誉，因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经验都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流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的推崇，对中国经济改革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从原来的一统江山，到目前退守三分天下有其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把“明晰产权”作为改革目标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明晰产权”一度成为目的本身，主流经济学家口中的“科斯定理”客观上变成了为侵吞国有资产辩护的理论，并由此又衍生了许多为腐败辩护的“论断”，如“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特赦原罪论”、“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等等。这些观点加上国企改制导致大规模下岗工人的出现，严重损害了经济改革的声誉，也使得主流经济学家失掉了民心。
尽管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直到今天还言必称“科斯定理”，但他们理解的“科斯定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遍查科斯的言论和著作，科斯对产权的分析从来就没有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科斯本人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国企私有化的主张。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被普遍认可的科斯定理，并不指向特定产权，其含义是无论产权归谁，只要产权明晰，都能达到最高效率。而就科斯本人的立场而言，他是一贯反对私有化的。
为中国国企改制提供理论支持的主流经济学家，竟然搞错了他们所引用的“定理”。这听上去像是一个讽刺，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关于科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或故意遮蔽的事实还有很多：比如科斯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回忆中强调他上世纪30年代写作《企业的本质》的思想背景正是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的影响；他也反复提醒中国“不需要学习西方”，“也不能指望西方”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如此依赖科斯的理论指点经济改革，但他们对科斯的了解又如此肤浅乃至错误，这不禁让人联想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古语。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顶层设计”，但正确的设计必须在正确掌握理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我感到好奇和不安的是：主流经济学家真的正确理解并掌握了科斯定理吗——暂且还不说科斯定理本身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