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失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应当是赞词横飞而纰漏百出的问题所在。于建嵘在《粮民》的序言中称赞作者蔚然“用‘个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会的一个断面，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记录了当下社会中不为人知的真实，为历史留下了有价值的影像”。如果读完了这本书，读者不难发现于建嵘在赞词中的诸多谬误和对读者的误导。
　　比如于建嵘提出的“个人史”这个概念，作者蔚然骑车考察数千户农民家庭，他是以一个都市人的角度观察农村，在极为短暂的接触中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和一时之间发现的零散故事，如果这种浮光掠影式的观察能够拔高到“个人史”的层面，于建嵘先生未免是大词小用了。至于从书中读到的“不为人知的真实”，对于任何一个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而言，他们都能发现《粮民》所描述的乡村实际上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乡村，比如贫穷的生活、糟糕的医疗条件、乡村的老年化等等，蔚然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积极的行动（实地走访了上千个贫困户，并计划用25年时间走完中国的所有贫困村），但遗憾的是他的考察还是在以一种猎奇的目光发现“不为他所知的真实”而已。这一点从该书那些让人惊讶的标题便知：“老奶奶用露水洗脸”、“孩子吃掉猫啃剩下的面包”，在城市与农村的对照下，贫穷是当今中国农村的基本事实，如果一份调查报告通篇是在渲染贫穷而发现不了贫穷背后更为复杂的农村现实与矛盾，那这份报告的作用恐怕只能是打动一些对农村一无所知的都市人，而无助于对农村问题的研究。
　　蔚然过于追求数量也使调查流于泛泛，没有一条明晰的考察方向、线索和重点，这也犯了社会调查的大忌。尽管他在调查中吃尽了苦头，但调查工作上的随意和随机必然使最终的成果不尽如人意。
　　在这本书的宣传材料上还标注了这么一个卖点：于建嵘读完《粮民》，深感愧疚。这种情绪式的评价其实暗藏着一种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自然容易导致《粮民》一书的被高估。这种对“合适”题材的介入和书写，铸就了《粮民》在道德上的胜利，而对于那些要从这本取巧的农村读本中了解到“不为人知的真实”的读者，最终怕是要无功而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