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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灾难，全面抗战时期的萧红在创作小说时结合自身的流亡体验，通过自己细致的观察，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呈现于小说中。她小说中书写战争的苦难侧重于对战时人们心态生活的书写、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的叙述和对战时人们国民劣根性的揭露，进一步揭示了战争对于人们的戕害。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萧红小说；苦难
作者简介：陈加林（1992-），重庆人，汉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大地到处弥漫着硝烟。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提出的口号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1]，鼓励着作家们深入现实生活，文学在此时充当了时代的号角，英雄主义的调子贯穿大多数作家创作的始终。萧红这一时期创作没有跟随文坛的主流，她创作的小说，是通过对身处于战争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的描述来表现战争对人们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创伤，从侧面反映战争的无情与残酷。
一、战争苦难的生活化
萧红的战时苦难书写体现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她在战争书写的小说中没有轰轰烈烈地战争场面的描绘，有的只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战时的日常生活写照，凸显他们在战争苦难中心理创伤和肉体摧残。萧红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悲苦的、受迫害的人物形象，父母念子失子几乎疯癫的程度，儿童在战争中天真童心的丧失和生命的被剥夺，战争中恋人的生离死别的情景，战争中人性的揭露。
《汾河的圆月》《旷野的呼喊》从父母对其子的思念，揭示了战争给人们造成家庭的分崩离析。《汾河的圆月》中母亲失去儿子，孩子小玉失去了在兵营中的父亲，而后小玉的母亲又改嫁，家中只剩下孤苦的祖孙女二人，失去儿子后的母亲疯癫，一直念叨着，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日寇的入侵，此文虽没有正面战场的出现，可是战争的硝烟却依旧在。《旷野的呼喊》里父母思念儿子，在日常生活中颠三倒四，“儿子走了两夜，第一夜还算安安静静地过来了，第二夜忽然就可怕起来。他通夜坐着，抽着烟，拉着衣襟，扫着炕沿。上半夜嘴里任意叨叨着，随便想起什么来就说什么。”[2]陈姑妈也同样是时时刻刻念着儿子，她在做饭时候的神游，把豆油和棉花籽油搞混淆，直至吃了棉花籽油的陈公公也依旧未能发现。萧红从日常生活、人物之间的对话、环境的描写把战争造成日常生活的苦难充分地展现了出来，简直是此时无硝烟更甚于硝烟的境界。
《孩子的讲演》中的王根只是一个小孩子，在战争中他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他离开了家人去服务团当了勤务，他的父亲让他回家，他坚决不回，“打鬼子不分男女老幼，”[3]他的讲演赢得了大众的认可，可在一瞬之间，他成长了，变成了一个小大人，其实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夜里他依旧害怕着。战争剥夺了孩子童真、害怕、胆怯的天性。同样，在《莲花池》中对孩子的叙述，亦是在战争的背景当中，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本就十分的艰难，而日本人却硬生生地剥夺了祖孙二人的生活，甚至是孩子的生命。本已是清贫的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可是战争却将二人天人永隔。萧红凭借自己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思维，将战争的苦难充分的揭露了出来，侧重表现战争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苦难，形成了萧红抗战文学独特的风格。
二、战时国民性问题的揭露
1902年，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1907年，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提出“国民性”的概念，他对“国民性”进行了探索。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始，他始终抓住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魯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二萧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萧曾向鲁迅请教应该怎样创作，鲁迅对其二人的回答是：“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4]萧红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她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深深地抓住国民劣根性的部分进行暴露。在全面抗战这一时期，萧红创作的作品不仅直接表现了在战争中人们生存的苦难，而且继承了鲁迅国民劣根性书写的萧红，通过自己流亡的生命体验，对战争中人们生活的细致观察，抓住了国民劣根性的特点加以描述，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国民劣根性从而又加重了人们的苦难。
萧红1939年7月创作的小说《山下》的主人公林姑娘在下江人家里干活，林姑娘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源自于下江人对林姑娘的雇用与否。林姑娘家里的好日子终结于林姑娘的生病。此时，王丫头不愿意帮林姑娘的忙的原因在于之前林姑娘在她面前风光过，心里妒忌。此外，林姑娘的母亲在林姑娘生病之际趁机想在下江人家里捞到更多的好处，与下江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也进一步揭示了人性自私的一面。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战争的背景下通过自身的流亡体验，遥望故土之思，为呼兰河这座小城所作的传记。萧红对呼兰河这座小城里的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物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行描述，充分地将人物麻木的思想以及愚蠢的行为等国民劣根性呈现在读者眼前。《呼兰河传》虽然没有对战争的描述，但是它是在战时写成的，萧红亲身经历着战争，对于苦难有着深刻的体味。萧红回望故土呼兰河，对呼兰城里人们麻木、封建、保守的国民劣根性生动形象的刻画于纸上。在《呼兰河传》里对“大泥坑”情节的叙述，对大泥坑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之后，接着围绕大泥坑叙述人们在大泥坑周边发生的一些“琐事”：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下雨天过泥坑的谨慎、瘟猪变淹猪等。通过这些事件的表现，把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思想充分地展现出来了。萧红给读者呈现的是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人们的思想的封建与精神的麻木。同样，在呼兰城这座小城的风俗习惯里，“跳大神”、“唱秧歌”深刻地体现了小城人们的群体性的愚昧与无知。 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中的马伯乐在一个无处安宁的乱世之中，他愚昧、虚伪、懒惰、消极且又自私自利。马伯乐的愚昧表现在自己生病时多吸几支烟，孩子生病给他们吃饼干，而不是去看医生吃药，萧红将马伯乐的封建愚昧充分地揭露了出来。马伯乐在上海逃难期间把他的懒惰发挥到了极致，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洗，他的筷子也越用越细，因为他不洗，每次都是刮。同时马伯乐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小说中写到有一次车夫把马伯乐的父亲送到家之后，自己倒下了，于是马伯乐主张把车夫送到附近的医院去，马伯乐的父亲说是外国人的医院，花费很高，马伯乐却这样说，“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有停尸室。”[5]在这件事情上深刻地刻画出了马伯乐的自私自利，他在对待自己家人的时候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在火车站逃难的关键时刻，马伯乐抛下了太太和孩子，自己一个人先跑的没了踪影。马伯乐还是一个消极悲观、遇事举起不定的一个人，他的消极悲观体现在那句“到那时候可怎么办？”[6]萧红在小说《马伯乐》中将马伯乐的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于纸上，战时的萧红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暴露通过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充分地体现出来。通过对马伯乐形象的塑造，萧红对当时部分民众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揭露，战时这种国民劣根性的存在更加加深了人们的苦难。
全面抗战时期萧红小说创作，对于人们战时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国民性的暴露中涵盖着深深的苦难。因此，人们的麻木、愚钝、封建、保守的传统思维和处事方式，在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年代里更是雪上加霜了。萧红以一种冷静的笔调对战争进行着深刻的揭露。
注释：
[1]錢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44页。
[2]萧红：《萧红全集》（上），第372页。
[3]萧红：《萧红全集》（上），第358页。
[4]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24页。
[5]萧红：《萧红全集》（上），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第444页。
[6]萧红：《萧红全集》（上），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第423页。
参考文献：
[2]萧红：《萧红全集》（上、下），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萧红小说；苦难
作者简介：陈加林（1992-），重庆人，汉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大地到处弥漫着硝烟。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提出的口号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1]，鼓励着作家们深入现实生活，文学在此时充当了时代的号角，英雄主义的调子贯穿大多数作家创作的始终。萧红这一时期创作没有跟随文坛的主流，她创作的小说，是通过对身处于战争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的描述来表现战争对人们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创伤，从侧面反映战争的无情与残酷。
一、战争苦难的生活化
萧红的战时苦难书写体现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她在战争书写的小说中没有轰轰烈烈地战争场面的描绘，有的只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战时的日常生活写照，凸显他们在战争苦难中心理创伤和肉体摧残。萧红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悲苦的、受迫害的人物形象，父母念子失子几乎疯癫的程度，儿童在战争中天真童心的丧失和生命的被剥夺，战争中恋人的生离死别的情景，战争中人性的揭露。
《汾河的圆月》《旷野的呼喊》从父母对其子的思念，揭示了战争给人们造成家庭的分崩离析。《汾河的圆月》中母亲失去儿子，孩子小玉失去了在兵营中的父亲，而后小玉的母亲又改嫁，家中只剩下孤苦的祖孙女二人，失去儿子后的母亲疯癫，一直念叨着，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日寇的入侵，此文虽没有正面战场的出现，可是战争的硝烟却依旧在。《旷野的呼喊》里父母思念儿子，在日常生活中颠三倒四，“儿子走了两夜，第一夜还算安安静静地过来了，第二夜忽然就可怕起来。他通夜坐着，抽着烟，拉着衣襟，扫着炕沿。上半夜嘴里任意叨叨着，随便想起什么来就说什么。”[2]陈姑妈也同样是时时刻刻念着儿子，她在做饭时候的神游，把豆油和棉花籽油搞混淆，直至吃了棉花籽油的陈公公也依旧未能发现。萧红从日常生活、人物之间的对话、环境的描写把战争造成日常生活的苦难充分地展现了出来，简直是此时无硝烟更甚于硝烟的境界。
《孩子的讲演》中的王根只是一个小孩子，在战争中他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他离开了家人去服务团当了勤务，他的父亲让他回家，他坚决不回，“打鬼子不分男女老幼，”[3]他的讲演赢得了大众的认可，可在一瞬之间，他成长了，变成了一个小大人，其实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夜里他依旧害怕着。战争剥夺了孩子童真、害怕、胆怯的天性。同样，在《莲花池》中对孩子的叙述，亦是在战争的背景当中，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本就十分的艰难，而日本人却硬生生地剥夺了祖孙二人的生活，甚至是孩子的生命。本已是清贫的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可是战争却将二人天人永隔。萧红凭借自己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思维，将战争的苦难充分的揭露了出来，侧重表现战争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苦难，形成了萧红抗战文学独特的风格。
二、战时国民性问题的揭露
1902年，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1907年，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提出“国民性”的概念，他对“国民性”进行了探索。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始，他始终抓住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魯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二萧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萧曾向鲁迅请教应该怎样创作，鲁迅对其二人的回答是：“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4]萧红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她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深深地抓住国民劣根性的部分进行暴露。在全面抗战这一时期，萧红创作的作品不仅直接表现了在战争中人们生存的苦难，而且继承了鲁迅国民劣根性书写的萧红，通过自己流亡的生命体验，对战争中人们生活的细致观察，抓住了国民劣根性的特点加以描述，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国民劣根性从而又加重了人们的苦难。
萧红1939年7月创作的小说《山下》的主人公林姑娘在下江人家里干活，林姑娘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源自于下江人对林姑娘的雇用与否。林姑娘家里的好日子终结于林姑娘的生病。此时，王丫头不愿意帮林姑娘的忙的原因在于之前林姑娘在她面前风光过，心里妒忌。此外，林姑娘的母亲在林姑娘生病之际趁机想在下江人家里捞到更多的好处，与下江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也进一步揭示了人性自私的一面。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战争的背景下通过自身的流亡体验，遥望故土之思，为呼兰河这座小城所作的传记。萧红对呼兰河这座小城里的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物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行描述，充分地将人物麻木的思想以及愚蠢的行为等国民劣根性呈现在读者眼前。《呼兰河传》虽然没有对战争的描述，但是它是在战时写成的，萧红亲身经历着战争，对于苦难有着深刻的体味。萧红回望故土呼兰河，对呼兰城里人们麻木、封建、保守的国民劣根性生动形象的刻画于纸上。在《呼兰河传》里对“大泥坑”情节的叙述，对大泥坑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之后，接着围绕大泥坑叙述人们在大泥坑周边发生的一些“琐事”：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下雨天过泥坑的谨慎、瘟猪变淹猪等。通过这些事件的表现，把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思想充分地展现出来了。萧红给读者呈现的是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人们的思想的封建与精神的麻木。同样，在呼兰城这座小城的风俗习惯里，“跳大神”、“唱秧歌”深刻地体现了小城人们的群体性的愚昧与无知。 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中的马伯乐在一个无处安宁的乱世之中，他愚昧、虚伪、懒惰、消极且又自私自利。马伯乐的愚昧表现在自己生病时多吸几支烟，孩子生病给他们吃饼干，而不是去看医生吃药，萧红将马伯乐的封建愚昧充分地揭露了出来。马伯乐在上海逃难期间把他的懒惰发挥到了极致，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洗，他的筷子也越用越细，因为他不洗，每次都是刮。同时马伯乐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小说中写到有一次车夫把马伯乐的父亲送到家之后，自己倒下了，于是马伯乐主张把车夫送到附近的医院去，马伯乐的父亲说是外国人的医院，花费很高，马伯乐却这样说，“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有停尸室。”[5]在这件事情上深刻地刻画出了马伯乐的自私自利，他在对待自己家人的时候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在火车站逃难的关键时刻，马伯乐抛下了太太和孩子，自己一个人先跑的没了踪影。马伯乐还是一个消极悲观、遇事举起不定的一个人，他的消极悲观体现在那句“到那时候可怎么办？”[6]萧红在小说《马伯乐》中将马伯乐的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于纸上，战时的萧红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暴露通过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充分地体现出来。通过对马伯乐形象的塑造，萧红对当时部分民众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揭露，战时这种国民劣根性的存在更加加深了人们的苦难。
全面抗战时期萧红小说创作，对于人们战时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国民性的暴露中涵盖着深深的苦难。因此，人们的麻木、愚钝、封建、保守的传统思维和处事方式，在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年代里更是雪上加霜了。萧红以一种冷静的笔调对战争进行着深刻的揭露。
注释：
[1]錢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44页。
[2]萧红：《萧红全集》（上），第372页。
[3]萧红：《萧红全集》（上），第358页。
[4]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24页。
[5]萧红：《萧红全集》（上），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第444页。
[6]萧红：《萧红全集》（上），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第423页。
参考文献：
[2]萧红：《萧红全集》（上、下），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