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意味着共同目标的建构。治理理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和发展,不仅表现为学术角度的语源学考察、官僚制的历史主义考察和秩序价值的探讨,而且表现为以回应和民营化为手段、旨在提升公共参与水平和政府绩效的政府再造实践。在国家治理正式登场前,当代中国各地兴起了各种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但非制度化的动力机制使其往往难以为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正式登场,其方法论价值主要表现在运作环境、目标体系、作用领域、推进策略和技术平台等方面;作为方法论的国家治理的限度体现在将治理局限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层面,局限于作为激活既有制度体系的发展空间的运作手段层面,局限于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层面。要突破把治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将其视为技术、手段、目标和战略思想的综合,注重从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入手,就有可能实现治理优化制度、治理发展制度、治理成功制度的中国式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