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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原名张象鼎，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时被捕入狱，1928年3月由山西同乡会通过当时的财政总长董士恩出面保释而出狱。
《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总编辑——天津市政府宣传科长
张象鼎出狱后到了天津。在狱中丢掉了中共组织关系，他急于接上，心中焦急苦闷。这时，他得到弟弟张彝鼎的消息。张彝鼎在张象鼎来北京之前，就被清华大学保送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参加了国民党，回国后，当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象鼎为兄弟二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感叹不已。几处惆怅聚心头，他拿起毛笔写下了自己的字“友彝”。父亲给他起名象鼎，字“有仪”。兄弟俩离开老家去省城太原时，他决心好好照顾弟弟，把“有仪”改为谐音的“友彝”，以明心志。现在，他把“彝”字圈掉，改为音相近的“渔”，决心改名“友渔”，以志宁可过钓鱼、打柴人的清贫生活，也不到反动政府的名利场当过客。象鼎这个名字，他也决定不用了。在革命事业中，甘做一名小卒，不一定如“象鼎”之大器。从此，他把张友渔这个名字沿用下来。
张友渔在天津积极寻找中共组织关系的同时，设法为自己弄到了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在京津通讯社当了编辑。
在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中文报纸和通讯社关于北伐战争的很多真实情况一般很难弄到手。张友渔把日本报纸上关于北伐战争的报道翻译成中文稿，受到各报的热烈欢迎。但是，对北伐战争的消息报道得越真切，军阀政府越恼火。统治天津的军阀——直鲁联军头目褚玉璞，看到有关北伐胜利的消息大都来自“京津通讯社讯”，就把报纸扔到地上：“他妈的!这个京津通讯社是什么人在办?老子非封了它不可!”天津军阀政府里有京津通讯社老板陆少游的熟人，赶紧把褚玉璞发火的情况告诉了陆少游。陆少游十分害怕，他很为难地把这一情况告诉张友渔。张友渔立刻说：“少游兄不必为难。为保京津通讯社，我张友渔离开。他褚玉璞来找茬儿就找不到了。”陆少游眼巴巴地看着张友渔离开了京津通讯社。
天津的汉文《泰晤士报》老板熊少豪想再出一张《泰晤士晚报》，正在物色晚报的总编辑，便立刻把张友渔请来任《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馆址在法租界，军阀政府不能管租界里的事。张友渔可以在《泰晤士晚报》上任意发表军阀不爱看的文章。越登军阀不爱看的北伐进军的消息，《泰晤士晚报》的社会地位越高。张作霖在回沈阳的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日本向中国人封锁。张友渔从日本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翻译出来，在《泰晤士晚报》上以显著位置、大字标题登了出来，轰动了整个天津。《泰晤士晚报》名声大振，销量大增。张友渔在天津新闻界也轰动一时。
这时，张友渔通过几个月的奔波辗转，终于在1928年6月里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他在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下，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和掩护、救助中共党员的工作。
就在张友渔精神振奋地忙于中共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找张友渔，他就是天津市市长南桂馨。这时的天津市已在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阎锡山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委任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南桂馨为天津市市长。南桂馨在山西的“五四”运动中就认识了当时是山西省学联负责人之一的张象鼎。张象鼎到了北京，南桂馨也在北京，作阎锡山驻北京的秘密代表，住在东交民巷。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中，张象鼎曾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去做他的工作，和他联系多次。南桂馨一直认为张象鼎是个有为之士。他来天津市当市长后，认为阎锡山在新闻界的力量还不够强，山西派的报纸在天津市影响不大，因此，急于加强阎锡山派在天津报界的力量。有人向他报告说：“在报界很出名的张友渔，就是山西省的那个张象鼎，现在是《泰晤士晚报》的总编辑。”南桂馨听了非常高兴，他决定去找张友渔，利用张友渔的才干及在报界的影响，为阎锡山在报界开辟新局面。
南桂馨在天津市政府接管《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晚报》时，亲自来《泰晤士报》馆，和张友渔见了面，让张友渔从《泰晤士晚报》总编辑的位置，换到《泰晤士报》总编辑的位置上。没过多久，南桂馨又让张友渔暂时离开报界，给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当秘书，随后又调他到天津市政府当宣传科长，主管全市宣传工作。
天津市政府给张友渔准备了宽敞的房间。张友渔不仅在里头办公，还干脆住了进去。他表现得很活跃，很健谈，每天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之后，广泛和记者交谈。天津市政府的宣传科，每天热热闹闹，记者来来往往。谁也不知道在来访的人当中，竟有张友渔安排来谈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中共地下组织派来的重要使者。和张友渔在北京一同办过《国民晚报》的中共秘密党员武竞天也来到天津，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张友渔立刻批准了他递到宣传科来的“申报成立通讯社的请示”。武竞天成了这个通讯社的负责人，名正言顺地在天津市各机关、各部门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他与各机关、各部门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头，传递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奉命筹办“自新院”
1930年3月的一天，张友渔在接待一些客人，当他起身倒水时，有个“来访者”抢过暖壶为他倒水，并趁机凑近他悄声说了几句话。等客人散走时，张友渔和这个人并肩走了几步。这个人传达给他一个命令，中共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的廖平化要见他，有要事商谈。张友渔按指定的时间在办公室等，廖平化按时来到，开门见山地通知张友渔“监狱里的同志已开始绝食斗争。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在营救斗争中完成一件特殊任务，把一部分同志救出监狱。”他和张友渔分析了天津市各监狱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认为可以从这方面作文章。当时，各省市关押犯人，一般采取两种处置措施：“罪行”重的，投入监狱；“罪行”轻的，关进另外设置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蒋介石统治区叫“反省院”，在阎锡山统治区叫“自新院”。阎锡山政权在天津市还没有建立“自新院”这类机构，轻、重犯人一律关在监狱里。廖平化和张友渔商量，用他科长的身份改进市政府的工作，想办法让天津市政府也成立一个“自新院”，把一些同志从监狱转到“自新院”，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存革命力量，至于下一步如何营救，要看这一步进展情况再作计议。廖平化走后，张友渔又仔细认真地考虑了自己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他就去找新换的市长崔廷献，先谈了一阵宣传和社会工作，最后对崔廷献说：“监狱犯人绝食闹事，社会不安定，报界很注意。市长不可掉以轻心。我不是直接管司法的，但有个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崔廷献说：“快请直言。”
张友渔说：“我们市的监狱，重罪犯人和罪行轻的犯人关在一起，实在不好管理。就拿犯人绝食来说，多数犯人还不是被少数重罪犯煽动起来的?如果按罪行轻重，把犯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做工作了。山西省搞的那种‘自新院’就很好。”崔廷献一边很用心地听，一边想，阎锡山在山西的治理有他的一套办法，天津市应该以山西为楷模，不能离阎锡山的要求太远了。想到这里，便对张友渔说：“张科长所言极是，现在就要抓紧办理，不宜再拖延时日，先成立临时自新院吧!”崔廷献接着说：“建立临时自新院的事，我忙不过来，一时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委托你去办，请你多辛苦辛苦。”张友渔喜出望外，忙说：“市长既然有话，我当尽力为之。”
张友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反复思索：要建立临时自新院，需要先了解清楚监狱里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多少人，都判了什么刑，有哪些人可以先安排到临时的自新院。要弄清这些情况，最好亲自到监狱里去一趟。想来想去，他找公安局长曾延毅去了。
曾延毅见市政府里的著名干将张友渔光临，忙起身迎接说：“失迎，失迎，什么风把张科长吹来啦?”
张友渔说：“刚才在市长那里，说到监狱里的政治犯在绝食。市长认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让报界捅出去，会影响社会安定的。”他又谈了崔廷献责成他办理临时自新院的事，然后说：“这事，非有老兄通力合作不可。你看我们有无必要先到监狱里视察一下?”曾延毅一听是市长布置下来的事，忙说：“那再好不过了。”
第二天，张友渔先看了政治犯全部名册和判刑期限，又听了典狱长详细汇报的情况，心中已经有个大概的数了。典狱长恭请张友渔、曾延毅到牢房视察。视察分成两路，由张友渔、曾延毅分头各去一路。张友渔到牢房时，犯人们已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视下列队肃立着。牢房里，阴暗潮湿，炕上的薄被一个紧挨一个。一个被子只不过占一尺多地方。可见，抓来的人太多了。刑讯室里摆着老虎凳、杠子、棍棒、皮鞭、烙铁等刑具。张友渔仿佛看到自己的同志正在受刑，内心十分痛苦。他表面上作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慢步走到犯人的队伍前。典狱长训了几句话，随后是犯人代表讲话……
在监狱里，张友渔看到了薄一波，却没有看到中共天津地下市委书记傅懋功。傅懋功在曾延毅视察的那片牢房里。视察回来，在汽车里，张友渔对曾延毅说：“政治犯的待遇确实应该改善，这方面请曾局长费心了。市长交办的建临时自新院的事情，我抓紧去办，还望曾局长大力协助。”
张友渔在天津市二区(原来是奥租界的地方)选中一座小洋楼，里头有二十来个房间，幽雅、安静，适于休养。他决定把临时自新院建在这里，派人迅速收拾干净，每间屋里摆两张单人铁床，铺上干净被褥。楼里还设了个图书室，订了全国各大报纸，还买进了不少书刊。关于临时自新院院长的人选，张友渔费了很大脑筋。为了便于营救工作，他原想自己兼任院长。后来又觉不妥，容易暴露。为了加上一层保护色，他物色了一个很理想的人：一个信仰佛教的老知识分子，叫周克昌。周克昌当院长，张友渔兼副院长。张友渔最满意周克昌的地方是，他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仇视共产党。他若赞成共产党，把临时自新院办得有了“红”色，容易被人识破临时自新院的真正作用和性质；他不仇视共产党，就减少了监视和告密的敌对力量，便于张友渔在临时自新院里进行活动。临时自新院的管理人员，张友渔也颇费苦心地安置了一个教导员、一个文书、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这个教导员至关重要。张友渔找了一个同情共产党而又比较老练的人。文书、事务员和会计这三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门口站岗的警察，一般不进洋楼，只在门外站岗值班，换岗就离开。连伙食标准，张友渔也订好了，一日三餐大米白面。从选地址、安排住房设备，到组织工作人员、规定制度，都是张友渔亲自奔波料理，马不停蹄地忙了十几天，一切便都就绪了。
一天早晨，两辆囚车开到了小楼门口。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等三十多个被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中共秘密党员从囚车里出来，进了小楼。他们边走边观察这个临时自新院，看到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发现有图书室，却没有发现看守，楼里竟可自由活动。他们马上组织了秘密会议，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选薄一波为书记。每天应付两个为时很短的学习活动：一个是学习三民主义；一个是听周克昌讲佛学。这两项学习是张友渔为应付天津市政府或公安局检查而设立的，是临时自新院教育犯人“自新”的点缀。这些秘密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精心安排，深受感动。他们每天可以从图书室看到当天报纸，看到书刊。他们研究形势，钻研马列主义，休养身体，为今后走出这座小洋楼，重新投入革命斗争做积极的准备。
被判重刑的傅懋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没能转到临时自新院来。张友渔想等一段时间，把临时自新院的人放出去以后，就可以把监狱里的同志再转一批到临时自新院。这时候，他由于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张友渔的未婚妻韩桂琴日夜护理着张友渔。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张友渔的病情很快好转了。韩桂琴说：“我该走了。”两人相约过些天再会面。
“自省院”突然撤销
张友渔想办法放出临时自新院的同志、把关押在监狱的同志再转一批到临时自新院的计划还没实现，天津政局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济深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成立一个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在津浦路、平汉路同蒋介石的军队开了火。蒋介石联合张学良，从山海关进兵，从后面打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招架不住了，扩大会议另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垮了台。阎锡山把北平、天津的政权无条件地和平交给蒋介石、张学良。眼看山西派的天津市政权要易手张学良，张友渔估计自己快从科长的位置上下台了。可是，临时自新院里关着的同志还没有救出来，这使他非常着急。无论如何也要在自己下台前把临时自新院里的同志放出去。应该怎么放才稳妥?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夜没睡。到了天明，他已想好了营救办法。
阎锡山的天津市政府，已经完全陷入低沉颓丧的气氛中。清早刚上班，张友渔就来到市长办公室。崔廷献屋里满地纸片，几个机要秘书正匆匆忙忙地清理着文件。崔廷献见张友渔进来，就用一种听取张友渔报告消息的神色等着他开口。张友渔却站在屋中央环顾四周，欲言又止。崔廷献马上示意秘书回避。张友渔说：“形势急转直下，是原来不曾料到的。我们山西派不得不撤退，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输给蒋介石和张学良。市长，要想办法，不能老老实实地让张学良白捡便宜。”崔廷献长叹一声，灰心丧气地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还来得及想什么办法?”他长吁短叹地谈了阎锡山的失误，自己的失利，还有对蒋介石、张学良的仇恨。张友渔乘机说：“我们是被蒋介石、张学良赶下台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经营好了的天津市就这样拱手送给他们。譬如说，我们抓了那么多共产党关在监狱和自新院，张学良费了什么气力了?我们白白把这些共产党交给张学良去杀，给他这个便宜，对我们山西派有什么好处?不如把这些共产党放了，让他们跟蒋介石、张学良作对，对我们山西派还有好处!”崔廷献听了，眼睛一亮，脸上有了笑意，说了一句：“是这个道理。”随后又很犯愁地说：“要想把监狱的犯人放了可不容易，让张学良抓住把柄，麻烦就大了。”张友渔说：“临时自新院又不是正式机构，用不着向张学良他们的人办什么移交，我们自己撤销就行了。”崔廷献说：“这个倒是可以办。”张友渔紧接着说：“事不宜迟。临时自新院是市长亲自交我办起来的，现在我抓紧去撤销，在张学良的人到来之前就让这个临时自新院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天津市消失，请市长放心。”崔廷献说：“对，还是你去办。”他又沉思了一下说：“万一追查起来，有个手续也好。你赶紧找临时自新院院长周克昌写个书面报告给我，说里头的犯人表现不错，可以释放。我批一下，手续就齐全了。说明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在张学良的手伸到天津来之前随意撤销的。”张友渔立刻办了手续，请院长周克昌召集关在这里的三十多人，宣读了市长批准撤销临时自新院的决定。薄一波等秘密共产党员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阎锡山下野、张学良的人即将来津的消息，今天又看到张友渔往这里奔波，心中已明白党组织正在抓紧营救这里的秘密党员。他们以一种极其热烈的眼光看着张友渔，虽默默无语，但彼此所得到的理解与鼓励却胜过千言万语。最后，张友渔兴奋地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全部被释放啦!赶快走吧!”他们之中很多人一下子流出了眼泪。张友渔的眼睛也湿润了。此刻，他仍不能流露太多感情，急转过身，命令临时自新院的工作人员也赶快撤离。走出临时自新院门口时，他命令门口站岗的警察摘下临时自新院的牌子，撤岗。他最后看了一眼小洋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里头的三十多个中共秘密党员，并没有一下子涌出这座小楼。党支部书记薄一波迅速召集了一个紧急短会：要充分作好被张学良政权追查的准备，要迅速隐蔽，按党支部原来的方案，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五分钟后，被囚禁的人全部走光。
张友渔回到乱糟糟的天津市政府，不少人正匆匆忙忙地往外扛箱子、运行李。张友渔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计划，知道事情迟早会被张学良的人发现，便立即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天津市政府，直奔法租界六国饭店。他已事先报告过中共地下组织：完成营救任务后进入六国饭店。
第二天，张学良军队的代表进驻天津市政府。
张学良的人一时还没有发现自新院撤销的事，倒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发现了。临时自新院忽然没了，宣传科长张友渔也不见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刘不同认定撤掉临时自新院是张友渔干的，派人去天津市政府寻找张友渔也没找到。刘不同大怒，扬言非抓张友渔不可。
六国饭店里，有人轻叩张友渔房间的门。张友渔打开门，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来和张友渔联系的人。来人压低声音对张友渔说：“刘不同要抓你了。组织上决定派你迅速去日本。”张友渔立即准备动身。他算计了一下，他两年攒下的薪水，节省着用，除了去日本的旅费，还可够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张友渔提着一个衣箱直奔火车站。当刘不同派人在天津市里四处搜寻他时，他已经到了塘沽。这时已是深夜了，他连夜奔赴码头。最早去日本的一艘轮船是“长城丸号”日本货船，他就搭上了这艘货船。没坐多久，轮船的汽笛长鸣，巨大的船身徐徐离开了码头。张友渔急急走出船舱，站在甲板上，无限留恋地望着茫茫浓雾笼罩着的码头。他猛然想起和韩桂琴约好过些天会面。现在，连通知她一声都来不及了。他感到失落与惆怅。
( 责编 郄 智 )
《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总编辑——天津市政府宣传科长
张象鼎出狱后到了天津。在狱中丢掉了中共组织关系，他急于接上，心中焦急苦闷。这时，他得到弟弟张彝鼎的消息。张彝鼎在张象鼎来北京之前，就被清华大学保送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参加了国民党，回国后，当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象鼎为兄弟二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感叹不已。几处惆怅聚心头，他拿起毛笔写下了自己的字“友彝”。父亲给他起名象鼎，字“有仪”。兄弟俩离开老家去省城太原时，他决心好好照顾弟弟，把“有仪”改为谐音的“友彝”，以明心志。现在，他把“彝”字圈掉，改为音相近的“渔”，决心改名“友渔”，以志宁可过钓鱼、打柴人的清贫生活，也不到反动政府的名利场当过客。象鼎这个名字，他也决定不用了。在革命事业中，甘做一名小卒，不一定如“象鼎”之大器。从此，他把张友渔这个名字沿用下来。
张友渔在天津积极寻找中共组织关系的同时，设法为自己弄到了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在京津通讯社当了编辑。
在军阀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中文报纸和通讯社关于北伐战争的很多真实情况一般很难弄到手。张友渔把日本报纸上关于北伐战争的报道翻译成中文稿，受到各报的热烈欢迎。但是，对北伐战争的消息报道得越真切，军阀政府越恼火。统治天津的军阀——直鲁联军头目褚玉璞，看到有关北伐胜利的消息大都来自“京津通讯社讯”，就把报纸扔到地上：“他妈的!这个京津通讯社是什么人在办?老子非封了它不可!”天津军阀政府里有京津通讯社老板陆少游的熟人，赶紧把褚玉璞发火的情况告诉了陆少游。陆少游十分害怕，他很为难地把这一情况告诉张友渔。张友渔立刻说：“少游兄不必为难。为保京津通讯社，我张友渔离开。他褚玉璞来找茬儿就找不到了。”陆少游眼巴巴地看着张友渔离开了京津通讯社。
天津的汉文《泰晤士报》老板熊少豪想再出一张《泰晤士晚报》，正在物色晚报的总编辑，便立刻把张友渔请来任《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馆址在法租界，军阀政府不能管租界里的事。张友渔可以在《泰晤士晚报》上任意发表军阀不爱看的文章。越登军阀不爱看的北伐进军的消息，《泰晤士晚报》的社会地位越高。张作霖在回沈阳的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日本向中国人封锁。张友渔从日本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翻译出来，在《泰晤士晚报》上以显著位置、大字标题登了出来，轰动了整个天津。《泰晤士晚报》名声大振，销量大增。张友渔在天津新闻界也轰动一时。
这时，张友渔通过几个月的奔波辗转，终于在1928年6月里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他在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下，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和掩护、救助中共党员的工作。
就在张友渔精神振奋地忙于中共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找张友渔，他就是天津市市长南桂馨。这时的天津市已在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阎锡山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委任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南桂馨为天津市市长。南桂馨在山西的“五四”运动中就认识了当时是山西省学联负责人之一的张象鼎。张象鼎到了北京，南桂馨也在北京，作阎锡山驻北京的秘密代表，住在东交民巷。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中，张象鼎曾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去做他的工作，和他联系多次。南桂馨一直认为张象鼎是个有为之士。他来天津市当市长后，认为阎锡山在新闻界的力量还不够强，山西派的报纸在天津市影响不大，因此，急于加强阎锡山派在天津报界的力量。有人向他报告说：“在报界很出名的张友渔，就是山西省的那个张象鼎，现在是《泰晤士晚报》的总编辑。”南桂馨听了非常高兴，他决定去找张友渔，利用张友渔的才干及在报界的影响，为阎锡山在报界开辟新局面。
南桂馨在天津市政府接管《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晚报》时，亲自来《泰晤士报》馆，和张友渔见了面，让张友渔从《泰晤士晚报》总编辑的位置，换到《泰晤士报》总编辑的位置上。没过多久，南桂馨又让张友渔暂时离开报界，给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当秘书，随后又调他到天津市政府当宣传科长，主管全市宣传工作。
天津市政府给张友渔准备了宽敞的房间。张友渔不仅在里头办公，还干脆住了进去。他表现得很活跃，很健谈，每天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之后，广泛和记者交谈。天津市政府的宣传科，每天热热闹闹，记者来来往往。谁也不知道在来访的人当中，竟有张友渔安排来谈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中共地下组织派来的重要使者。和张友渔在北京一同办过《国民晚报》的中共秘密党员武竞天也来到天津，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张友渔立刻批准了他递到宣传科来的“申报成立通讯社的请示”。武竞天成了这个通讯社的负责人，名正言顺地在天津市各机关、各部门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他与各机关、各部门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头，传递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奉命筹办“自新院”
1930年3月的一天，张友渔在接待一些客人，当他起身倒水时，有个“来访者”抢过暖壶为他倒水，并趁机凑近他悄声说了几句话。等客人散走时，张友渔和这个人并肩走了几步。这个人传达给他一个命令，中共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的廖平化要见他，有要事商谈。张友渔按指定的时间在办公室等，廖平化按时来到，开门见山地通知张友渔“监狱里的同志已开始绝食斗争。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在营救斗争中完成一件特殊任务，把一部分同志救出监狱。”他和张友渔分析了天津市各监狱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认为可以从这方面作文章。当时，各省市关押犯人，一般采取两种处置措施：“罪行”重的，投入监狱；“罪行”轻的，关进另外设置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蒋介石统治区叫“反省院”，在阎锡山统治区叫“自新院”。阎锡山政权在天津市还没有建立“自新院”这类机构，轻、重犯人一律关在监狱里。廖平化和张友渔商量，用他科长的身份改进市政府的工作，想办法让天津市政府也成立一个“自新院”，把一些同志从监狱转到“自新院”，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存革命力量，至于下一步如何营救，要看这一步进展情况再作计议。廖平化走后，张友渔又仔细认真地考虑了自己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他就去找新换的市长崔廷献，先谈了一阵宣传和社会工作，最后对崔廷献说：“监狱犯人绝食闹事，社会不安定，报界很注意。市长不可掉以轻心。我不是直接管司法的，但有个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崔廷献说：“快请直言。”
张友渔说：“我们市的监狱，重罪犯人和罪行轻的犯人关在一起，实在不好管理。就拿犯人绝食来说，多数犯人还不是被少数重罪犯煽动起来的?如果按罪行轻重，把犯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做工作了。山西省搞的那种‘自新院’就很好。”崔廷献一边很用心地听，一边想，阎锡山在山西的治理有他的一套办法，天津市应该以山西为楷模，不能离阎锡山的要求太远了。想到这里，便对张友渔说：“张科长所言极是，现在就要抓紧办理，不宜再拖延时日，先成立临时自新院吧!”崔廷献接着说：“建立临时自新院的事，我忙不过来，一时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委托你去办，请你多辛苦辛苦。”张友渔喜出望外，忙说：“市长既然有话，我当尽力为之。”
张友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反复思索：要建立临时自新院，需要先了解清楚监狱里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多少人，都判了什么刑，有哪些人可以先安排到临时的自新院。要弄清这些情况，最好亲自到监狱里去一趟。想来想去，他找公安局长曾延毅去了。
曾延毅见市政府里的著名干将张友渔光临，忙起身迎接说：“失迎，失迎，什么风把张科长吹来啦?”
张友渔说：“刚才在市长那里，说到监狱里的政治犯在绝食。市长认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让报界捅出去，会影响社会安定的。”他又谈了崔廷献责成他办理临时自新院的事，然后说：“这事，非有老兄通力合作不可。你看我们有无必要先到监狱里视察一下?”曾延毅一听是市长布置下来的事，忙说：“那再好不过了。”
第二天，张友渔先看了政治犯全部名册和判刑期限，又听了典狱长详细汇报的情况，心中已经有个大概的数了。典狱长恭请张友渔、曾延毅到牢房视察。视察分成两路，由张友渔、曾延毅分头各去一路。张友渔到牢房时，犯人们已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视下列队肃立着。牢房里，阴暗潮湿，炕上的薄被一个紧挨一个。一个被子只不过占一尺多地方。可见，抓来的人太多了。刑讯室里摆着老虎凳、杠子、棍棒、皮鞭、烙铁等刑具。张友渔仿佛看到自己的同志正在受刑，内心十分痛苦。他表面上作出一副冷漠的样子，慢步走到犯人的队伍前。典狱长训了几句话，随后是犯人代表讲话……
在监狱里，张友渔看到了薄一波，却没有看到中共天津地下市委书记傅懋功。傅懋功在曾延毅视察的那片牢房里。视察回来，在汽车里，张友渔对曾延毅说：“政治犯的待遇确实应该改善，这方面请曾局长费心了。市长交办的建临时自新院的事情，我抓紧去办，还望曾局长大力协助。”
张友渔在天津市二区(原来是奥租界的地方)选中一座小洋楼，里头有二十来个房间，幽雅、安静，适于休养。他决定把临时自新院建在这里，派人迅速收拾干净，每间屋里摆两张单人铁床，铺上干净被褥。楼里还设了个图书室，订了全国各大报纸，还买进了不少书刊。关于临时自新院院长的人选，张友渔费了很大脑筋。为了便于营救工作，他原想自己兼任院长。后来又觉不妥，容易暴露。为了加上一层保护色，他物色了一个很理想的人：一个信仰佛教的老知识分子，叫周克昌。周克昌当院长，张友渔兼副院长。张友渔最满意周克昌的地方是，他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仇视共产党。他若赞成共产党，把临时自新院办得有了“红”色，容易被人识破临时自新院的真正作用和性质；他不仇视共产党，就减少了监视和告密的敌对力量，便于张友渔在临时自新院里进行活动。临时自新院的管理人员，张友渔也颇费苦心地安置了一个教导员、一个文书、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这个教导员至关重要。张友渔找了一个同情共产党而又比较老练的人。文书、事务员和会计这三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门口站岗的警察，一般不进洋楼，只在门外站岗值班，换岗就离开。连伙食标准，张友渔也订好了，一日三餐大米白面。从选地址、安排住房设备，到组织工作人员、规定制度，都是张友渔亲自奔波料理，马不停蹄地忙了十几天，一切便都就绪了。
一天早晨，两辆囚车开到了小楼门口。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等三十多个被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中共秘密党员从囚车里出来，进了小楼。他们边走边观察这个临时自新院，看到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发现有图书室，却没有发现看守，楼里竟可自由活动。他们马上组织了秘密会议，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选薄一波为书记。每天应付两个为时很短的学习活动：一个是学习三民主义；一个是听周克昌讲佛学。这两项学习是张友渔为应付天津市政府或公安局检查而设立的，是临时自新院教育犯人“自新”的点缀。这些秘密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精心安排，深受感动。他们每天可以从图书室看到当天报纸，看到书刊。他们研究形势，钻研马列主义，休养身体，为今后走出这座小洋楼，重新投入革命斗争做积极的准备。
被判重刑的傅懋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没能转到临时自新院来。张友渔想等一段时间，把临时自新院的人放出去以后，就可以把监狱里的同志再转一批到临时自新院。这时候，他由于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张友渔的未婚妻韩桂琴日夜护理着张友渔。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张友渔的病情很快好转了。韩桂琴说：“我该走了。”两人相约过些天再会面。
“自省院”突然撤销
张友渔想办法放出临时自新院的同志、把关押在监狱的同志再转一批到临时自新院的计划还没实现，天津政局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济深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成立一个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在津浦路、平汉路同蒋介石的军队开了火。蒋介石联合张学良，从山海关进兵，从后面打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招架不住了，扩大会议另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垮了台。阎锡山把北平、天津的政权无条件地和平交给蒋介石、张学良。眼看山西派的天津市政权要易手张学良，张友渔估计自己快从科长的位置上下台了。可是，临时自新院里关着的同志还没有救出来，这使他非常着急。无论如何也要在自己下台前把临时自新院里的同志放出去。应该怎么放才稳妥?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夜没睡。到了天明，他已想好了营救办法。
阎锡山的天津市政府，已经完全陷入低沉颓丧的气氛中。清早刚上班，张友渔就来到市长办公室。崔廷献屋里满地纸片，几个机要秘书正匆匆忙忙地清理着文件。崔廷献见张友渔进来，就用一种听取张友渔报告消息的神色等着他开口。张友渔却站在屋中央环顾四周，欲言又止。崔廷献马上示意秘书回避。张友渔说：“形势急转直下，是原来不曾料到的。我们山西派不得不撤退，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输给蒋介石和张学良。市长，要想办法，不能老老实实地让张学良白捡便宜。”崔廷献长叹一声，灰心丧气地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还来得及想什么办法?”他长吁短叹地谈了阎锡山的失误，自己的失利，还有对蒋介石、张学良的仇恨。张友渔乘机说：“我们是被蒋介石、张学良赶下台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经营好了的天津市就这样拱手送给他们。譬如说，我们抓了那么多共产党关在监狱和自新院，张学良费了什么气力了?我们白白把这些共产党交给张学良去杀，给他这个便宜，对我们山西派有什么好处?不如把这些共产党放了，让他们跟蒋介石、张学良作对，对我们山西派还有好处!”崔廷献听了，眼睛一亮，脸上有了笑意，说了一句：“是这个道理。”随后又很犯愁地说：“要想把监狱的犯人放了可不容易，让张学良抓住把柄，麻烦就大了。”张友渔说：“临时自新院又不是正式机构，用不着向张学良他们的人办什么移交，我们自己撤销就行了。”崔廷献说：“这个倒是可以办。”张友渔紧接着说：“事不宜迟。临时自新院是市长亲自交我办起来的，现在我抓紧去撤销，在张学良的人到来之前就让这个临时自新院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天津市消失，请市长放心。”崔廷献说：“对，还是你去办。”他又沉思了一下说：“万一追查起来，有个手续也好。你赶紧找临时自新院院长周克昌写个书面报告给我，说里头的犯人表现不错，可以释放。我批一下，手续就齐全了。说明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在张学良的手伸到天津来之前随意撤销的。”张友渔立刻办了手续，请院长周克昌召集关在这里的三十多人，宣读了市长批准撤销临时自新院的决定。薄一波等秘密共产党员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阎锡山下野、张学良的人即将来津的消息，今天又看到张友渔往这里奔波，心中已明白党组织正在抓紧营救这里的秘密党员。他们以一种极其热烈的眼光看着张友渔，虽默默无语，但彼此所得到的理解与鼓励却胜过千言万语。最后，张友渔兴奋地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全部被释放啦!赶快走吧!”他们之中很多人一下子流出了眼泪。张友渔的眼睛也湿润了。此刻，他仍不能流露太多感情，急转过身，命令临时自新院的工作人员也赶快撤离。走出临时自新院门口时，他命令门口站岗的警察摘下临时自新院的牌子，撤岗。他最后看了一眼小洋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里头的三十多个中共秘密党员，并没有一下子涌出这座小楼。党支部书记薄一波迅速召集了一个紧急短会：要充分作好被张学良政权追查的准备，要迅速隐蔽，按党支部原来的方案，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五分钟后，被囚禁的人全部走光。
张友渔回到乱糟糟的天津市政府，不少人正匆匆忙忙地往外扛箱子、运行李。张友渔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计划，知道事情迟早会被张学良的人发现，便立即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天津市政府，直奔法租界六国饭店。他已事先报告过中共地下组织：完成营救任务后进入六国饭店。
第二天，张学良军队的代表进驻天津市政府。
张学良的人一时还没有发现自新院撤销的事，倒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发现了。临时自新院忽然没了，宣传科长张友渔也不见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刘不同认定撤掉临时自新院是张友渔干的，派人去天津市政府寻找张友渔也没找到。刘不同大怒，扬言非抓张友渔不可。
六国饭店里，有人轻叩张友渔房间的门。张友渔打开门，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来和张友渔联系的人。来人压低声音对张友渔说：“刘不同要抓你了。组织上决定派你迅速去日本。”张友渔立即准备动身。他算计了一下，他两年攒下的薪水，节省着用，除了去日本的旅费，还可够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张友渔提着一个衣箱直奔火车站。当刘不同派人在天津市里四处搜寻他时，他已经到了塘沽。这时已是深夜了，他连夜奔赴码头。最早去日本的一艘轮船是“长城丸号”日本货船，他就搭上了这艘货船。没坐多久，轮船的汽笛长鸣，巨大的船身徐徐离开了码头。张友渔急急走出船舱，站在甲板上，无限留恋地望着茫茫浓雾笼罩着的码头。他猛然想起和韩桂琴约好过些天会面。现在，连通知她一声都来不及了。他感到失落与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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