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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Cerro Torre的首登都归于意大利人卡萨瑞·马斯特里和奥地利人托尼·艾格名下，但由于缺乏照片证明及对路线信息描述不清，攀登界对于它的真实性始终存在争论。2005年，我们按照马斯特里宣称的路线从东壁至征服山口，然后上北壁转西北壁，最后沿西山脊登顶，通过实地攀登和拍摄揭开了众多疑点，提出Cerro Torte首登应该是由1974年的意大利Ragni di Lecco登山队完成。他们把路线命名为“风之弧线”，以纪念已故登山家Pepe Chaverri和Teo Plaza。
登山史上空的疑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线，她焕发着亘古不变的耀眼光芒，吸引你参与她的攀登，融入她的历史，于我她就是Cerro Torre北壁。这是一座笼罩在冰风与暴雪中的金色花岗岩尖塔，从底部冰川向上耸起1200米，就像是神话中的圣塔。接近顶端的地方众多冰蘑菇护卫着封存于传说，怀疑与危险中的顶点。
1959年，卡萨瑞·马斯特里宣称自己和搭档托尼·艾格首登了这座山峰，后者在下撤时遇难。他们凭借这一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壮举立刻就被推上神坛。翻开当年的AAJ登山年鉴可以看到如下记述——这次攀登为巴塔哥尼亚的黄金年代画上了句号。在当时，人们确信这就是一条在不可能被攀登的山峰上完成的不可能的路线。
尽管后来一代又一代牛人受到这条路线的启发，获得灵感，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攀登，马斯特里的成就依然具有神话般的地位，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后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就已有人开始怀疑马斯特里的攀登没能完成，然而随后的数十年里，多支攀登队怀着证实或证伪的目的，试图重复这条路线却都铩羽而归。
早在最初攀登Cerro Torre北壁之前我就已感受到了巴塔哥尼亚神秘的吸引力。23年前，我穿越潘帕斯草原，慢慢接近山峰，距离催生了无穷的想像力。旅途要比现今更漫长，路况也差很多，但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风情。在经历了一成不变的辽阔荒野后，湖泊与湍急的河流出现了。羊群在漫步，鸵鸟一听见车声就跑开，美洲驼则漫不经心地瞧着你。在公路的尽头，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就能看到Fitz Roy、Poincenot，Cerro Torre。如果你运气不够好，那就只有想像她们被厚重云层遮挡住的线条。
当我透过云层眺望山峰的时候，山峰也对我施加了魔法，她从此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经历过多次前往Cerro Torre的旅行，如此多的尝试和攀登后——自从我在1983年首次站在顶峰起——她的故事就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不知不觉间关于她的秘密深深嵌入我的头脑中，寻找答案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越来越多的矛盾
1992年10月，Guido Bonvicini，Adriano Cavallaro和我开始了我们对Cerro Torre北壁的首次尝试。我们攀登了大约550米，一直到达“英国内角”的位置，但由于上方的岩壁被雪覆盖，而且一次巨大的雪崩就从我们近旁冲过，于是我们决定下撤。11月我们再次尝试，这次无论是天气还是岩壁都要干净了很多，但只进行到第二天，我们就又招来了好几次暴风雪。
1959年，马斯特里在为《欧洲人》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宣称和艾格，卡萨里诺法瓦一起攀登到了征服山口。通过这里后，他和Egger沿着薄冰面继续上攀，“大风吹来了冰雪，把它们紧密地挤压在北山脊平坦的岩板上。接下来的300米我们都是暴露在空中攀登。”但正如我后来的搭档罗兰多·罗罗·加里波第在2004版的AAJ登山年鉴中所写，“从没有人在这个地方遇到过马斯特里描述的冰况。”
在暴风雪中，我只能看清路线前方十多米远的地方：岩石近乎垂直没有冰面覆盖。当我和伙伴们到达北山脊上的保护站时，等着我们的是一段冰，雪混合路线。我们相信还可以再往上攀登十多米，但顶多如此，不可能更多了。
我很容易相信别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为马斯特里，艾格和法瓦辩护。在酒吧闲聊与公开的讨论中，我都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确实完攀北壁路线的信任，为此我还和马斯特里反对阵营中的旗手，英国攀登杂志《Mountain》的编辑肯·威尔逊发生过激烈争吵。即使在1992年我亲自尝试路线后依然支持他们。
1994年，我和Tommy Bonapace再次尝试了北壁。中午之前，我们攀登到了马斯特里存放器材的地点，这里是距冰川上方300米的三角形雪原的底部，有几段旧路绳，这里也是能够找到的关于马斯特里及其搭档留下的攀登痕迹最高的位置。在那次攀登中Bonapace丢失了安全带，而我也从露营平台上不慎坠落，这暗示了攀登进展不顺很难走得更远。
但我还没有：这条路线依然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过，我对马斯特里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我重读了他对1959年攀登的叙述，并将其与后来攀登过这条路线的攀登者们的文字进行了对比，越来越多的矛盾出现了。
2004年的11月，我结束了Cerro Torre东壁新路线，两个月后庆祝了自己的50岁生日。我对于北壁路线的攀登欲望依然强烈。登山圈子里历来流传着北壁绝不可攀的谣言，我意识到寻找搭档会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兰多·罗罗·加里波第写信给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攀登计划。过去他曾好几次提议我们组队远征巴塔哥尼亚，但我都拒绝了。他比我年轻很多，也强壮很多。而现在当我们再聊起巴塔哥尼亚时，却惊讶地发现，彼此的想法是如此契合。我发觉罗罗不仅热衷于探讨攀登运动的技术层面，他同样渴望体验这项运动带给人心灵上的感悟，这点倒是和我很相像。
Maestri的沉默
罗罗的想法激起了我的兴趣，但我向他坦白自己更愿意尝试马斯特里路线，如果他确实完成过的话。罗罗曾仔细研究过1959年的疑案，并且为AAJ登山年鉴撰写过相关文章，他也考虑过独攀这条路线。有些时候，一些计划之所以没有付诸实施，恰恰是由于人们从没有切实思考过该如何去做。我的提议让他陷入沉思。稍后，他告诉我他估计我们成功的几率大约只有20％－30％，但他愿意加入，虽然持保留意见。
我联系了2004年攀登东壁时的搭档桑德罗·阿莱·贝尔塔米，跟他说了我们的计划，他立马就要求同去。阿莱和我们一样深爱着巴塔哥尼亚，他很高兴又找到一个回去的理由。我和阿莱都住在位于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的小镇平佐洛，距离马斯特里的住处只有10公里，当地媒体知晓我们的目标后试图重新炒作起双方的争吵。
尽管我很急切地想要在路线上寻找1959年攀登的痕迹，但我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完攀这条路线本身。 长久以来我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利用1970年马斯特里在压缩机路线上留下的膨胀岩钉，开辟一条新路线登顶。当年马斯特里重返没有选择再爬北壁，而是去了东南山脊。那次他止步于顶峰下的冰蘑菇群；用一台90公斤的空气动力压缩机全线打了400颗岩钉——这完全背离了他所宣称的1959年攀登的阿尔卑斯方式，这次攀登也成了如今攀登界尽量避免的破坏性风格的反面教材。
2005年10月14日：我和阿莱到达Chalten。十分钟后等到从巴里洛切赶来的罗罗。我们曾一同去过我家乡旁边的岩场，我经常嘲笑他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出的羞涩，但他看上去实在是太有成就，太年轻了，以至于我很难把他想像成登山搭档。我们在电话里没聊上几分钟就熟了，他给我讲了未来的攀登计划。我意识到我们会成为一生的朋友，就算我老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路线。
与我第一次来巴塔哥尼亚时相比，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Fitz Roy底部建立了EI Chalten，如今所有来到这里的汽车，旅馆，住宅、商店，当然还有游客，塞满了你的视线。以前在大本营呆很长时间，除了搭档之外也很难见到其他人，有机会碰上别的攀登者会觉得象遇见亲人一样。
现在这里挤满了人，还有和人一样多的各种规矩。曾经结束一天的攀登后，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讲述各自白天攀登中遇到的状况，顺带吹吹牛，可现在生火明令禁止，可以闲聊的餐馆也已不复存在。曾经需要趟过冰冻的河流接近Fitz Roy，那是所有巴塔哥尼亚传奇的开始，而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跨过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大桥。
当然，只要离开登山队的大本营，穿过一段冰川，那种久违的熟悉的环境就重新回来了。前方的塔群散发着虚幻的光芒，似乎你正在走进的是童话中的王国，在这里，所有的梦想都有实现的可能。
开拓真实的路线
10月15日，进驻Cerro Torre大本营。但第二天黎明就开始下雪，于是我们返回Chalten。期间我们三次回大本营查看雪况，并最终攀登了头四段绳距，固定了三根绳子。11月12日，我们早早出发攀登，夜幕降临前我们已经到达了征服山口上一段小的岩石柱状山体。
陪伴我们的还有马斯特里的故事。攀登过第一块三角形雪原上的岩板后，我们看着右侧的冰烟囱。路线上没有很多冰，但我记得法瓦对这段有如下描述：“积满雪的宽烟囱路段。没有丝毫犹豫，托尼把背包扣在拖吊绳上开始领攀……他的动作就好像一只在空中飞奔的羚羊、流畅、协调。”
这是一段纪念已故伟大攀登者艾格的优美文字，但却不是真相：这段路线的坡度为80－90度，雪不可能堆积在这种类型的烟囱里。然而1999年法瓦出版的《巴塔哥尼亚：梦想破灭之地》一书中他引用艾格的话评价说：“这段不难。”
尽管我们三人讨论了马斯特里和法瓦的故事中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但占去我们更多精力的还是我们用双手，双脚亲自开拓的这条真实的路线。我们来这只是想完成属于自己的路线。我们乐于赋予这段经历更多的意义，而不只是为了反驳马斯特里：这是我们自己的探险，它让我们和这座山峰上的传奇产生了某种联系。
从山坳绳降一小段后我们转到西北壁，发现了一块理想的露营地。虽然之后的岩壁越发陡峭，罗罗依然迅速地上攀，他先锋了西壁上的所有绳距，清理了裂缝中的积雪。我们在下午到达了北山脊边缘处的一个小平台，这里能很好地观察北壁。
罗罗的眼中噙着泪水。我们彼此拥抱，享受着环绕我们的美景。壮丽的大陆冰盖一直延伸向远方的地平线。Torre Egger就矗立在我们眼前，她的首登由美国队完成。往北能看见Cerro San Lorenzo距离我们有两百公里远。头顶上方耸立着险峻令人生畏的北壁，局部为冰雪覆盖。再向上300米就是顶峰。
在我们挖平台准备扎营的时候，从西面吹来了阵阵强风，乌云正在逼近。留下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当晚八点，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下撤，真是令人沮丧的时刻。我们顶着大雪开始绳降。一天后我们到达雪洞，这里没有风雪，只有寂静。天空正逐渐放晴，但高处的风声依然困扰着我们。呆了一天后，我们才启程返回Chalten。
那晚午夜我醒了，阿莱递过来一片干酪和几块饼干。我走出去抽烟。夜空深深感染了我，不知不觉中我哭了出来，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或许要做的就是说服自己，应该对在两天时间里上攀了900米感到满意。
我们取走了留在岩壁上的所有器材，我不想再重复一遍所有工作。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告诉彼此对已经取得的突破十分开心。天空开始落雪，我觉得非常平静，走进屋继续睡觉。
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全醒了。我突然间说了句，“要不我们回去再爬一次?”罗罗率先响应，随后阿莱也兴奋地说“好!”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想像一下，当别人询问你攀登的过程，你能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们因为天气原因放弃了攀登”，这怎么听都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梦想路线的完结
我们进入攀冰路段时，头顶上只有辽阔的蓝天，看不到一片云彩。我们感到双腿充满了力量，不到六个小时就到达上次雪洞的位置。罗罗与我继续攀登前四段绳距，并把我们的三根绳子固定好。阿莱则留在后面挖新雪洞。大约两小时后，罗罗与我结束了工作，回来帮助阿莱完成了我们的新居。
对于巴塔哥尼亚，晴朗的天空与无风的天气通常只在攀登者的梦中出现。此时你惟一担忧的就是暴风雪会在什么时候不请自来，把你拉回残酷的现实。
我们来到了三角形雪原。雪原上面的岩板很陡峭，有些地方很难放保护。但自1992年首次尝试北壁路线后，我对在这里怎么走已了然于心，队伍继续快速攀登着。罗罗始终走在前面，领先我们俩二三十米。但直到我们离开山口上攀了450米后，依然没有找到马斯特里所宣称的当年固定在这段路线上的60颗膨胀钉中的任意一个。
西北壁完全沉浸于暮色中，冻僵的双手让我们感受到了气温的下跌。不断有从接近顶峰处的冰蘑菇群上断开的碎片沿着西北壁往下落。我们很清楚要是不巧被一个完整的冰蘑菇砸中会是什么后果。正前方赫然耸立着Torre Egger，右手边是FitzRoy，左侧则是辽阔的大陆冰盖和绵延起伏的群山。风吹得很急，但夜空中却闪耀着无数星星。
夜晚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甚至成功地睡了一小会；然后在第二天清晨，好天气还在继续，而我们也继续实践着梦想。从已经固定好的路绳。最前端，罗罗又爬了两段。这时岩壁已经近乎垂直。此处只有很少的裂缝可供攀登者利用——压根就不是马斯特里描绘的“周日散步”的情 况。尽管难点很多，罗罗还是平稳移动着，不时放机械塞设置保护。我们在冰蘑菇群间沿“之”形前进攀登到北壁末端——我们梦想多年的那条路线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在最后一个保护站，我和罗罗相拥庆祝，我们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刚刚从禁闭了五十多年的地狱中走出一样。该说说脚下的北壁了，开始的时候是一段完美的冰面：镐尖漂亮支撑住了每次摆荡。随后我们迅速切入1974年Ragni di Lecco路线。现在我们相信他们才是Cerro Torre真正意义上的首登者，而不是马斯特里。在之前所有的尝试及这次成功的攀登中，我们总共走过了北山脊上四分之三的区域，但却没有找到丝毫马斯特里、艾格和法瓦经过的痕迹——惟一能发现的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器材存放处，在遥远的山下。
我知道自己解开了谜题，但这结局却让我伤感。我多么希望回去后可以对别人说，马斯特里和艾格确实登上了顶峰，可以为马斯特里所受的指责辩白，可以证明艾格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为传奇的攀登。但我所发现的却恰恰相反，我解开了这一道谜题，却被置于另一道无法回答的谜题面前，那就是为何马斯特里和法瓦编造了他们的故事?但我这时不可能想太多：因为我们自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大约下午一点，我们攀登到了上方闪闪发光的巨大的蘑菇顶，它并不全由冰或雪覆盖，而是两者交替出现的混合体。冰面下满是气泡，这让我们的冰锥派不上什么用场。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往下钻半米深才能找到硬实的雪层。
经历了四至五个小时的鏖战，我们才完成了冲顶绳距。我们三人交替领攀了多个分段。天空已经阴云密布，风和雪正在赶来的路上，关门时限很快就要降临。但在字典里，“顶峰”的含义指的就是一座山峰的最高点。因此我们只有到了那儿才有资格说自己登顶了。晚上11点15分，我们登上了Cerro Torre顶峰。阿莱提醒我，就在整整一年前，我们也站在同一座顶峰上，那时我们刚刚完成东壁新路线，但这次我们收获了更多的喜悦。
法瓦曾描述过1959年的情形，他看见马斯特里独自一人神情恍惚地走下山来。他迎上前去，却被告知艾格在下撤时遭遇了雪崩，那台记载着他们登顶照片的照相机也和他一起失踪。
罗罗在为AAJ登山年鉴撰写的文章中提出，失去队友的伤痛或许是马斯特里和法瓦编造故事的原因，他引用了法瓦自己说过的一段话：“我们何苦再折磨自己?托尼在失踪前已经以最完美的：阿尔卑斯方式登上了世界上最困难的山峰。
内心的召唤可以驱使人们跨过千山万水的阻隔，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去将梦想实现。与马斯特里、艾格尔及法瓦一样，我们也梦想着能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一条完美路线。很幸运我们做到了，我们不惧怕任何苦难，但我们不能背离真相。
Cerro Torre有两个山口，一个叫希望山口，一个叫征服山口。有些人带着希望离开，就像沃尔特·博纳蒂和Carlo Mauri，他们是1958年第一批尝试攀登Cerro Torre的人，也有些人是为了征服而来，尽管他们所谓的征服也仅仅是虚假的幻象。
为什么马斯特里和法瓦要编造他们的故事?我们回答了自己的疑问，却留下了一个新的疑问，故事永远都不会结束。回家后我收到罗罗的电子邮件，信里他没有谈论山峰和攀登，他只说到我们的友谊，这是我读过的最令人感动的文字。
登山史上空的疑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线，她焕发着亘古不变的耀眼光芒，吸引你参与她的攀登，融入她的历史，于我她就是Cerro Torre北壁。这是一座笼罩在冰风与暴雪中的金色花岗岩尖塔，从底部冰川向上耸起1200米，就像是神话中的圣塔。接近顶端的地方众多冰蘑菇护卫着封存于传说，怀疑与危险中的顶点。
1959年，卡萨瑞·马斯特里宣称自己和搭档托尼·艾格首登了这座山峰，后者在下撤时遇难。他们凭借这一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壮举立刻就被推上神坛。翻开当年的AAJ登山年鉴可以看到如下记述——这次攀登为巴塔哥尼亚的黄金年代画上了句号。在当时，人们确信这就是一条在不可能被攀登的山峰上完成的不可能的路线。
尽管后来一代又一代牛人受到这条路线的启发，获得灵感，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攀登，马斯特里的成就依然具有神话般的地位，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后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就已有人开始怀疑马斯特里的攀登没能完成，然而随后的数十年里，多支攀登队怀着证实或证伪的目的，试图重复这条路线却都铩羽而归。
早在最初攀登Cerro Torre北壁之前我就已感受到了巴塔哥尼亚神秘的吸引力。23年前，我穿越潘帕斯草原，慢慢接近山峰，距离催生了无穷的想像力。旅途要比现今更漫长，路况也差很多，但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风情。在经历了一成不变的辽阔荒野后，湖泊与湍急的河流出现了。羊群在漫步，鸵鸟一听见车声就跑开，美洲驼则漫不经心地瞧着你。在公路的尽头，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就能看到Fitz Roy、Poincenot，Cerro Torre。如果你运气不够好，那就只有想像她们被厚重云层遮挡住的线条。
当我透过云层眺望山峰的时候，山峰也对我施加了魔法，她从此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经历过多次前往Cerro Torre的旅行，如此多的尝试和攀登后——自从我在1983年首次站在顶峰起——她的故事就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不知不觉间关于她的秘密深深嵌入我的头脑中，寻找答案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越来越多的矛盾
1992年10月，Guido Bonvicini，Adriano Cavallaro和我开始了我们对Cerro Torre北壁的首次尝试。我们攀登了大约550米，一直到达“英国内角”的位置，但由于上方的岩壁被雪覆盖，而且一次巨大的雪崩就从我们近旁冲过，于是我们决定下撤。11月我们再次尝试，这次无论是天气还是岩壁都要干净了很多，但只进行到第二天，我们就又招来了好几次暴风雪。
1959年，马斯特里在为《欧洲人》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宣称和艾格，卡萨里诺法瓦一起攀登到了征服山口。通过这里后，他和Egger沿着薄冰面继续上攀，“大风吹来了冰雪，把它们紧密地挤压在北山脊平坦的岩板上。接下来的300米我们都是暴露在空中攀登。”但正如我后来的搭档罗兰多·罗罗·加里波第在2004版的AAJ登山年鉴中所写，“从没有人在这个地方遇到过马斯特里描述的冰况。”
在暴风雪中，我只能看清路线前方十多米远的地方：岩石近乎垂直没有冰面覆盖。当我和伙伴们到达北山脊上的保护站时，等着我们的是一段冰，雪混合路线。我们相信还可以再往上攀登十多米，但顶多如此，不可能更多了。
我很容易相信别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为马斯特里，艾格和法瓦辩护。在酒吧闲聊与公开的讨论中，我都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确实完攀北壁路线的信任，为此我还和马斯特里反对阵营中的旗手，英国攀登杂志《Mountain》的编辑肯·威尔逊发生过激烈争吵。即使在1992年我亲自尝试路线后依然支持他们。
1994年，我和Tommy Bonapace再次尝试了北壁。中午之前，我们攀登到了马斯特里存放器材的地点，这里是距冰川上方300米的三角形雪原的底部，有几段旧路绳，这里也是能够找到的关于马斯特里及其搭档留下的攀登痕迹最高的位置。在那次攀登中Bonapace丢失了安全带，而我也从露营平台上不慎坠落，这暗示了攀登进展不顺很难走得更远。
但我还没有：这条路线依然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过，我对马斯特里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我重读了他对1959年攀登的叙述，并将其与后来攀登过这条路线的攀登者们的文字进行了对比，越来越多的矛盾出现了。
2004年的11月，我结束了Cerro Torre东壁新路线，两个月后庆祝了自己的50岁生日。我对于北壁路线的攀登欲望依然强烈。登山圈子里历来流传着北壁绝不可攀的谣言，我意识到寻找搭档会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兰多·罗罗·加里波第写信给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攀登计划。过去他曾好几次提议我们组队远征巴塔哥尼亚，但我都拒绝了。他比我年轻很多，也强壮很多。而现在当我们再聊起巴塔哥尼亚时，却惊讶地发现，彼此的想法是如此契合。我发觉罗罗不仅热衷于探讨攀登运动的技术层面，他同样渴望体验这项运动带给人心灵上的感悟，这点倒是和我很相像。
Maestri的沉默
罗罗的想法激起了我的兴趣，但我向他坦白自己更愿意尝试马斯特里路线，如果他确实完成过的话。罗罗曾仔细研究过1959年的疑案，并且为AAJ登山年鉴撰写过相关文章，他也考虑过独攀这条路线。有些时候，一些计划之所以没有付诸实施，恰恰是由于人们从没有切实思考过该如何去做。我的提议让他陷入沉思。稍后，他告诉我他估计我们成功的几率大约只有20％－30％，但他愿意加入，虽然持保留意见。
我联系了2004年攀登东壁时的搭档桑德罗·阿莱·贝尔塔米，跟他说了我们的计划，他立马就要求同去。阿莱和我们一样深爱着巴塔哥尼亚，他很高兴又找到一个回去的理由。我和阿莱都住在位于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的小镇平佐洛，距离马斯特里的住处只有10公里，当地媒体知晓我们的目标后试图重新炒作起双方的争吵。
尽管我很急切地想要在路线上寻找1959年攀登的痕迹，但我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完攀这条路线本身。 长久以来我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利用1970年马斯特里在压缩机路线上留下的膨胀岩钉，开辟一条新路线登顶。当年马斯特里重返没有选择再爬北壁，而是去了东南山脊。那次他止步于顶峰下的冰蘑菇群；用一台90公斤的空气动力压缩机全线打了400颗岩钉——这完全背离了他所宣称的1959年攀登的阿尔卑斯方式，这次攀登也成了如今攀登界尽量避免的破坏性风格的反面教材。
2005年10月14日：我和阿莱到达Chalten。十分钟后等到从巴里洛切赶来的罗罗。我们曾一同去过我家乡旁边的岩场，我经常嘲笑他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出的羞涩，但他看上去实在是太有成就，太年轻了，以至于我很难把他想像成登山搭档。我们在电话里没聊上几分钟就熟了，他给我讲了未来的攀登计划。我意识到我们会成为一生的朋友，就算我老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路线。
与我第一次来巴塔哥尼亚时相比，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Fitz Roy底部建立了EI Chalten，如今所有来到这里的汽车，旅馆，住宅、商店，当然还有游客，塞满了你的视线。以前在大本营呆很长时间，除了搭档之外也很难见到其他人，有机会碰上别的攀登者会觉得象遇见亲人一样。
现在这里挤满了人，还有和人一样多的各种规矩。曾经结束一天的攀登后，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讲述各自白天攀登中遇到的状况，顺带吹吹牛，可现在生火明令禁止，可以闲聊的餐馆也已不复存在。曾经需要趟过冰冻的河流接近Fitz Roy，那是所有巴塔哥尼亚传奇的开始，而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跨过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大桥。
当然，只要离开登山队的大本营，穿过一段冰川，那种久违的熟悉的环境就重新回来了。前方的塔群散发着虚幻的光芒，似乎你正在走进的是童话中的王国，在这里，所有的梦想都有实现的可能。
开拓真实的路线
10月15日，进驻Cerro Torre大本营。但第二天黎明就开始下雪，于是我们返回Chalten。期间我们三次回大本营查看雪况，并最终攀登了头四段绳距，固定了三根绳子。11月12日，我们早早出发攀登，夜幕降临前我们已经到达了征服山口上一段小的岩石柱状山体。
陪伴我们的还有马斯特里的故事。攀登过第一块三角形雪原上的岩板后，我们看着右侧的冰烟囱。路线上没有很多冰，但我记得法瓦对这段有如下描述：“积满雪的宽烟囱路段。没有丝毫犹豫，托尼把背包扣在拖吊绳上开始领攀……他的动作就好像一只在空中飞奔的羚羊、流畅、协调。”
这是一段纪念已故伟大攀登者艾格的优美文字，但却不是真相：这段路线的坡度为80－90度，雪不可能堆积在这种类型的烟囱里。然而1999年法瓦出版的《巴塔哥尼亚：梦想破灭之地》一书中他引用艾格的话评价说：“这段不难。”
尽管我们三人讨论了马斯特里和法瓦的故事中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但占去我们更多精力的还是我们用双手，双脚亲自开拓的这条真实的路线。我们来这只是想完成属于自己的路线。我们乐于赋予这段经历更多的意义，而不只是为了反驳马斯特里：这是我们自己的探险，它让我们和这座山峰上的传奇产生了某种联系。
从山坳绳降一小段后我们转到西北壁，发现了一块理想的露营地。虽然之后的岩壁越发陡峭，罗罗依然迅速地上攀，他先锋了西壁上的所有绳距，清理了裂缝中的积雪。我们在下午到达了北山脊边缘处的一个小平台，这里能很好地观察北壁。
罗罗的眼中噙着泪水。我们彼此拥抱，享受着环绕我们的美景。壮丽的大陆冰盖一直延伸向远方的地平线。Torre Egger就矗立在我们眼前，她的首登由美国队完成。往北能看见Cerro San Lorenzo距离我们有两百公里远。头顶上方耸立着险峻令人生畏的北壁，局部为冰雪覆盖。再向上300米就是顶峰。
在我们挖平台准备扎营的时候，从西面吹来了阵阵强风，乌云正在逼近。留下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当晚八点，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下撤，真是令人沮丧的时刻。我们顶着大雪开始绳降。一天后我们到达雪洞，这里没有风雪，只有寂静。天空正逐渐放晴，但高处的风声依然困扰着我们。呆了一天后，我们才启程返回Chalten。
那晚午夜我醒了，阿莱递过来一片干酪和几块饼干。我走出去抽烟。夜空深深感染了我，不知不觉中我哭了出来，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或许要做的就是说服自己，应该对在两天时间里上攀了900米感到满意。
我们取走了留在岩壁上的所有器材，我不想再重复一遍所有工作。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告诉彼此对已经取得的突破十分开心。天空开始落雪，我觉得非常平静，走进屋继续睡觉。
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全醒了。我突然间说了句，“要不我们回去再爬一次?”罗罗率先响应，随后阿莱也兴奋地说“好!”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想像一下，当别人询问你攀登的过程，你能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们因为天气原因放弃了攀登”，这怎么听都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梦想路线的完结
我们进入攀冰路段时，头顶上只有辽阔的蓝天，看不到一片云彩。我们感到双腿充满了力量，不到六个小时就到达上次雪洞的位置。罗罗与我继续攀登前四段绳距，并把我们的三根绳子固定好。阿莱则留在后面挖新雪洞。大约两小时后，罗罗与我结束了工作，回来帮助阿莱完成了我们的新居。
对于巴塔哥尼亚，晴朗的天空与无风的天气通常只在攀登者的梦中出现。此时你惟一担忧的就是暴风雪会在什么时候不请自来，把你拉回残酷的现实。
我们来到了三角形雪原。雪原上面的岩板很陡峭，有些地方很难放保护。但自1992年首次尝试北壁路线后，我对在这里怎么走已了然于心，队伍继续快速攀登着。罗罗始终走在前面，领先我们俩二三十米。但直到我们离开山口上攀了450米后，依然没有找到马斯特里所宣称的当年固定在这段路线上的60颗膨胀钉中的任意一个。
西北壁完全沉浸于暮色中，冻僵的双手让我们感受到了气温的下跌。不断有从接近顶峰处的冰蘑菇群上断开的碎片沿着西北壁往下落。我们很清楚要是不巧被一个完整的冰蘑菇砸中会是什么后果。正前方赫然耸立着Torre Egger，右手边是FitzRoy，左侧则是辽阔的大陆冰盖和绵延起伏的群山。风吹得很急，但夜空中却闪耀着无数星星。
夜晚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甚至成功地睡了一小会；然后在第二天清晨，好天气还在继续，而我们也继续实践着梦想。从已经固定好的路绳。最前端，罗罗又爬了两段。这时岩壁已经近乎垂直。此处只有很少的裂缝可供攀登者利用——压根就不是马斯特里描绘的“周日散步”的情 况。尽管难点很多，罗罗还是平稳移动着，不时放机械塞设置保护。我们在冰蘑菇群间沿“之”形前进攀登到北壁末端——我们梦想多年的那条路线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在最后一个保护站，我和罗罗相拥庆祝，我们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刚刚从禁闭了五十多年的地狱中走出一样。该说说脚下的北壁了，开始的时候是一段完美的冰面：镐尖漂亮支撑住了每次摆荡。随后我们迅速切入1974年Ragni di Lecco路线。现在我们相信他们才是Cerro Torre真正意义上的首登者，而不是马斯特里。在之前所有的尝试及这次成功的攀登中，我们总共走过了北山脊上四分之三的区域，但却没有找到丝毫马斯特里、艾格和法瓦经过的痕迹——惟一能发现的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器材存放处，在遥远的山下。
我知道自己解开了谜题，但这结局却让我伤感。我多么希望回去后可以对别人说，马斯特里和艾格确实登上了顶峰，可以为马斯特里所受的指责辩白，可以证明艾格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为传奇的攀登。但我所发现的却恰恰相反，我解开了这一道谜题，却被置于另一道无法回答的谜题面前，那就是为何马斯特里和法瓦编造了他们的故事?但我这时不可能想太多：因为我们自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大约下午一点，我们攀登到了上方闪闪发光的巨大的蘑菇顶，它并不全由冰或雪覆盖，而是两者交替出现的混合体。冰面下满是气泡，这让我们的冰锥派不上什么用场。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往下钻半米深才能找到硬实的雪层。
经历了四至五个小时的鏖战，我们才完成了冲顶绳距。我们三人交替领攀了多个分段。天空已经阴云密布，风和雪正在赶来的路上，关门时限很快就要降临。但在字典里，“顶峰”的含义指的就是一座山峰的最高点。因此我们只有到了那儿才有资格说自己登顶了。晚上11点15分，我们登上了Cerro Torre顶峰。阿莱提醒我，就在整整一年前，我们也站在同一座顶峰上，那时我们刚刚完成东壁新路线，但这次我们收获了更多的喜悦。
法瓦曾描述过1959年的情形，他看见马斯特里独自一人神情恍惚地走下山来。他迎上前去，却被告知艾格在下撤时遭遇了雪崩，那台记载着他们登顶照片的照相机也和他一起失踪。
罗罗在为AAJ登山年鉴撰写的文章中提出，失去队友的伤痛或许是马斯特里和法瓦编造故事的原因，他引用了法瓦自己说过的一段话：“我们何苦再折磨自己?托尼在失踪前已经以最完美的：阿尔卑斯方式登上了世界上最困难的山峰。
内心的召唤可以驱使人们跨过千山万水的阻隔，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去将梦想实现。与马斯特里、艾格尔及法瓦一样，我们也梦想着能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一条完美路线。很幸运我们做到了，我们不惧怕任何苦难，但我们不能背离真相。
Cerro Torre有两个山口，一个叫希望山口，一个叫征服山口。有些人带着希望离开，就像沃尔特·博纳蒂和Carlo Mauri，他们是1958年第一批尝试攀登Cerro Torre的人，也有些人是为了征服而来，尽管他们所谓的征服也仅仅是虚假的幻象。
为什么马斯特里和法瓦要编造他们的故事?我们回答了自己的疑问，却留下了一个新的疑问，故事永远都不会结束。回家后我收到罗罗的电子邮件，信里他没有谈论山峰和攀登，他只说到我们的友谊，这是我读过的最令人感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