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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讲“商业化”、“娱乐性”的今天，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虚构一些旁支末节，做为历史的碎片，供人玩赏，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颠倒重要史实，扭曲历史人物，混乱历史背景，对历史的“戏说”滑向低俗、庸俗，走偏通俗之路，就会误导民众，影响历史文化的真实传承。
[关键词] 影视 历史 戏说
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做为历史的艺术再现，理应遵循历史的脉络，彰示历史的精髓。在大讲“商业化”、“娱乐性”的今天，影视作品虚构乃至虚拟一些旁支末节，做为历史的碎片，供人玩赏，博得喝采与掌声，也许无可厚非。即使有一些史学厚重人士秉持异言微词，那倒也无需计较，因为作品已然明示——“戏说”。但是，如果颠倒重要史实，扭曲历史人物，混乱历史背景，对历史的“戏说”滑向低俗、庸俗，走偏通俗之路，就会出现“谬误愚昧民众教化”的问题，影响历史文化的真实传承，容易使年轻人把历史混煲成一锅现代粥。
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有两种，一种是《还珠格格》式的于史无据的传奇剧，一种是《大明宫词》式的有史可查的严肃剧。前者公认为是“戏说”，似乎无可争议；后者的编导不敢承认“戏说”，甚至扯起“正剧”虎皮遮掩。其实它们都靠着“逼真的假定”这种艺术力量，谋杀观众的眼球，骗取受众的遥控器锁定于自身，冲击人们对艺术真实的认知。“加历史的料，抒现实的情，说自己的话”是它们共同的模式。我们对前者带有游戏性质的虚构会有较大的宽容度，而对后者的戏说却多了几分挑剔的目光。当然，我们也知道，要把现代的生命观念化作古代的作为方式为受众解读，需要大胆的创新。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无端戏说的托词。
一、影视戏说的故事“好看”
影视戏说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于它是融历史性、大众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感性文化，是同思想解放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把人的本能、欲望、需求、激情从传统的封闭保守的文化专制中解放出来，体现了人性、个性的需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浓烈真挚的人物情感，都包装在精美的、动感的、眼花缭乱的视听语言中。于是，在生存与竞争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的人们回到家中，就有了在电视机前放松自己的可能。
但是“戏说”传播着一种思想、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观众有着不能释怀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国情结、民族情结，他们需要心情的放松，更需要心灵的震憾、情感的流露以及精神的洗礼。由于影视戏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带来一些流弊，沾染上了平庸、浮躁和低级趣味。降低了人性的品位，甚至导致了历史知识的误读、人文素质的滑坡、人文精神的消解、道德理想的沦丧。以审美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使人成其为人，为人们提供精致的精神食粮，或者粗粮细作，艺术家责无旁贷。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上，可供展示戏剧冲突的段落很多。精心挑选“好故事”，把起伏跌宕的历史戏剧性与错综复杂的人性矛盾很好地融于一体，是影视戏说上佳的选择。
《环珠格格》、《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少年包青天》、就都是“好看的戏”。《大明宫词：池是以历史作为背景来写人，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情感、矛盾的。按编导李少红的说法，就是“在正史和戏说之间取一条中间道，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着重塑造当年的重要历史人物。”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编导延展史书上的真实故事，大量填充虚构的生活细节，紧紧围绕人物命运的发展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展开剧情。在人物塑造上融入了现代人的理解与同情、指责和批判，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与现代人的思维合拍，体现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没有一味迎合某些层面观众对“戏说历史”的需求，没有靠拳头、色情等方法去“争取”观众，而是严肃地构架复杂多样的生动情节，富于观赏性、使观众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样的故事才会有“戏”，才能“好看”。
二、影视戏说强化了历史知识的传播效果
历史来不得虚假。但是，当艺术再现历史的时候，虚构又是必须的。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重要的是掌握好虚构的“度”。如果影视剧仅仅是“忠实”地叙说历史，过分强调影视的教化作用，那就破坏了艺术本身的愉悦效果。影视剧恰当地戏说历史，能够强化历史知识的传播效果，使受众在喜怒哀乐中，接受历史知识，潜移默化地吸纳作品的熏陶与教化。
虚构是历史传承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任何民族古老久远的历史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都会增添“演义”的成分。虚构使过去活灵活现，使史实有血有肉，因而才能广及大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短短六十年的“三国”人人皆知，无数历史大浪中很不起眼的“宋江起义”谁个不晓，这其中，艺术虚构功不可没。像《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影视作品，通过成功的艺术虚构，充任着文化传承中的配角，而且它吸引了更多的人，使他们对历史文化传统产生兴趣，从而为史学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更加坚实的大众认知基础。
《康熙王朝》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吸引观众的目光，像活跃剧情的“女人戏”、“青春戏”，就使收视率一路飙升。受众的观后印象，是在“好看”之外。知道了一些历史。最模糊笼统的，至少会留下“清朝也曾强大过，清朝皇帝中还是有能干的”印象；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或多或少地知道了“清初捉鳌拜、定三番、收台湾、打葛尔丹”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知道了在秦皇汉武、唐宗宋主之外，还有“清康熙”这样一位雄主名帝。而且，有些人看到了更多的史实细节，看到了形成我们国家今天的疆域版图、民族团结、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它的受众中，肯定有许多终日埋首红尘的人，他们不会去搬动史书、查找这些史实的，而是在茶余饭后的消遣中，获得了些许历史知识。
三、影视戏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
传统意义的影视作品，在述说历史事件时，往往运用形成定式的政治话语体系。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政治话语显露出政治功利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习惯于从政治价值上衡量其功过，这是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乃至电影的共同倾向，也最容易被大众的固化思维所接受，《武则天》、《雍正皇帝》追求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价值，《大明宫词》贝0将历史演绎成荧屏中的“当下存在”。
《大明宫词》力图用现代口味来调剂旧酒，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来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它不从古典的政治立场来表现历史人物，而是从现代人生存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权力争夺和生命价值之间的矛盾。
《大明宫词》有意地淡化了武则天执政期间残酷的杀戮，一系列的文治武功淹没了王朝更迭的血腥和凶残。身处政治权力的顶峰，武则天无疑在政治业绩方面，可以算是 一个成功人物。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妻子、母亲，她却是孤独的，生活在无爱的荣华之中。她没有丈夫的爱，也牺牲了亲子之爱。她利用权力本是为了女儿获得幸福，但却导致了薛绍和太平公主之间惨烈的悲剧，导致她自己最为疼爱的女儿处处与她作对，和她作生命的较量。
四、影视戏说蹂躏了历史史实
戏说历史，很容易滑向“误说”的境地，用艺术的虚构转述真实的历史，最易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误读重要史实。虽说标明了是“戏说”，但有些观众并不当作“戏说”看，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还看不懂古书，看多了这样的“戏说”故事，就会误以为剧中故事就是历史，其危害不可低估。编导为了吸引观众，增加卖点，加入“宫廷斗争”和“男女情爱”，而历史却用话外音来叙述，“历史搭台，现实唱戏”，造成了史实的模糊。戏说追求娱乐性，但是应该有个限度，电视节目以家庭为基础形态，不该失去其教化作用，寓教于乐。积极健康，才是正道。否则，必然将严肃的历史化为虚假，将生活的真实变成荒诞。
《大明宫词》在宏观的线索上是依照历史发展脉络的，很多故事是在《资治通鉴》之类史书中有据可查的。但是，在用现代价值观念传达历史、塑造人物的同时，对于历史人物毫无节制地虚构篡改，胡编乱造，粗野地践踏了历史。作品竟敢随便取消睿宗李旦即位称帝的权力，让人把他毒死，使中国帝王历史年表出现空缺，这该有多大的“胆气”?把帮助李隆基发动军事政变的薛崇简任意捏造为崔缇，也是需要作者不小的“勇气”的，历史事变的关键竟敢更改，还有什么不能“戏说”呢?对历史的随意改写，无疑是藐视历史与艺术的审美规范。
《康熙王朝》紧扣市场的脉搏，迎合了观众的需求，讲述了人们关心的拖着大辫子的君臣的奇闻轶事，戏的确好看。虽然央视标榜为“正剧”，却被导演陈家林道破天机：《康熙王朝》(30％是真事，70％是编的。“编”可以是虚构戏说，也可能是篡改。不然，怎会出现清兵攻入大明皇宫、圣祖托梦孝庄皇太后、死人亮相“千叟宴”等等常识性错误?
五、影视戏说扭曲了历史人物
现代影视再现历史的时候，应该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性格，艺术地展示历史人物的心灵，在人物身上融入编导的现代思考与创新，架设古人与今人的心灵之桥，使现代观众更容易、更真切地理解古人，感受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编造历史人物，扭曲其心灵。让古人以现代思维考虑问题，迎合当今受众的口味与心理，是对历史人物的发难，是对观众的愚弄，是对艺术的亵渎。
语言是历史传承的工具，时空的变迁，造成古今话语的巨大差异，影视剧以现代话语解读古代汉语势在必然。如果编导简单的“稀释”古语，甚至让古人言说“洋文”，欧化句式，显然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影视戏说对古代话语的“大胆”改造，走火入魔，无法无天，以商业的炒作来愚弄观众，完全是把观众当阿斗，将现代话语作儿戏。
《大明宫词》采用唯美方式拍摄，全剧从推动剧情的旁白到展现人物性格的对白乃至泄露心里天机的独白，都充满了文采。但是极具文学性的语言被演员背成台词，欧化的长句频繁出现，话语内容就像哈姆雷特的内心独自；人物对话冗长，明明一句话可以说得清的，非要拆成几句话来说不可，成了一台华丽而矫情的话剧。编导没有耐心在话语运用方面付出心血，或者说费尽心力而弄巧成拙。大段大段的对话掩盖其故事情节的单薄与贫乏．竟被莫名其妙地自我吹嘘为“莎士比亚式的对白”。拉出莎士比亚的虎皮来遮羞，也掩盖不了它对古人话语定式的违背、与当今大众欣赏习惯的貌合。
六、过分的“戏说”，成为无聊的闹剧
影视的戏说，大多有讽刺现实的意图，好歹都有一点“戏”，多少有一些艺术的品味，甚至强化其艺术性，调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创作所谓的“唯美”影视。看过《英雄》的观众，都会为那梦幻的画面与浓重的色彩所折服，为那多角度的叙述方式击节，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品味而非历史，它以历史做为画面的“镜框”，尽情涂抹作者的思维，《英雄》自我定位为商业片、武侠剧而不是“历史剧”，是聪明之举。
《大话西游》已经成了年轻人必修中的“经典”。“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却没有珍惜……”周星驰这段备受年轻人推崇、令人哭笑不得的念白，把真诚和虚假搅合在了一起，是对我们习惯珍视的爱情誓言的一种消解。它是以游戏和反讽态度解构严肃的历史经典和传统价值观的典型。是大英雄的无赖版，却流行。
这是一个“解构”的年代。有形的，是城市和村庄里的大拆大建无形的，文化城市中体现的文化与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中的传统观念的消解。“戏说”所解构颠覆的，是传统的历史观和英雄观。从1991年香港电视剧《戏说乾隆》冲击内陆开始，观众突然发现原来威严神秘的皇宫也可以如此编派调侃，皇上妃子也可以上蹿下跳没正形儿。一种对皇权颠覆的快意和搞笑好玩的故事，使戏说剧大行其道。现在，皇权已经被颠覆得差不多了，观众也看腻了太滥的帝王将相、历史人物的“戏说”。而2002年则兴起一股以《阿Q的故事》为代表的戏说文学名著之风，近代乃至现代的一些“公众形象”、“英雄形象”也被纳入了“戏说”的行列。《阿Q的故事》将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药》等中短篇小说糅合编造，阿Q这一极其鲜明、深刻的文学形象，被改得面目全非，使其深刻的内涵化为乌有，甚至用它搞笑、煽情，产生了一种闹剧效果，化解了原著令人警醒的批判力量，把深刻变成了油滑。
影视“戏说”的当红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回首这段“戏说”的历史，不知是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微笑。“今天”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不知这段“戏说的历史”会不会再被“戏说”。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影视 历史 戏说
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做为历史的艺术再现，理应遵循历史的脉络，彰示历史的精髓。在大讲“商业化”、“娱乐性”的今天，影视作品虚构乃至虚拟一些旁支末节，做为历史的碎片，供人玩赏，博得喝采与掌声，也许无可厚非。即使有一些史学厚重人士秉持异言微词，那倒也无需计较，因为作品已然明示——“戏说”。但是，如果颠倒重要史实，扭曲历史人物，混乱历史背景，对历史的“戏说”滑向低俗、庸俗，走偏通俗之路，就会出现“谬误愚昧民众教化”的问题，影响历史文化的真实传承，容易使年轻人把历史混煲成一锅现代粥。
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有两种，一种是《还珠格格》式的于史无据的传奇剧，一种是《大明宫词》式的有史可查的严肃剧。前者公认为是“戏说”，似乎无可争议；后者的编导不敢承认“戏说”，甚至扯起“正剧”虎皮遮掩。其实它们都靠着“逼真的假定”这种艺术力量，谋杀观众的眼球，骗取受众的遥控器锁定于自身，冲击人们对艺术真实的认知。“加历史的料，抒现实的情，说自己的话”是它们共同的模式。我们对前者带有游戏性质的虚构会有较大的宽容度，而对后者的戏说却多了几分挑剔的目光。当然，我们也知道，要把现代的生命观念化作古代的作为方式为受众解读，需要大胆的创新。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无端戏说的托词。
一、影视戏说的故事“好看”
影视戏说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于它是融历史性、大众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感性文化，是同思想解放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把人的本能、欲望、需求、激情从传统的封闭保守的文化专制中解放出来，体现了人性、个性的需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浓烈真挚的人物情感，都包装在精美的、动感的、眼花缭乱的视听语言中。于是，在生存与竞争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的人们回到家中，就有了在电视机前放松自己的可能。
但是“戏说”传播着一种思想、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观众有着不能释怀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国情结、民族情结，他们需要心情的放松，更需要心灵的震憾、情感的流露以及精神的洗礼。由于影视戏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带来一些流弊，沾染上了平庸、浮躁和低级趣味。降低了人性的品位，甚至导致了历史知识的误读、人文素质的滑坡、人文精神的消解、道德理想的沦丧。以审美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使人成其为人，为人们提供精致的精神食粮，或者粗粮细作，艺术家责无旁贷。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上，可供展示戏剧冲突的段落很多。精心挑选“好故事”，把起伏跌宕的历史戏剧性与错综复杂的人性矛盾很好地融于一体，是影视戏说上佳的选择。
《环珠格格》、《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少年包青天》、就都是“好看的戏”。《大明宫词：池是以历史作为背景来写人，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情感、矛盾的。按编导李少红的说法，就是“在正史和戏说之间取一条中间道，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着重塑造当年的重要历史人物。”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编导延展史书上的真实故事，大量填充虚构的生活细节，紧紧围绕人物命运的发展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展开剧情。在人物塑造上融入了现代人的理解与同情、指责和批判，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与现代人的思维合拍，体现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没有一味迎合某些层面观众对“戏说历史”的需求，没有靠拳头、色情等方法去“争取”观众，而是严肃地构架复杂多样的生动情节，富于观赏性、使观众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样的故事才会有“戏”，才能“好看”。
二、影视戏说强化了历史知识的传播效果
历史来不得虚假。但是，当艺术再现历史的时候，虚构又是必须的。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重要的是掌握好虚构的“度”。如果影视剧仅仅是“忠实”地叙说历史，过分强调影视的教化作用，那就破坏了艺术本身的愉悦效果。影视剧恰当地戏说历史，能够强化历史知识的传播效果，使受众在喜怒哀乐中，接受历史知识，潜移默化地吸纳作品的熏陶与教化。
虚构是历史传承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任何民族古老久远的历史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都会增添“演义”的成分。虚构使过去活灵活现，使史实有血有肉，因而才能广及大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短短六十年的“三国”人人皆知，无数历史大浪中很不起眼的“宋江起义”谁个不晓，这其中，艺术虚构功不可没。像《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影视作品，通过成功的艺术虚构，充任着文化传承中的配角，而且它吸引了更多的人，使他们对历史文化传统产生兴趣，从而为史学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更加坚实的大众认知基础。
《康熙王朝》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吸引观众的目光，像活跃剧情的“女人戏”、“青春戏”，就使收视率一路飙升。受众的观后印象，是在“好看”之外。知道了一些历史。最模糊笼统的，至少会留下“清朝也曾强大过，清朝皇帝中还是有能干的”印象；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或多或少地知道了“清初捉鳌拜、定三番、收台湾、打葛尔丹”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知道了在秦皇汉武、唐宗宋主之外，还有“清康熙”这样一位雄主名帝。而且，有些人看到了更多的史实细节，看到了形成我们国家今天的疆域版图、民族团结、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它的受众中，肯定有许多终日埋首红尘的人，他们不会去搬动史书、查找这些史实的，而是在茶余饭后的消遣中，获得了些许历史知识。
三、影视戏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
传统意义的影视作品，在述说历史事件时，往往运用形成定式的政治话语体系。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政治话语显露出政治功利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习惯于从政治价值上衡量其功过，这是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乃至电影的共同倾向，也最容易被大众的固化思维所接受，《武则天》、《雍正皇帝》追求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价值，《大明宫词》贝0将历史演绎成荧屏中的“当下存在”。
《大明宫词》力图用现代口味来调剂旧酒，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来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它不从古典的政治立场来表现历史人物，而是从现代人生存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权力争夺和生命价值之间的矛盾。
《大明宫词》有意地淡化了武则天执政期间残酷的杀戮，一系列的文治武功淹没了王朝更迭的血腥和凶残。身处政治权力的顶峰，武则天无疑在政治业绩方面，可以算是 一个成功人物。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妻子、母亲，她却是孤独的，生活在无爱的荣华之中。她没有丈夫的爱，也牺牲了亲子之爱。她利用权力本是为了女儿获得幸福，但却导致了薛绍和太平公主之间惨烈的悲剧，导致她自己最为疼爱的女儿处处与她作对，和她作生命的较量。
四、影视戏说蹂躏了历史史实
戏说历史，很容易滑向“误说”的境地，用艺术的虚构转述真实的历史，最易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误读重要史实。虽说标明了是“戏说”，但有些观众并不当作“戏说”看，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还看不懂古书，看多了这样的“戏说”故事，就会误以为剧中故事就是历史，其危害不可低估。编导为了吸引观众，增加卖点，加入“宫廷斗争”和“男女情爱”，而历史却用话外音来叙述，“历史搭台，现实唱戏”，造成了史实的模糊。戏说追求娱乐性，但是应该有个限度，电视节目以家庭为基础形态，不该失去其教化作用，寓教于乐。积极健康，才是正道。否则，必然将严肃的历史化为虚假，将生活的真实变成荒诞。
《大明宫词》在宏观的线索上是依照历史发展脉络的，很多故事是在《资治通鉴》之类史书中有据可查的。但是，在用现代价值观念传达历史、塑造人物的同时，对于历史人物毫无节制地虚构篡改，胡编乱造，粗野地践踏了历史。作品竟敢随便取消睿宗李旦即位称帝的权力，让人把他毒死，使中国帝王历史年表出现空缺，这该有多大的“胆气”?把帮助李隆基发动军事政变的薛崇简任意捏造为崔缇，也是需要作者不小的“勇气”的，历史事变的关键竟敢更改，还有什么不能“戏说”呢?对历史的随意改写，无疑是藐视历史与艺术的审美规范。
《康熙王朝》紧扣市场的脉搏，迎合了观众的需求，讲述了人们关心的拖着大辫子的君臣的奇闻轶事，戏的确好看。虽然央视标榜为“正剧”，却被导演陈家林道破天机：《康熙王朝》(30％是真事，70％是编的。“编”可以是虚构戏说，也可能是篡改。不然，怎会出现清兵攻入大明皇宫、圣祖托梦孝庄皇太后、死人亮相“千叟宴”等等常识性错误?
五、影视戏说扭曲了历史人物
现代影视再现历史的时候，应该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性格，艺术地展示历史人物的心灵，在人物身上融入编导的现代思考与创新，架设古人与今人的心灵之桥，使现代观众更容易、更真切地理解古人，感受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编造历史人物，扭曲其心灵。让古人以现代思维考虑问题，迎合当今受众的口味与心理，是对历史人物的发难，是对观众的愚弄，是对艺术的亵渎。
语言是历史传承的工具，时空的变迁，造成古今话语的巨大差异，影视剧以现代话语解读古代汉语势在必然。如果编导简单的“稀释”古语，甚至让古人言说“洋文”，欧化句式，显然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影视戏说对古代话语的“大胆”改造，走火入魔，无法无天，以商业的炒作来愚弄观众，完全是把观众当阿斗，将现代话语作儿戏。
《大明宫词》采用唯美方式拍摄，全剧从推动剧情的旁白到展现人物性格的对白乃至泄露心里天机的独白，都充满了文采。但是极具文学性的语言被演员背成台词，欧化的长句频繁出现，话语内容就像哈姆雷特的内心独自；人物对话冗长，明明一句话可以说得清的，非要拆成几句话来说不可，成了一台华丽而矫情的话剧。编导没有耐心在话语运用方面付出心血，或者说费尽心力而弄巧成拙。大段大段的对话掩盖其故事情节的单薄与贫乏．竟被莫名其妙地自我吹嘘为“莎士比亚式的对白”。拉出莎士比亚的虎皮来遮羞，也掩盖不了它对古人话语定式的违背、与当今大众欣赏习惯的貌合。
六、过分的“戏说”，成为无聊的闹剧
影视的戏说，大多有讽刺现实的意图，好歹都有一点“戏”，多少有一些艺术的品味，甚至强化其艺术性，调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创作所谓的“唯美”影视。看过《英雄》的观众，都会为那梦幻的画面与浓重的色彩所折服，为那多角度的叙述方式击节，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品味而非历史，它以历史做为画面的“镜框”，尽情涂抹作者的思维，《英雄》自我定位为商业片、武侠剧而不是“历史剧”，是聪明之举。
《大话西游》已经成了年轻人必修中的“经典”。“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却没有珍惜……”周星驰这段备受年轻人推崇、令人哭笑不得的念白，把真诚和虚假搅合在了一起，是对我们习惯珍视的爱情誓言的一种消解。它是以游戏和反讽态度解构严肃的历史经典和传统价值观的典型。是大英雄的无赖版，却流行。
这是一个“解构”的年代。有形的，是城市和村庄里的大拆大建无形的，文化城市中体现的文化与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中的传统观念的消解。“戏说”所解构颠覆的，是传统的历史观和英雄观。从1991年香港电视剧《戏说乾隆》冲击内陆开始，观众突然发现原来威严神秘的皇宫也可以如此编派调侃，皇上妃子也可以上蹿下跳没正形儿。一种对皇权颠覆的快意和搞笑好玩的故事，使戏说剧大行其道。现在，皇权已经被颠覆得差不多了，观众也看腻了太滥的帝王将相、历史人物的“戏说”。而2002年则兴起一股以《阿Q的故事》为代表的戏说文学名著之风，近代乃至现代的一些“公众形象”、“英雄形象”也被纳入了“戏说”的行列。《阿Q的故事》将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药》等中短篇小说糅合编造，阿Q这一极其鲜明、深刻的文学形象，被改得面目全非，使其深刻的内涵化为乌有，甚至用它搞笑、煽情，产生了一种闹剧效果，化解了原著令人警醒的批判力量，把深刻变成了油滑。
影视“戏说”的当红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回首这段“戏说”的历史，不知是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微笑。“今天”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不知这段“戏说的历史”会不会再被“戏说”。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