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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百多年前，野菜“库木勒”成为达斡尔族人的救灾补充食品。上世纪80年代末齐齐哈尔梅里斯民间发起了库木勒节。新世纪之后，库木勒节越来越得到各地达斡尔同胞的认同，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同。莫办达瓦旗达斡尔学会、呼伦贝尔达斡尔学会等组织也相继开展库木勒节活动。各地形成了库木勒节经济文化现象。库木勒节形成经济文化现象，库木勒不仅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成为族内外认同的达斡尔文化符号。
关键词：库木勒；达斡尔；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08 — 03
“库木勒”，一种达斡尔人爱吃的野菜，如果与文化链接，可列为饮食文化。但实际上并非那样简单，它的文化内涵悄然间扩大，衍生出种种文化内涵，并由此上升为库木勒文化。库木勒何以成为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体现了达斡尔人怎样的精神需求？本文试以探讨。
一
达斡尔人何时开始把库木勒作为一种饮食呢？查阅文献，清人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写齐齐哈尔一带特产时说，“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采食，味初不甚鲜美。”西清是在嘉庆十一年（1806）从北京经盛京（今沈阳）、吉林到齐齐哈尔任职的。也就是说，库木勒较早文献记载是距今200年前之事。
有民间传说三百多年前，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同沙俄哥萨克侵略军打仗，清朝下令达斡尔人南迁大兴安岭和嫩江一带。头几年，没粮食吃，只好采黑龙江北和嫩江一带的库木勒充饥，好不容易生存下来，达斡尔老人说它是救命菜。传说虽无从考证，但有其合理性。野菜、野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尤其是灾荒之年，的确能成为充饥果腹之宝。
那么，三百多年前，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时，库木勒是不是重要饮食呢？钦同普（1880—1938）在《达斡尔民族志稿》风俗习惯之饮食条目中称“达斡尔人在黑龙江时，畏霜，仅种荞麦、燕麦、豌豆、白菜、黄瓜等。故饭食燕麦粥、荞麦面饸饹、荞麦面饼，豆角、白菜，兽、鱼肉炒馐。干粮则炒燕麦哈格、欣特乐（炒燕麦米作粉者，曰哈格，略粗带粒者欣特乐），并肉干、兽鱼丰获。故肉类及粗菜无饭不有，成为习惯。虽徙嫩江流域，此风尚延未改。至兼种糜谷及各样菜以来，饭食亦稍变，而肉类则减少矣。……向来乏做菜技术。凡筵席以肉为上品，其骨节有上下之等次，成块而煮，手把而食为贵。” 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时期，“肉类及粗菜无饭不有”，这说明，这一时期达斡尔人的经济方式是以狩猎、农耕为主。迁徙到嫩江流域之后，饮食有所变化，增加糜谷、蔬菜，而肉类减少。这说明，这一时期达斡尔人的经济方式以农耕为主。由此，笔者认为，达斡尔人无论是在黑龙江北岸时期，还是迁徙到嫩江之后，农耕都是一种主要生产方式。《苏联通史》也记载：“十七世纪前，达斡尔人就已经有高度发展的文化，他们定居在乡村里，从事农业，种植五谷，栽培各种蔬菜和果树。” 农耕生产方式说明，采集业生产方式是一种补充，库木勒也就自然成为一种补充饮食。
说库木勒是一种补充饮食，还有一个根据，就是达斡尔人自己记载库木勒时间比较晚。目前见到的材料最早的材料是1953年孟希舜的《达斡尔族志略》，文中只提“柳蒿菜”三个字。他说：“所食菜类有白菜、萝卜、土豆、豆角、茄子、粉条、蘑菇、木耳、芹菜、韭菜、柳蒿菜等。” 在蔬菜类中，把柳蒿菜列为最后一项。其他达斡尔人撰写的古籍资料，如钦同普的《达斡尔民族志稿》（写于1938年前）中把饮食单列一节，但不仅未见柳蒿菜，也未见其他采集类品种。通过比较可看出，孟希舜是参考了钦同普的资料，补入采集类，即蘑菇、木耳、库木勒。库木勒在达斡尔饮食中还是比较重要。20世纪50年代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说，“农历四五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达斡尔族妇女采集野葱、江葱、野韭菜、抱头菜、黄花菜和柳蒿芽等野菜作菜食。其中，柳蒿芽为达斡尔人传统的野生菜食，每年大量采集，将吃余的晒干储存，冬季柳蒿芽炖肥猪肠或肥猪肉，是达斡尔人普遍喜爱的菜肴。” 达斡尔人采集种类繁多，有野菜、野果、菌类、药材等等。不过，“达斡尔族采集业未成规模，采野菜、野果均由妇女承担，时有儿童参与采野果，男子概不参与。惟采木耳、蘑菇及黄芪、防风等药材，以男子为主，在采摘旺季妇女也参加。” 男子之所以参与采木耳、蘑菇及黄芪、防风等，是因为这些产物在20世纪初期成为商品。
采集业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主要生产方式。恩格斯说，人类的童年“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 我们很难追溯达斡尔社会早期以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根据文献材料，我们仅能够考察三百多年前黑龙江北岸时期的生产方式。那时已经进入农耕社会，采集业早已不是达斡尔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只是一种补充。因此，虽然达斡尔人吃库木勒，且饥荒年代用来充饥，但并没有成为必须关注的对象。由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库木勒很晚才记入达斡尔人自己撰写的史料。
二
实际上，妇女们结伴而行采集库木勒具有了踏青的意味。当人们把采集库木勒与踏青结合起来的时候，是一种经济生活的进步，只有当生活比较富裕、轻松的时候，才会把采集库木勒与郊外饮食结合起来。同样是采集库木勒，时代不同，婦女们体会就有不同。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地区有一篇民歌叫《采“昆木勒”（杭嗨罗调）》，歌词是：“姐姐，姐姐呀姐姐（捷本交 捷本交），我们去采昆木勒吧（捷本交 捷本交）/贫困的生活多艰难，脚上没有鞋袜穿/草丛中酸枣刺儿尖，扎上我左脚谁可怜/条通里柳根茬子高，扎上我右脚痛难熬/咬紧牙关快快走，快到那边采‘昆木勒’/西边的太阳落山了，猎狗都在等我回去喂食/为了不让爹妈埋怨，装好 ‘昆木勒’上船把家还。” 还有民歌《采柳蒿芽》的歌词有“在柳蒿茬上跑的时候呦，把鞋帮和袜子都绽裂了。捷宾卓/房门推开进了屋，已闻公公嘟嘟声。捷宾卓/迈进里屋门，听儿哭声忘所以。捷宾卓/刚刚挨近炕沿边，婆婆的脸色更难看。捷宾卓” 。反映了儿媳妇与公公婆婆生活的矛盾。显然，这两篇达斡尔民歌，反映旧社会妇女儿童的劳动生活。受尽磨難的妇女儿童在采集库木勒时，怎么可能有幸福与愉悦心情？怎么可能把采集库木勒活动变成一种节日？ 采集库木勒活动变成一种节日，必然要等到達斡尔人经济生活比较富裕的时候。因此，上世纪80年代末梅里斯民间发起库木勒节就很好理解了。改革开放后，达斡尔人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色热在他的乌钦《赞库木勒》中唱到：“在旧时代采柳蒿芽，为了救活饥饿者；如今我们采柳蒿芽，为在宽裕生活中品味快乐。” 如今这篇乌钦在齐齐哈尔地区广为传唱，反映了达斡尔人的生活的变化。
梅里斯库木勒节由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举办到新世纪以来民办公助，越来越得到各地达斡尔同胞的认同，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同。新世纪之后，莫旗达斡尔学会、呼伦贝尔达斡尔学会等组织也相继开展库木勒节活动。各地形成了库木勒节经济文化现象。库木勒节之所以形成经济文化现象，离不开人们物质与精神两个需求。一方面，库木勒已经变为商品，并且形成了市场。在莫旗、海拉尔等地的农贸市场，出售库木勒已成为常见现象。莫旗等地还成立了库木勒等山野菜加工厂，远销各地。从海拉尔、莫力达瓦到齐齐哈尔，很多饭店把库木勒作为地方特色菜品，已经拉动了饮食经济发展。库木勒节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变成展示招商成果的一个平台，成为拉动旅游产业、吸引客商、凝聚外资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库木勒节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饮食文化，囊括了达斡尔族传统文体项目，扎恩德勒、哈库麦勒、乌钦、贝阔（曲棍球）、颈力、陶力棒、围鹿棋等等，都在其中。库木勒节包含着丰富的达斡尔传统文体活动，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娱乐活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占优势的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形成基础，该时代政治的和思想的历史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才能得到说明。” 库木勒变成了商品，库木勒节成为商品交换重要场所，库木勒与库木勒节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
三
庫木勒不仅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成为族内外认同的达斡尔文化符号。很多作者都曾赞美库木勒。诺敏《柳蒿芽情思》、娜日斯《达斡尔人与昆米乐》、郭旭《永远的库木勒》、乔增童《又是一年柳蒿香》、萨妮雅《我的昆米勒情结》、巴图宝音《五月芳味十月香》，还有乌云巴图、敖文华等也都曾讴歌过库木勒。库木勒已经成为连接民族情、寄托思乡之感的媒介。再进一步说，成为达斡尔的文化符号。达斡尔族青年书法家乔增童的书法经历可以说明这一问题。2010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哈拉新村举办中国哈拉达斡尔族画家村首届美术作品展时，乔增童的作品是隶书“库木勒”三个大字，行草落款“库木勒乃达斡尔语，汉译为柳蒿芽。是物苦中含香，具有清热解毒、健脾开胃之功能，实佐酒之佳品，故深受达乡人喜爱。”乔增童说，“记得当初交作品时，画家村几位老先生犹如见到亲人一样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画家村的副村长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 这说明，乔增童的书法作品在内容上抓住了达斡尔文化符号，深深地打动了大家。
库木勒何以成为达斡尔的文化符号？
库木勒反映了达斡尔人热爱民族、热爱家乡、热爱自然、追求健康的精神需求。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北京达斡尔人作家傲蕾伊敏为了能让身在澳洲的父母吃上达斡尔族传统美食库木勒，她想尽办法不远万里把它带去：“那回我去澳洲探望父母，竟然在大外套的口袋里揣了一包晾干的柳蒿芽，那如果被海关翻出来，虽不罚你倾家荡产，也一定让你交出两月工资。为了父母，我是硬着头皮干了。老天没辜负我一片孝心，我终于让那故乡的味道弥漫在南半球一个真正说英语的房子里。再看父母和妹妹们，吃了一碗，又端起一碗。我看到，锅里沸腾着的那墨绿色的故乡的野菜，带给他们的喜悦和欢乐，从心里，一直漫上眉梢。”（傲蕾伊敏《故乡随想》） 我们如何概括傲蕾伊敏的行动呢？她爱她远在澳洲的父母，作为女儿，她理解父母的需求，就是民族情、家乡情、心系自然、追求健康，库木勒承载了这所有的信息，是作为女儿、作为姐姐的最好的礼物。
为何进入21世纪，库木勒成为达斡尔人的文化符号？这是时代的因素。各民族文化蓬勃发展，达斡尔族在与其他民族对比中，反思自我，探寻自我，不断寻找符合自己的文化元素，找到了库木勒文化；改革开放后，达斡尔人远离家乡，赴外求学、工作、定居的人越来越多，远离家乡，思念故土，库木勒成为追寻的记忆；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与农村、与大自然距离拉大，越来越认识到亲自大自然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因此采集库木勒、参加库木勒节的过程，成为亲近大自然的最好途径，或者饮食库木勒，也间接满足亲近大自然的心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健康，努力改变大鱼大肉的饮食结构的时候，库木勒成为达斡尔人的最佳绿色食品。
因此说，到了21世纪的时候，热爱民族、热爱家乡、热爱自然、追求健康，成为达斡尔人的共同精神需求，库木勒自然而然地成为达斡尔的文化符号。
结语
通过上述种种库木勒文化的体现，可以说，库木勒已经深深驻扎在达斡尔人的情感里，并且成为达斡尔人集体的文化认同。回溯达斡尔人对库木勒的青睐过程，就是达斡尔人对自己文化逐渐体认的过程。从19世纪初有史记载达斡尔人食用库木勒，到20世纪50年代达斡尔人在自己撰写的史料中记载库木勒，再到80年代民间自办库木勒节，一直到21世纪前后库木勒节得到达斡尔同胞与地方政府的高度认同。这就是库木勒逐渐发展成为达斡尔文化符号的过程。
〔责任编辑：张 港〕
关键词：库木勒；达斡尔；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08 — 03
“库木勒”，一种达斡尔人爱吃的野菜，如果与文化链接，可列为饮食文化。但实际上并非那样简单，它的文化内涵悄然间扩大，衍生出种种文化内涵，并由此上升为库木勒文化。库木勒何以成为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体现了达斡尔人怎样的精神需求？本文试以探讨。
一
达斡尔人何时开始把库木勒作为一种饮食呢？查阅文献，清人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写齐齐哈尔一带特产时说，“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采食，味初不甚鲜美。”西清是在嘉庆十一年（1806）从北京经盛京（今沈阳）、吉林到齐齐哈尔任职的。也就是说，库木勒较早文献记载是距今200年前之事。
有民间传说三百多年前，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同沙俄哥萨克侵略军打仗，清朝下令达斡尔人南迁大兴安岭和嫩江一带。头几年，没粮食吃，只好采黑龙江北和嫩江一带的库木勒充饥，好不容易生存下来，达斡尔老人说它是救命菜。传说虽无从考证，但有其合理性。野菜、野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尤其是灾荒之年，的确能成为充饥果腹之宝。
那么，三百多年前，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时，库木勒是不是重要饮食呢？钦同普（1880—1938）在《达斡尔民族志稿》风俗习惯之饮食条目中称“达斡尔人在黑龙江时，畏霜，仅种荞麦、燕麦、豌豆、白菜、黄瓜等。故饭食燕麦粥、荞麦面饸饹、荞麦面饼，豆角、白菜，兽、鱼肉炒馐。干粮则炒燕麦哈格、欣特乐（炒燕麦米作粉者，曰哈格，略粗带粒者欣特乐），并肉干、兽鱼丰获。故肉类及粗菜无饭不有，成为习惯。虽徙嫩江流域，此风尚延未改。至兼种糜谷及各样菜以来，饭食亦稍变，而肉类则减少矣。……向来乏做菜技术。凡筵席以肉为上品，其骨节有上下之等次，成块而煮，手把而食为贵。” 达斡尔人在黑龙江北岸时期，“肉类及粗菜无饭不有”，这说明，这一时期达斡尔人的经济方式是以狩猎、农耕为主。迁徙到嫩江流域之后，饮食有所变化，增加糜谷、蔬菜，而肉类减少。这说明，这一时期达斡尔人的经济方式以农耕为主。由此，笔者认为，达斡尔人无论是在黑龙江北岸时期，还是迁徙到嫩江之后，农耕都是一种主要生产方式。《苏联通史》也记载：“十七世纪前，达斡尔人就已经有高度发展的文化，他们定居在乡村里，从事农业，种植五谷，栽培各种蔬菜和果树。” 农耕生产方式说明，采集业生产方式是一种补充，库木勒也就自然成为一种补充饮食。
说库木勒是一种补充饮食，还有一个根据，就是达斡尔人自己记载库木勒时间比较晚。目前见到的材料最早的材料是1953年孟希舜的《达斡尔族志略》，文中只提“柳蒿菜”三个字。他说：“所食菜类有白菜、萝卜、土豆、豆角、茄子、粉条、蘑菇、木耳、芹菜、韭菜、柳蒿菜等。” 在蔬菜类中，把柳蒿菜列为最后一项。其他达斡尔人撰写的古籍资料，如钦同普的《达斡尔民族志稿》（写于1938年前）中把饮食单列一节，但不仅未见柳蒿菜，也未见其他采集类品种。通过比较可看出，孟希舜是参考了钦同普的资料，补入采集类，即蘑菇、木耳、库木勒。库木勒在达斡尔饮食中还是比较重要。20世纪50年代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说，“农历四五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达斡尔族妇女采集野葱、江葱、野韭菜、抱头菜、黄花菜和柳蒿芽等野菜作菜食。其中，柳蒿芽为达斡尔人传统的野生菜食，每年大量采集，将吃余的晒干储存，冬季柳蒿芽炖肥猪肠或肥猪肉，是达斡尔人普遍喜爱的菜肴。” 达斡尔人采集种类繁多，有野菜、野果、菌类、药材等等。不过，“达斡尔族采集业未成规模，采野菜、野果均由妇女承担，时有儿童参与采野果，男子概不参与。惟采木耳、蘑菇及黄芪、防风等药材，以男子为主，在采摘旺季妇女也参加。” 男子之所以参与采木耳、蘑菇及黄芪、防风等，是因为这些产物在20世纪初期成为商品。
采集业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主要生产方式。恩格斯说，人类的童年“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 我们很难追溯达斡尔社会早期以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根据文献材料，我们仅能够考察三百多年前黑龙江北岸时期的生产方式。那时已经进入农耕社会，采集业早已不是达斡尔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只是一种补充。因此，虽然达斡尔人吃库木勒，且饥荒年代用来充饥，但并没有成为必须关注的对象。由此可以回答，为什么库木勒很晚才记入达斡尔人自己撰写的史料。
二
实际上，妇女们结伴而行采集库木勒具有了踏青的意味。当人们把采集库木勒与踏青结合起来的时候，是一种经济生活的进步，只有当生活比较富裕、轻松的时候，才会把采集库木勒与郊外饮食结合起来。同样是采集库木勒，时代不同，婦女们体会就有不同。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地区有一篇民歌叫《采“昆木勒”（杭嗨罗调）》，歌词是：“姐姐，姐姐呀姐姐（捷本交 捷本交），我们去采昆木勒吧（捷本交 捷本交）/贫困的生活多艰难，脚上没有鞋袜穿/草丛中酸枣刺儿尖，扎上我左脚谁可怜/条通里柳根茬子高，扎上我右脚痛难熬/咬紧牙关快快走，快到那边采‘昆木勒’/西边的太阳落山了，猎狗都在等我回去喂食/为了不让爹妈埋怨，装好 ‘昆木勒’上船把家还。” 还有民歌《采柳蒿芽》的歌词有“在柳蒿茬上跑的时候呦，把鞋帮和袜子都绽裂了。捷宾卓/房门推开进了屋，已闻公公嘟嘟声。捷宾卓/迈进里屋门，听儿哭声忘所以。捷宾卓/刚刚挨近炕沿边，婆婆的脸色更难看。捷宾卓” 。反映了儿媳妇与公公婆婆生活的矛盾。显然，这两篇达斡尔民歌，反映旧社会妇女儿童的劳动生活。受尽磨難的妇女儿童在采集库木勒时，怎么可能有幸福与愉悦心情？怎么可能把采集库木勒活动变成一种节日？ 采集库木勒活动变成一种节日，必然要等到達斡尔人经济生活比较富裕的时候。因此，上世纪80年代末梅里斯民间发起库木勒节就很好理解了。改革开放后，达斡尔人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色热在他的乌钦《赞库木勒》中唱到：“在旧时代采柳蒿芽，为了救活饥饿者；如今我们采柳蒿芽，为在宽裕生活中品味快乐。” 如今这篇乌钦在齐齐哈尔地区广为传唱，反映了达斡尔人的生活的变化。
梅里斯库木勒节由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举办到新世纪以来民办公助，越来越得到各地达斡尔同胞的认同，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同。新世纪之后，莫旗达斡尔学会、呼伦贝尔达斡尔学会等组织也相继开展库木勒节活动。各地形成了库木勒节经济文化现象。库木勒节之所以形成经济文化现象，离不开人们物质与精神两个需求。一方面，库木勒已经变为商品，并且形成了市场。在莫旗、海拉尔等地的农贸市场，出售库木勒已成为常见现象。莫旗等地还成立了库木勒等山野菜加工厂，远销各地。从海拉尔、莫力达瓦到齐齐哈尔，很多饭店把库木勒作为地方特色菜品，已经拉动了饮食经济发展。库木勒节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变成展示招商成果的一个平台，成为拉动旅游产业、吸引客商、凝聚外资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库木勒节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饮食文化，囊括了达斡尔族传统文体项目，扎恩德勒、哈库麦勒、乌钦、贝阔（曲棍球）、颈力、陶力棒、围鹿棋等等，都在其中。库木勒节包含着丰富的达斡尔传统文体活动，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娱乐活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占优势的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形成基础，该时代政治的和思想的历史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才能得到说明。” 库木勒变成了商品，库木勒节成为商品交换重要场所，库木勒与库木勒节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
三
庫木勒不仅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成为族内外认同的达斡尔文化符号。很多作者都曾赞美库木勒。诺敏《柳蒿芽情思》、娜日斯《达斡尔人与昆米乐》、郭旭《永远的库木勒》、乔增童《又是一年柳蒿香》、萨妮雅《我的昆米勒情结》、巴图宝音《五月芳味十月香》，还有乌云巴图、敖文华等也都曾讴歌过库木勒。库木勒已经成为连接民族情、寄托思乡之感的媒介。再进一步说，成为达斡尔的文化符号。达斡尔族青年书法家乔增童的书法经历可以说明这一问题。2010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哈拉新村举办中国哈拉达斡尔族画家村首届美术作品展时，乔增童的作品是隶书“库木勒”三个大字，行草落款“库木勒乃达斡尔语，汉译为柳蒿芽。是物苦中含香，具有清热解毒、健脾开胃之功能，实佐酒之佳品，故深受达乡人喜爱。”乔增童说，“记得当初交作品时，画家村几位老先生犹如见到亲人一样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画家村的副村长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 这说明，乔增童的书法作品在内容上抓住了达斡尔文化符号，深深地打动了大家。
库木勒何以成为达斡尔的文化符号？
库木勒反映了达斡尔人热爱民族、热爱家乡、热爱自然、追求健康的精神需求。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北京达斡尔人作家傲蕾伊敏为了能让身在澳洲的父母吃上达斡尔族传统美食库木勒，她想尽办法不远万里把它带去：“那回我去澳洲探望父母，竟然在大外套的口袋里揣了一包晾干的柳蒿芽，那如果被海关翻出来，虽不罚你倾家荡产，也一定让你交出两月工资。为了父母，我是硬着头皮干了。老天没辜负我一片孝心，我终于让那故乡的味道弥漫在南半球一个真正说英语的房子里。再看父母和妹妹们，吃了一碗，又端起一碗。我看到，锅里沸腾着的那墨绿色的故乡的野菜，带给他们的喜悦和欢乐，从心里，一直漫上眉梢。”（傲蕾伊敏《故乡随想》） 我们如何概括傲蕾伊敏的行动呢？她爱她远在澳洲的父母，作为女儿，她理解父母的需求，就是民族情、家乡情、心系自然、追求健康，库木勒承载了这所有的信息，是作为女儿、作为姐姐的最好的礼物。
为何进入21世纪，库木勒成为达斡尔人的文化符号？这是时代的因素。各民族文化蓬勃发展，达斡尔族在与其他民族对比中，反思自我，探寻自我，不断寻找符合自己的文化元素，找到了库木勒文化；改革开放后，达斡尔人远离家乡，赴外求学、工作、定居的人越来越多，远离家乡，思念故土，库木勒成为追寻的记忆；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与农村、与大自然距离拉大，越来越认识到亲自大自然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因此采集库木勒、参加库木勒节的过程，成为亲近大自然的最好途径，或者饮食库木勒，也间接满足亲近大自然的心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健康，努力改变大鱼大肉的饮食结构的时候，库木勒成为达斡尔人的最佳绿色食品。
因此说，到了21世纪的时候，热爱民族、热爱家乡、热爱自然、追求健康，成为达斡尔人的共同精神需求，库木勒自然而然地成为达斡尔的文化符号。
结语
通过上述种种库木勒文化的体现，可以说，库木勒已经深深驻扎在达斡尔人的情感里，并且成为达斡尔人集体的文化认同。回溯达斡尔人对库木勒的青睐过程，就是达斡尔人对自己文化逐渐体认的过程。从19世纪初有史记载达斡尔人食用库木勒，到20世纪50年代达斡尔人在自己撰写的史料中记载库木勒，再到80年代民间自办库木勒节，一直到21世纪前后库木勒节得到达斡尔同胞与地方政府的高度认同。这就是库木勒逐渐发展成为达斡尔文化符号的过程。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