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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灾难事件因其突发性、重要性和冲击性等特点使得灾难报道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电视媒体在直播报道灾难新闻时更加强调真实、客观、理性和专业精神。我国的电视媒体在报道突发灾难事故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以雅安地震期间电视媒体的直播报道为例，分析了我国电视媒体灾难报道的痼疾，并强调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灾难；电视直播；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8122（2014）06-0055-02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 这场突发的灾难不仅考验着官方的救灾能力，民间的救援水平而且还有媒体的专业精神。如何来报道灾难，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电视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灾难现场充满着变数，紧张、痛苦甚至等死亡因素。一个在镜头前直播的电视人除了要保持理性的头脑，还有要时刻坚持专业精神、新闻敏感以及人文关怀。在2013年的雅安地震直播中，我国的电视人反应敏捷，第一时间展开电视直播，那么我们是如何报道灾难的？这场灾难报道又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一、雅安地震电视直播报道问题分析
（一）报道迅速及时，但有效信息不足
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上海东方卫视第一个开始直播，上午十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开始了直播报道，随后，各大卫视纷纷派出记者抵达现场。可以说电视媒体的反应是比较迅速及时的，这种即刻直播的现象也体现出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媒体人观念的变化，“直播产生公信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在信息发布的时效上，电视媒体显然敌不过网络社交媒体，但第一时间的画面直播却可以成为电视的竞争优势。二是传播技术的进步。北京电视台在其官方微博中描述了在断水断电的重灾区，雅安地震报道小组的直播装备：两套flyaway卫星站、两套海事卫星、四部卫星电话、一套P2对编辑、四套P2摄像机、两套3G传送包、5台小高清摄像机、两台本田发电机、3G路由若干。正是有了这些成熟的技术设备才能够支撑起他们每天6：30至24：00的电视直播和新媒体发布。
但即便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和进步的观念，我们从地震直播中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并不多。这种灾难事故的有效信息包括灾区的伤亡情况，灾民的需求，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接下来如何防灾自救以及未来的灾后重建。然而，我国电视媒体的报道视角过多的集中在政府的救援工作，英雄的志愿者或是慷慨的募捐人身上，让人有一种消费灾难的感觉，地震中的感人事迹确实有值得报道的地方，它可以提振士气，凝聚人心，但地震报道的重点应该是灾情进展、灾民救援以及灾后重建，报道重点的偏移实际上也是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浪费。
我国的电视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事故时形成了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习惯性宣传思维。而媒体掌握着设置议事日程的优势，镜头主体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受众有效信息的获取，这种宣传思维的限制会极大的阻碍着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导向。
（二）报道主体错位，新闻人成了新闻中的人
在一场灾难事故当中，记者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旁观者、记录者还是参与者？是先参与救援还是先记录事件？雅安电视台的女记者陈莹本在4月20日这一天举行婚礼，地震发生后来不及换装的她穿着婚纱拿着话筒出现在镜头前播报地震发生的情况。有网友称她是“最美新娘”，但质疑其作秀的声音也不断。4月20日晚21时，湖南卫视主播邱启明哑着嗓子直播雅安地震新闻直到23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最后主播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
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其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专业精神却值得考量。一则新闻当中，记者其实是以记录者甚至旁观者的角色出现，过多的介入事件，放大记者本人，甚至给记者过多的镜头都是对记者身份的混淆。陈莹的新娘妆出镜无疑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记者身上，放大了记者本人而弱化了新闻当中的人和事。邱启明嘶哑的声音播报新闻，以至于观众后来都听不清楚他要表达的内容，新闻播报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到了播音员而非新闻事件上，这无疑是新闻播报的失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如果观众关注记者比关注新闻更多，则会喧宾夺主。职业记者，始终以传播事实为重。”另一名来自成都电视台的连线记者蒋林的表现却赢得了网民的掌声。他在救灾一线发回了超过60次的电视、电话连线报道，冷静客观地报道了雅安的伤亡情况、救援信息和物资需求，全国十家地方台进行了转播，他的报道被称为“首次震中全景式报道”，一名网友的评价是“成都电视台的记者蒋林在雅安震区采访，思路清晰，没有恐慌，没有多余情绪，更没有煽情，为观众带回了很多灾区的真实情况。”陈虻曾经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电视的聚光灯效应容易放大个人，电视记者的神态语言、一举一动都因为镜头被放大，被关注，记者在报道中是采访者，在镜头前是配角，报道主体的错位只会让新闻人成为新闻中的人。
（三）新新闻主义泛滥，新闻从煽情走向滥情
新新闻主义的观点风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并不遗余力的刻画细节。这种新的新闻理论让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好看易读，通过充满趣味的故事描写或曲折刺激的情节刻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有时为达到这一效果，媒体会使用煽情、刺激性的手段来包装新闻。
在此次雅安地震的报道当中，一些电视媒体反复播放地震后断壁残垣的景象，抓拍人们泪流满面的表情，辅之以伤感悲情的背景音乐，以此来刺激受众的感官，赚取观众的眼泪。新闻画面配上音乐这在国外的新闻报道中几乎不曾出现，但我国电视媒体在报道重大灾难事故时，常常反复展现触目惊心的画面，特写人们痛苦不堪的表情，再配上沉重悲情的音乐，让受众痛苦的情绪达到顶峰，不催人泪下不罢休。难道音乐可以出现在以真实、客观为特征的新闻报道中吗？这种刻意煽情的报道方式，会使得新闻脱离客观的立场，甚至从煽情走向滥情。 其实正如商品需要包装一般，新闻产品在推向市场的时候在形式上进行适当的设计能够收获更多受众的青睐，但过度的包装和刻意的煽情只会扭曲了报道的本来面目，损伤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四）忽略人文关怀，形成媒体“二次伤害”
在日本的《灾害报道十条准则》中的最后一条中就提到“灾害报道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再次提醒自己——灾害报道是为了受灾者的报道。”然而在电视媒体的采访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比如在4月20日地震直播中某女记者追问一名在地震中失去女儿的母亲此刻的感受，对方已经泣不成声，女记者还是追问不止；4月21日，某女记者为展现灾民被抢救的情况，多次打断医护人员的抢救，甚至提问对方“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采访的最初目的其实是为受灾者服务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灾难现场的情况，但这种忽略受访者的感受，“穷追猛打”似的“逼访”其实是媒体的“隐形暴力”，会造成对被访者的“二次伤害”，也违背了采访的初衷。我们常常说记者要具备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重、和对灾难面前弱小个体的悲悯和关切。日本的NHK电视台在报道重大伤亡事件时，从不播放血腥场面或死者遇难时的惨状，采访遇难者家属时也避免其直面镜头，所有微小细节的处理都时刻在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二、反思：灾难报道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沿岸发生了九级特大地震，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以冷静、及时、客观的报道赢得世界的尊重。我们仍然记得直升机航拍海啸肆虐吞噬房屋街道的画面，仍然记得主播们戴着安全帽在主播台前冷静的播报地震的最新情况，仍然记得电视直播拍摄到的日本民众有序的排成长队领取物资的景象，没有煽情、没有虚张声势、整个报道是理性，有序而冷静的。这正是新闻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它的基本观点是媒介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在灾难报道当中，这种专业精神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职业素养。灾情发生后记者要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克服环境的恶劣，将最新的情况传播出来，因而掌握电视摄录技术，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是对记者的职业技能要求。有时候面对满目疮痍，同胞的苦难，记者个人也难免会感到悲伤，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理性要能够克服感性，呈现在镜头前的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不带情绪的陈述。
其次是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是一名记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灾难报道的现场，信息纷繁复杂，哪些是重要的资讯，什么是人们亟待了解的情况，什么是需要重点报道的信息，记者的“把关人”功能，媒体的议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视线，因而，摆脱固有的宣传思维，从灾情出发，从受众心理出发，从新闻价值出发，让电视直播报道尽可能回归新闻本原。
最后是人文关怀。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为了争夺受众眼球，追求新闻话题、轰动效应，让新闻娱乐化，报道故事化，没有真正体现对灾民的关怀和对弱者的尊重。如何在灾难报道中彰显人文关怀呢？例如减少拍摄灾难现场的血腥场面，关注灾难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考虑受访的心理感受，总而言之，关怀、尊重甚至服务于灾难中的每一个个体。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媒体的报道观念问题，它体现在电视画面的呈现、报道重点的选择和记者采访的方式等等，每一个电视记者在开展直播报道前都需要问问自己，观众此刻最想知道的是什么？镜头呈现的画面会不会刺激到受众？这样的提问会不会造成对被访者的“二次伤害”？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以专业的精神和职业的态度来对待新闻中的每个事物，只有这样，在任何重大灾难事故面前，电视媒体才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理性、客观和成熟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彭湘蓉.突发事件媒体信息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考量[J].当代传播，2011（5）.
[2] 李岩.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J].当代传播，2011（1）.
[3] 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今传媒，2010（2）.
[4] 吕鹏.中西方电视新闻专业主义比较：源流、发展及要求[J].现代视听，2011（5）.
[5] 朱启曼.新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J].新闻世界，2011（6）.
关键词：灾难；电视直播；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8122（2014）06-0055-02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 这场突发的灾难不仅考验着官方的救灾能力，民间的救援水平而且还有媒体的专业精神。如何来报道灾难，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电视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灾难现场充满着变数，紧张、痛苦甚至等死亡因素。一个在镜头前直播的电视人除了要保持理性的头脑，还有要时刻坚持专业精神、新闻敏感以及人文关怀。在2013年的雅安地震直播中，我国的电视人反应敏捷，第一时间展开电视直播，那么我们是如何报道灾难的？这场灾难报道又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一、雅安地震电视直播报道问题分析
（一）报道迅速及时，但有效信息不足
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上海东方卫视第一个开始直播，上午十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开始了直播报道，随后，各大卫视纷纷派出记者抵达现场。可以说电视媒体的反应是比较迅速及时的，这种即刻直播的现象也体现出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媒体人观念的变化，“直播产生公信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在信息发布的时效上，电视媒体显然敌不过网络社交媒体，但第一时间的画面直播却可以成为电视的竞争优势。二是传播技术的进步。北京电视台在其官方微博中描述了在断水断电的重灾区，雅安地震报道小组的直播装备：两套flyaway卫星站、两套海事卫星、四部卫星电话、一套P2对编辑、四套P2摄像机、两套3G传送包、5台小高清摄像机、两台本田发电机、3G路由若干。正是有了这些成熟的技术设备才能够支撑起他们每天6：30至24：00的电视直播和新媒体发布。
但即便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和进步的观念，我们从地震直播中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并不多。这种灾难事故的有效信息包括灾区的伤亡情况，灾民的需求，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接下来如何防灾自救以及未来的灾后重建。然而，我国电视媒体的报道视角过多的集中在政府的救援工作，英雄的志愿者或是慷慨的募捐人身上，让人有一种消费灾难的感觉，地震中的感人事迹确实有值得报道的地方，它可以提振士气，凝聚人心，但地震报道的重点应该是灾情进展、灾民救援以及灾后重建，报道重点的偏移实际上也是对公共信息资源的浪费。
我国的电视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事故时形成了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习惯性宣传思维。而媒体掌握着设置议事日程的优势，镜头主体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受众有效信息的获取，这种宣传思维的限制会极大的阻碍着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导向。
（二）报道主体错位，新闻人成了新闻中的人
在一场灾难事故当中，记者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旁观者、记录者还是参与者？是先参与救援还是先记录事件？雅安电视台的女记者陈莹本在4月20日这一天举行婚礼，地震发生后来不及换装的她穿着婚纱拿着话筒出现在镜头前播报地震发生的情况。有网友称她是“最美新娘”，但质疑其作秀的声音也不断。4月20日晚21时，湖南卫视主播邱启明哑着嗓子直播雅安地震新闻直到23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最后主播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
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其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专业精神却值得考量。一则新闻当中，记者其实是以记录者甚至旁观者的角色出现，过多的介入事件，放大记者本人，甚至给记者过多的镜头都是对记者身份的混淆。陈莹的新娘妆出镜无疑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记者身上，放大了记者本人而弱化了新闻当中的人和事。邱启明嘶哑的声音播报新闻，以至于观众后来都听不清楚他要表达的内容，新闻播报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到了播音员而非新闻事件上，这无疑是新闻播报的失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如果观众关注记者比关注新闻更多，则会喧宾夺主。职业记者，始终以传播事实为重。”另一名来自成都电视台的连线记者蒋林的表现却赢得了网民的掌声。他在救灾一线发回了超过60次的电视、电话连线报道，冷静客观地报道了雅安的伤亡情况、救援信息和物资需求，全国十家地方台进行了转播，他的报道被称为“首次震中全景式报道”，一名网友的评价是“成都电视台的记者蒋林在雅安震区采访，思路清晰，没有恐慌，没有多余情绪，更没有煽情，为观众带回了很多灾区的真实情况。”陈虻曾经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电视的聚光灯效应容易放大个人，电视记者的神态语言、一举一动都因为镜头被放大，被关注，记者在报道中是采访者，在镜头前是配角，报道主体的错位只会让新闻人成为新闻中的人。
（三）新新闻主义泛滥，新闻从煽情走向滥情
新新闻主义的观点风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并不遗余力的刻画细节。这种新的新闻理论让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好看易读，通过充满趣味的故事描写或曲折刺激的情节刻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有时为达到这一效果，媒体会使用煽情、刺激性的手段来包装新闻。
在此次雅安地震的报道当中，一些电视媒体反复播放地震后断壁残垣的景象，抓拍人们泪流满面的表情，辅之以伤感悲情的背景音乐，以此来刺激受众的感官，赚取观众的眼泪。新闻画面配上音乐这在国外的新闻报道中几乎不曾出现，但我国电视媒体在报道重大灾难事故时，常常反复展现触目惊心的画面，特写人们痛苦不堪的表情，再配上沉重悲情的音乐，让受众痛苦的情绪达到顶峰，不催人泪下不罢休。难道音乐可以出现在以真实、客观为特征的新闻报道中吗？这种刻意煽情的报道方式，会使得新闻脱离客观的立场，甚至从煽情走向滥情。 其实正如商品需要包装一般，新闻产品在推向市场的时候在形式上进行适当的设计能够收获更多受众的青睐，但过度的包装和刻意的煽情只会扭曲了报道的本来面目，损伤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四）忽略人文关怀，形成媒体“二次伤害”
在日本的《灾害报道十条准则》中的最后一条中就提到“灾害报道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再次提醒自己——灾害报道是为了受灾者的报道。”然而在电视媒体的采访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比如在4月20日地震直播中某女记者追问一名在地震中失去女儿的母亲此刻的感受，对方已经泣不成声，女记者还是追问不止；4月21日，某女记者为展现灾民被抢救的情况，多次打断医护人员的抢救，甚至提问对方“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采访的最初目的其实是为受灾者服务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灾难现场的情况，但这种忽略受访者的感受，“穷追猛打”似的“逼访”其实是媒体的“隐形暴力”，会造成对被访者的“二次伤害”，也违背了采访的初衷。我们常常说记者要具备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重、和对灾难面前弱小个体的悲悯和关切。日本的NHK电视台在报道重大伤亡事件时，从不播放血腥场面或死者遇难时的惨状，采访遇难者家属时也避免其直面镜头，所有微小细节的处理都时刻在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二、反思：灾难报道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沿岸发生了九级特大地震，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以冷静、及时、客观的报道赢得世界的尊重。我们仍然记得直升机航拍海啸肆虐吞噬房屋街道的画面，仍然记得主播们戴着安全帽在主播台前冷静的播报地震的最新情况，仍然记得电视直播拍摄到的日本民众有序的排成长队领取物资的景象，没有煽情、没有虚张声势、整个报道是理性，有序而冷静的。这正是新闻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它的基本观点是媒介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在灾难报道当中，这种专业精神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职业素养。灾情发生后记者要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克服环境的恶劣，将最新的情况传播出来，因而掌握电视摄录技术，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是对记者的职业技能要求。有时候面对满目疮痍，同胞的苦难，记者个人也难免会感到悲伤，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理性要能够克服感性，呈现在镜头前的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不带情绪的陈述。
其次是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是一名记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灾难报道的现场，信息纷繁复杂，哪些是重要的资讯，什么是人们亟待了解的情况，什么是需要重点报道的信息，记者的“把关人”功能，媒体的议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视线，因而，摆脱固有的宣传思维，从灾情出发，从受众心理出发，从新闻价值出发，让电视直播报道尽可能回归新闻本原。
最后是人文关怀。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为了争夺受众眼球，追求新闻话题、轰动效应，让新闻娱乐化，报道故事化，没有真正体现对灾民的关怀和对弱者的尊重。如何在灾难报道中彰显人文关怀呢？例如减少拍摄灾难现场的血腥场面，关注灾难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考虑受访的心理感受，总而言之，关怀、尊重甚至服务于灾难中的每一个个体。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媒体的报道观念问题，它体现在电视画面的呈现、报道重点的选择和记者采访的方式等等，每一个电视记者在开展直播报道前都需要问问自己，观众此刻最想知道的是什么？镜头呈现的画面会不会刺激到受众？这样的提问会不会造成对被访者的“二次伤害”？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以专业的精神和职业的态度来对待新闻中的每个事物，只有这样，在任何重大灾难事故面前，电视媒体才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理性、客观和成熟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彭湘蓉.突发事件媒体信息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考量[J].当代传播，2011（5）.
[2] 李岩.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J].当代传播，2011（1）.
[3] 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今传媒，2010（2）.
[4] 吕鹏.中西方电视新闻专业主义比较：源流、发展及要求[J].现代视听，2011（5）.
[5] 朱启曼.新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J].新闻世界，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