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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是一个严酷的时代，政治腐烂，经济崩溃，流民四起，边关告急;明朝末年又是一个奢靡的时代，从贵族到平民都充满了玩世不恭的精神。帝国的北都北京愁云惨淡，帝国的南都南京夜夜笙歌，一方面处处透露着末世败亡的气息，另一方面则是穷奢极欲、醉生梦死。满族的金戈铁马撞击帝国长城的声音已经隐隐在耳，中原流民对帝国的反叛之火亦渐成燎原之势，当此“天柱欲折，四维将裂”之时，似乎人人自知不免，却又人人无力回天，索性以繁华掩饰严酷，焦愁满身而寻片刻之欢。明朝末年又是一个才子辈出的时代，尽管格局不大，却多有全能通识型的才子，比如张岱，笔墨文字自不必说，琴棋书画、梨园歌吹乃至博戏斗牌、斗鸡走狗也无一不精。
张岱，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祖籍四川绵竹，生于浙江绍兴，自称“蜀人”。张岱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身历明、清易代的全部过程。张岱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早年是不折不扣的纨绔公子——张家自有声色癖好的传统，张岱从小纵情于红尘俗世之中，一身兼有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和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他的几个叔叔、堂表亲戚也莫不如此。只是与他们相比，张岱的家境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富有，虽然他的祖父张汝霖身居高位，但他的父亲张耀芳却科场蹭蹬，不事生计，直到五十岁之后才在鲁王府做了一个长史的小官。张岱以为，他家得以维持富裕人家的体面，一靠祖上庇荫，祖父面面俱到的细心安排，更重要的还是靠母亲的辛苦操持与成全。但不管怎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岱从小坐享其成，锦衣玉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俗话说三代出贵族，九代出望族，仅仅有聪明伶俐还远远不够，还要有钱、有闲，张岱之所以成为玩家张岱，家庭出身至为关键。
对于科举，张岱起初并不为意，他没有谋生的压力，科举之于他从不显得多么紧迫。而且彼时的张岱年少轻狂，他总是自诩聪明过人，以为如果自己真正想要，功名就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如同他的许许多多的爱好一样，张岱喜欢读书，只是因为读书其乐无穷，读书的快乐与功名无关，更不可能在八股文中获得，而更多的是得自灵光乍现与豁然开朗。回味自己早年的读书之乐，张岱兴致勃勃地这样写道：“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忽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而灵光乍现与豁然开朗最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或许得自途次邂逅，或许得自色声香味，有时像石火电光，忽然灼露，有时像醉梦之余，忽然相投。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其所遇之奥窍，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乃是当时读书人的不二选择，张岱自然无法逃离科举的樊笼。但让张岱始料未及的是，科举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般容易，读书和写作固然是快乐的，却与八股文不是一个路数。更让张岱感到难堪的是，他居然重蹈父亲的老路，除了获得一个生员的资格之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备受打击的张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对科举的认识，他一边痛陈八股取士是“镂刻学究之肝肠，消磨豪杰之志气”，一边感叹研习八股文“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以致他的“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他觉得，只有那种日暮途穷、奄奄待尽的少不更事之辈，才能通过这样的考试。事实上，明代才子有很多科举的失利者，张岱并不是个例，这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心思全不在此，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与科举一道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注定不能拾人牙慧，在功名利禄的驱策下去读书、做学问。
毫無疑问，张岱精于享受，是第一流的玩家——对于文人来说，晚明本来就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晚明一样，一下涌现出那么多的风流才子纵情声色，倜傥不羁，以致风雅与时尚、轻狂与嚣张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而张岱可谓适逢其盛，深受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张岱坦陈，他自幼“极爱繁华”，平生最喜欢漂亮的别墅、妖冶的美女、华丽的衣裳、可口的美食、高大的骏马、神奇的烟花;喜欢结着翠绿铜锈的古物、有着美丽羽毛的花鸟;喜欢藏书，喜欢品茶，喜欢歌舞，喜欢热闹……张岱在生活方面堪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茶，一定要品“真如百径素兰同雪涛并泻也”的兰雪;藏灯，一定要藏“有烟笼芍药之致”的名家制作——其他像操琴、舞剑、蹴鞠、斗鸡之类，张岱也都玩得尽兴、玩得投入、玩得像模像样。
张岱晚年作文回忆前朝的纵情绮思之乐，说是有一个名为包涵所的豪客，专门打造了三艘楼船：一号楼船载歌筵和歌童，二号楼船放书画，三号楼船载侍陪美人。包涵所经常邀请友人乘船出航，哪里好玩就去哪里，每次十天、二十天不等，号称壮游。包涵所还特意修建了一幢“八卦房”，他居住在中间，周围有八间房环绕，且各有帐帷，供他随意开阖，尽收美景。至于张岱族人，在豪奢放逸方面也并不稍让，在张岱幼年的记忆中，张家举办过一场盛大的灯会，“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冈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乃至“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真是盛况空前。崇祯七年（1634）秋，张家又邀请了七百多宾客来蕺山听戏，大家携酒馔，铺红毯，在星空下席地而坐，举座豪饮，尽情狂欢，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情此景，竟令人想起发源于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虽然规模小了许多，但现场热闹的气氛并无不同。
张岱品藻人物的标准，是“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他认为“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疵与癖乃是真情专注的表现，一个缺少真情、没有真气的假人又有什么值得交往呢？在张岱的笔下，记录了很多疵与癖的人物，像一生桀骜不驯、任性而为的季叔张烨芳等人，尤其是他的堂弟燕客，性之所之，更是“师莫能谕，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鬼神莫能惊，雷霆莫能撼”。燕客钟情的事物既多且广，爱之不惜毁之。他的痴迷，常常视人间规矩如无物，所以张岱在私下里称他“穷极秦始皇”。就张岱本人而言，他既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某年秋天，张岱去北方探望父亲，将船停泊在金山脚下，已是深夜，但见一轮明月映照在江面上，金山寺隐没在黑黢黢的山林间。张岱踏着月光步入寺内，不觉一时兴起，就让仆从去山下取了灯笼、道具，在寺内唱起韩世忠退金兵的戏来。听到锣鼓喧阗的声音，“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张岱每次去杭州小住，都会在西湖畔赏月，也特别爱看湖畔的赏月之人。江南下大雪的时候非常罕见，一旦逢着大雪纷飞，张岱总是兴奋莫名。有一年，绍兴下了大雪，张岱特地带了五个伶人，陪他一起上城隍庙山门，一边饮酒，一边看雪，其中一个伶人唱曲，另一个伶人吹洞箫和之，直到三鼓才尽兴而归。还有一次，张岱携友人雪夜游西湖，他们穿着雪笠，提着火炉，划着小船直奔湖心亭，在雾雪苍茫的湖面上，能够看到的只有上下一白，而“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来到亭上，竟然已经有两人铺毡对坐饮酒，看见张岱，邀来同席，张岱跟他们一起喝了三个满杯才告辞。舟子看到此景，忍不住喃喃自语：“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读书至此，当同饮一大白！
与艺妓交往，当是明末文人的一大雅好，其中自然少不了张岱的身影。张岱虽然没有生活在当时的风月之都南京，但他与时人一样喜欢流连在秦淮河畔，偎红倚翠亦属当行本色。与张岱交好的艺妓名叫王月生，王月生虽然出身低贱，流落于“朱市”，而并不是秦淮河畔的高等艺妓，但她不仅生得面若兰花，还会唱吴曲，且画得一手好画。尤其难得的是，王月生性情文雅，对喜欢的人自是一往情深，对看不上眼的凡夫俗子则连口都懒得开。因为王月生如寒冰傲霜，平素不喜欢与俗人交往，有时即便对面同坐，也像视若无睹，所以，张岱形容她“寒淡如孤梅冷月”。张岱对王月生一直念念不忘，不仅写长诗歌咏之，甚至到了晚年，还在《陶庵梦忆》中撰文回忆自己与王月生的交往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描摹王月生气质的超凡脱俗与仪态的楚楚动人。
对于张岱来说，风花雪月的日子实在过得痛快，过得逍遥，尽管他没有功名，尽管他学书、学剑、学佛、学仙、学节义、学时文皆不成，甚至被人视为废物、败家子、蠢秀才、瞌睡汉，但那又能如何呢？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不也是一种事业吗？如果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终老，相信张岱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去另一个世界继续过他的幸福生活吧。但好日子终究结束了，1644年，清兵入关，天崩地坼的时代降临，一年之后，江南大部已为清兵占领;张岱的亲朋好友或者阵亡，或者自杀，或者隐逸，或者星散，偌大一个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然凋零殆尽。
明亡之初，年近五十的张岱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主动接近人在绍兴的鲁王监国朱以海，并以“东海布衣”的身份上疏鲁王，分析时局，痛陈时弊，力劝鲁王“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且自动请缨，欲亲率“一旅之师”去捉拿马士英，其豪情壮志溢于言表。但时隔不久，张岱就看出鲁王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兴之主，时局已不可为，遂“辞鲁国主，隐居剡中”。因为走得匆忙，张岱仅带了一些必需的日常用品，以及一部《石匮书》的书稿。而留在家中的财产，包括四十多年积累的数万册藏书则就此尽失。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中描述了他隐迹山林的情景：“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驱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张岱曾经屡次想到自杀，而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殉国，只是因为《石匮书》尚未写完。
张岱在深山老林中度过了三年隐姓埋名、“駴駴为野人”的生活，其间“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艰难困苦，自然难以尽述。只是靠了“饥饿之余，好弄笔墨”的一念尚存，张岱才顽强地生存下来。三年之后，当张岱返回家中时，房屋地产已为豪强占有，他剩余的家产，不过“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张岱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了“上无片瓦存，下无一锥立”的境地。回首前尘往事，张岱以为，自己如今遭受的种种磨难，或许正是对过去奢华生活的一种果报，所谓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以荐报床，以石报枕……总而言之，他过去所享受到的，如今都以各种磨难的方式加倍回报，而张岱能够做到的，只是“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于是，张岱在写作《石匮书》之余，又先后写下了两部忏悔之书：《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
由通显之家骤然跌落为普通农户，明朝的灭亡把张岱的人生拦腰截成了两段：如果说放浪不羁的纨绔子弟是张岱的前世，那么颠沛流離、饥寒交迫的落魄书生则是他的今生。正像张岱的好友祁彪佳自杀前所说的那样：“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两度人生既让张岱饱尝世态炎凉，也让他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张岱把他的前世和今生视作两场大梦，他在《陶庵梦忆》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西陵脚夫为人挑酒，不慎失足，把酒坛子打破，脚夫没钱赔偿，就呆坐着思量，这要是梦多好啊！另有一个穷书生考中了举人，正准备去赴鹿鸣宴，却唯恐这不是真的，就咬了一下自己的手臂说：“别是做梦吧！”后者唯恐是梦，前者唯恐不是梦，是梦也好，不是梦也罢，人生的结果总是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张岱最终感慨地写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从绚烂归于平淡，躲在快园废墟中叙说前尘旧事的张岱垂垂老矣，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乡间老翁了。张岱后悔自己早年只顾着享乐，却连杵臼也不认识，以致“在世为废人”，什么活都不会干。他声称自己活在“七不可解”之中：其一，过去都是从平民努力向上比肩公侯，如今却以世家子弟沦落为乞丐，如此的贵贱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二，家产不及中等人家，却想追求金谷园一般的奢华富丽，世间自有许多发财的捷径，自己却甘心隐居山野，如此的贫富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三，书生上战场，将军写文章，如此的文武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四，面对玉帝不谄媚，面对乞丐不傲慢，如此的尊卑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五，软弱时可以任人往脸上吐唾沫，强锐时可以单枪匹马踹敌营，如此的强弱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六，争名夺利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的缓急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七，掷骰子赌钱，不关心胜负，煮水品茶，能分辨出渑水或淄水，如此的智愚错乱，让他难以理解——这七种人生的困惑，最后归结为“自且不解，安望人解”，其实还是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自是我，任人评说。
张岱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他之所以苟活于世，完全是因为《石匮书》尚未杀青的缘故。他痛感“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所以秉持“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原则，积数十年之功发奋著史。对于这部史著，张岱“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志在为后世留下一部明代的信史。而张岱身后更加引人关注的，则是他不经意间写下的小品文字——张岱的小品文堪称是文字中的神品，自始至终贯穿着“玩”的精神，以小品文花繁叶茂的轻柔来叙说不堪回首的旧梦，以对前尘往事的追忆来抒发自己的历史感和身世感。其间心灵的沉重配以料峭的温煦，勾勒出晚明文化的落日余晖，让人悲泣，令人沉醉，这既是张岱个人性情的写照，也是一个时代没落的缩影。
我常常感喟，古代中国多有正人君子，而殊少性情中人，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严肃有余而轻松不足，缺少一种举重若轻的文化个性。而晚明文人对物质享受的沉溺，则养成了他们细腻浸淫的人性生活，其逸乐精神固然是末世享乐主义的体现，同时也未尝不是个人性情的一次大解脱——正是明末的王纲解纽，才使得他们全身放下，任情适性，对传统社会的价值与生活作了一次最彻底的反动。与此同时，文化又是极其脆弱的东西，一种文化情调的培育既非常缓慢，也极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晚明文化的风流蕴藉，很快即被清军的金戈铁马击得粉碎，最终“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岱，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祖籍四川绵竹，生于浙江绍兴，自称“蜀人”。张岱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身历明、清易代的全部过程。张岱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早年是不折不扣的纨绔公子——张家自有声色癖好的传统，张岱从小纵情于红尘俗世之中，一身兼有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和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他的几个叔叔、堂表亲戚也莫不如此。只是与他们相比，张岱的家境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富有，虽然他的祖父张汝霖身居高位，但他的父亲张耀芳却科场蹭蹬，不事生计，直到五十岁之后才在鲁王府做了一个长史的小官。张岱以为，他家得以维持富裕人家的体面，一靠祖上庇荫，祖父面面俱到的细心安排，更重要的还是靠母亲的辛苦操持与成全。但不管怎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岱从小坐享其成，锦衣玉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俗话说三代出贵族，九代出望族，仅仅有聪明伶俐还远远不够，还要有钱、有闲，张岱之所以成为玩家张岱，家庭出身至为关键。
对于科举，张岱起初并不为意，他没有谋生的压力，科举之于他从不显得多么紧迫。而且彼时的张岱年少轻狂，他总是自诩聪明过人，以为如果自己真正想要，功名就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如同他的许许多多的爱好一样，张岱喜欢读书，只是因为读书其乐无穷，读书的快乐与功名无关，更不可能在八股文中获得，而更多的是得自灵光乍现与豁然开朗。回味自己早年的读书之乐，张岱兴致勃勃地这样写道：“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忽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而灵光乍现与豁然开朗最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或许得自途次邂逅，或许得自色声香味，有时像石火电光，忽然灼露，有时像醉梦之余，忽然相投。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其所遇之奥窍，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乃是当时读书人的不二选择，张岱自然无法逃离科举的樊笼。但让张岱始料未及的是，科举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般容易，读书和写作固然是快乐的，却与八股文不是一个路数。更让张岱感到难堪的是，他居然重蹈父亲的老路，除了获得一个生员的资格之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备受打击的张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对科举的认识，他一边痛陈八股取士是“镂刻学究之肝肠，消磨豪杰之志气”，一边感叹研习八股文“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以致他的“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他觉得，只有那种日暮途穷、奄奄待尽的少不更事之辈，才能通过这样的考试。事实上，明代才子有很多科举的失利者，张岱并不是个例，这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心思全不在此，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与科举一道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注定不能拾人牙慧，在功名利禄的驱策下去读书、做学问。
毫無疑问，张岱精于享受，是第一流的玩家——对于文人来说，晚明本来就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晚明一样，一下涌现出那么多的风流才子纵情声色，倜傥不羁，以致风雅与时尚、轻狂与嚣张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而张岱可谓适逢其盛，深受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张岱坦陈，他自幼“极爱繁华”，平生最喜欢漂亮的别墅、妖冶的美女、华丽的衣裳、可口的美食、高大的骏马、神奇的烟花;喜欢结着翠绿铜锈的古物、有着美丽羽毛的花鸟;喜欢藏书，喜欢品茶，喜欢歌舞，喜欢热闹……张岱在生活方面堪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茶，一定要品“真如百径素兰同雪涛并泻也”的兰雪;藏灯，一定要藏“有烟笼芍药之致”的名家制作——其他像操琴、舞剑、蹴鞠、斗鸡之类，张岱也都玩得尽兴、玩得投入、玩得像模像样。
张岱晚年作文回忆前朝的纵情绮思之乐，说是有一个名为包涵所的豪客，专门打造了三艘楼船：一号楼船载歌筵和歌童，二号楼船放书画，三号楼船载侍陪美人。包涵所经常邀请友人乘船出航，哪里好玩就去哪里，每次十天、二十天不等，号称壮游。包涵所还特意修建了一幢“八卦房”，他居住在中间，周围有八间房环绕，且各有帐帷，供他随意开阖，尽收美景。至于张岱族人，在豪奢放逸方面也并不稍让，在张岱幼年的记忆中，张家举办过一场盛大的灯会，“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冈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乃至“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真是盛况空前。崇祯七年（1634）秋，张家又邀请了七百多宾客来蕺山听戏，大家携酒馔，铺红毯，在星空下席地而坐，举座豪饮，尽情狂欢，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情此景，竟令人想起发源于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虽然规模小了许多，但现场热闹的气氛并无不同。
张岱品藻人物的标准，是“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他认为“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疵与癖乃是真情专注的表现，一个缺少真情、没有真气的假人又有什么值得交往呢？在张岱的笔下，记录了很多疵与癖的人物，像一生桀骜不驯、任性而为的季叔张烨芳等人，尤其是他的堂弟燕客，性之所之，更是“师莫能谕，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鬼神莫能惊，雷霆莫能撼”。燕客钟情的事物既多且广，爱之不惜毁之。他的痴迷，常常视人间规矩如无物，所以张岱在私下里称他“穷极秦始皇”。就张岱本人而言，他既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某年秋天，张岱去北方探望父亲，将船停泊在金山脚下，已是深夜，但见一轮明月映照在江面上，金山寺隐没在黑黢黢的山林间。张岱踏着月光步入寺内，不觉一时兴起，就让仆从去山下取了灯笼、道具，在寺内唱起韩世忠退金兵的戏来。听到锣鼓喧阗的声音，“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张岱每次去杭州小住，都会在西湖畔赏月，也特别爱看湖畔的赏月之人。江南下大雪的时候非常罕见，一旦逢着大雪纷飞，张岱总是兴奋莫名。有一年，绍兴下了大雪，张岱特地带了五个伶人，陪他一起上城隍庙山门，一边饮酒，一边看雪，其中一个伶人唱曲，另一个伶人吹洞箫和之，直到三鼓才尽兴而归。还有一次，张岱携友人雪夜游西湖，他们穿着雪笠，提着火炉，划着小船直奔湖心亭，在雾雪苍茫的湖面上，能够看到的只有上下一白，而“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来到亭上，竟然已经有两人铺毡对坐饮酒，看见张岱，邀来同席，张岱跟他们一起喝了三个满杯才告辞。舟子看到此景，忍不住喃喃自语：“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读书至此，当同饮一大白！
与艺妓交往，当是明末文人的一大雅好，其中自然少不了张岱的身影。张岱虽然没有生活在当时的风月之都南京，但他与时人一样喜欢流连在秦淮河畔，偎红倚翠亦属当行本色。与张岱交好的艺妓名叫王月生，王月生虽然出身低贱，流落于“朱市”，而并不是秦淮河畔的高等艺妓，但她不仅生得面若兰花，还会唱吴曲，且画得一手好画。尤其难得的是，王月生性情文雅，对喜欢的人自是一往情深，对看不上眼的凡夫俗子则连口都懒得开。因为王月生如寒冰傲霜，平素不喜欢与俗人交往，有时即便对面同坐，也像视若无睹，所以，张岱形容她“寒淡如孤梅冷月”。张岱对王月生一直念念不忘，不仅写长诗歌咏之，甚至到了晚年，还在《陶庵梦忆》中撰文回忆自己与王月生的交往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描摹王月生气质的超凡脱俗与仪态的楚楚动人。
对于张岱来说，风花雪月的日子实在过得痛快，过得逍遥，尽管他没有功名，尽管他学书、学剑、学佛、学仙、学节义、学时文皆不成，甚至被人视为废物、败家子、蠢秀才、瞌睡汉，但那又能如何呢？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不也是一种事业吗？如果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终老，相信张岱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去另一个世界继续过他的幸福生活吧。但好日子终究结束了，1644年，清兵入关，天崩地坼的时代降临，一年之后，江南大部已为清兵占领;张岱的亲朋好友或者阵亡，或者自杀，或者隐逸，或者星散，偌大一个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然凋零殆尽。
明亡之初，年近五十的张岱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主动接近人在绍兴的鲁王监国朱以海，并以“东海布衣”的身份上疏鲁王，分析时局，痛陈时弊，力劝鲁王“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且自动请缨，欲亲率“一旅之师”去捉拿马士英，其豪情壮志溢于言表。但时隔不久，张岱就看出鲁王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兴之主，时局已不可为，遂“辞鲁国主，隐居剡中”。因为走得匆忙，张岱仅带了一些必需的日常用品，以及一部《石匮书》的书稿。而留在家中的财产，包括四十多年积累的数万册藏书则就此尽失。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中描述了他隐迹山林的情景：“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驱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张岱曾经屡次想到自杀，而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殉国，只是因为《石匮书》尚未写完。
张岱在深山老林中度过了三年隐姓埋名、“駴駴为野人”的生活，其间“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艰难困苦，自然难以尽述。只是靠了“饥饿之余，好弄笔墨”的一念尚存，张岱才顽强地生存下来。三年之后，当张岱返回家中时，房屋地产已为豪强占有，他剩余的家产，不过“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张岱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了“上无片瓦存，下无一锥立”的境地。回首前尘往事，张岱以为，自己如今遭受的种种磨难，或许正是对过去奢华生活的一种果报，所谓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以荐报床，以石报枕……总而言之，他过去所享受到的，如今都以各种磨难的方式加倍回报，而张岱能够做到的，只是“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于是，张岱在写作《石匮书》之余，又先后写下了两部忏悔之书：《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
由通显之家骤然跌落为普通农户，明朝的灭亡把张岱的人生拦腰截成了两段：如果说放浪不羁的纨绔子弟是张岱的前世，那么颠沛流離、饥寒交迫的落魄书生则是他的今生。正像张岱的好友祁彪佳自杀前所说的那样：“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两度人生既让张岱饱尝世态炎凉，也让他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张岱把他的前世和今生视作两场大梦，他在《陶庵梦忆》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西陵脚夫为人挑酒，不慎失足，把酒坛子打破，脚夫没钱赔偿，就呆坐着思量，这要是梦多好啊！另有一个穷书生考中了举人，正准备去赴鹿鸣宴，却唯恐这不是真的，就咬了一下自己的手臂说：“别是做梦吧！”后者唯恐是梦，前者唯恐不是梦，是梦也好，不是梦也罢，人生的结果总是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张岱最终感慨地写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从绚烂归于平淡，躲在快园废墟中叙说前尘旧事的张岱垂垂老矣，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乡间老翁了。张岱后悔自己早年只顾着享乐，却连杵臼也不认识，以致“在世为废人”，什么活都不会干。他声称自己活在“七不可解”之中：其一，过去都是从平民努力向上比肩公侯，如今却以世家子弟沦落为乞丐，如此的贵贱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二，家产不及中等人家，却想追求金谷园一般的奢华富丽，世间自有许多发财的捷径，自己却甘心隐居山野，如此的贫富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三，书生上战场，将军写文章，如此的文武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四，面对玉帝不谄媚，面对乞丐不傲慢，如此的尊卑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五，软弱时可以任人往脸上吐唾沫，强锐时可以单枪匹马踹敌营，如此的强弱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六，争名夺利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的缓急错乱，让他难以理解;其七，掷骰子赌钱，不关心胜负，煮水品茶，能分辨出渑水或淄水，如此的智愚错乱，让他难以理解——这七种人生的困惑，最后归结为“自且不解，安望人解”，其实还是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自是我，任人评说。
张岱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他之所以苟活于世，完全是因为《石匮书》尚未杀青的缘故。他痛感“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所以秉持“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原则，积数十年之功发奋著史。对于这部史著，张岱“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志在为后世留下一部明代的信史。而张岱身后更加引人关注的，则是他不经意间写下的小品文字——张岱的小品文堪称是文字中的神品，自始至终贯穿着“玩”的精神，以小品文花繁叶茂的轻柔来叙说不堪回首的旧梦，以对前尘往事的追忆来抒发自己的历史感和身世感。其间心灵的沉重配以料峭的温煦，勾勒出晚明文化的落日余晖，让人悲泣，令人沉醉，这既是张岱个人性情的写照，也是一个时代没落的缩影。
我常常感喟，古代中国多有正人君子，而殊少性情中人，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严肃有余而轻松不足，缺少一种举重若轻的文化个性。而晚明文人对物质享受的沉溺，则养成了他们细腻浸淫的人性生活，其逸乐精神固然是末世享乐主义的体现，同时也未尝不是个人性情的一次大解脱——正是明末的王纲解纽，才使得他们全身放下，任情适性，对传统社会的价值与生活作了一次最彻底的反动。与此同时，文化又是极其脆弱的东西，一种文化情调的培育既非常缓慢，也极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晚明文化的风流蕴藉，很快即被清军的金戈铁马击得粉碎，最终“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