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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思想无所不包，他对科学技艺等学问也有所思考，并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度。
古人喜欢从整体思考问题，所有事物在整体中的位置就比较清晰。那么类似科技的存在处于什么位置呢？
在“拔本塞源”论中，阳明对知识技能有一个定位，他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可见，在这个万物一体中，最重要的是整体性的关系，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这种整体性的知识被称为“德”，也是天道中最重要的知识。在三代时，甚至是唯一的知识，“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哪怕是下等的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类，也是以此为学问。学校中教的也都是德行学问，“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具體的才能反而会随着德行的增长而不断精通，“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只有先修德行，才能在各种职业中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可见，在阳明看来，农、工、商、贾等职业是下贱职业，只有精通大道大德的君子才能担任上等管理工作，他们即士官阶层。而关于技术性的知识也只在下贱职业中才出现，君子是不务此的，“此圣人之学……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圣人之学主要是关于共同心体上的德行学问，而不是知识技能。
若是遗忘了整体大端的圣学，才会有追求各种知识技能的可能。而这种片面的追求就是功利之心的表现。这种功利之心势必导致天下大乱。失去了整体大道和五伦指导的知识技能越多，就越增加了作恶的能力，“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人们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其兼有的技能和职务越多越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来满足其私欲的，“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在阳明看来，各种专业知识的泛滥和大道圣学的缺失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所以，为学的根本就是复整体圣学或良知之学。阳明呼吁豪杰志士为此圣学恢复做出努力，“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由此可见知识技能在阳明学问中的位置：其是下等人所从事的枝节知识，属于末学;真正的学问应该是圣学，即德行之学。
在《与黄宗贤》中，阳明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古之所谓大臣者，更不称他有甚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 他说作为大成，即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智谋才略的，他就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的人。但他又确实是有超乎众人的智谋才略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而良知的核心学问就是天理大道。只要拥有了这个看似没有具体用处的大道知识，就可以容纳和驾驭各种拥有具体知识技能的人。
在《祭元山席尚书文》中，阳明又提到了大臣的“断断休休”，其解释更清楚些：“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其怨谤之集于其身。盖所谓‘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所谓“断断休休”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技能，但能驾驭和使用有技能之人，這样，他人之技能就如自己的技能一样。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大臣。
这两段话表明，管理阶层的人是掌握大道知识的人，而掌握具体知识技能的人则是被管理和使用的人。所以，君子所要追求的是高级大道管理知识，而不是低级的具体知识技能。
即使是在修仙上，阳明也不赞同走技术路线的，“若后世拔宅飞升、点化投夺之类，谲怪奇骇，是乃秘术曲技，尹文子所谓‘幻’，释氏谓之‘外道’者也。若是谓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
在交友上，也主要看其道德学问而不是技艺文辞水平，在《答储柴墟》中，阳明说：“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于道，莫贵于德……今特以技艺文辞之工，地势声翼之重，而骜然欲以友乎贤者，贤者弗与也。”
阳明还说，没有技艺不过吃饭困难点，但没有道德，就连人都不是了，“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可见技艺是次要的，而道德才是首要的。
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阳明再次讨论了道和技能的问题，“学弈则谓之学，学文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虽然都是学，但学道才是根本大路，其余都是荆棘小路，难通大道。通晓了大道，则文辞末技无所不通。而倒过来专门修习文辞技能，则是沉溺于枝节，则离道远矣。所以文辞要以道为本。虽然这是在讲文辞技艺，但都是属于技艺性的知识，他这种态度也适用于科技知识。
在《自得斋说》、《书玄默卷》中，阳明则认为从技能和枝叶上不可能通达道，“夫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于外求？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无所谓深造之者。然亦辞章而已耳，训诂而已耳，技艺而已耳。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宁有所谓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于左右逢原乎何有”？“玄默志于道矣，而犹有诗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于他好乎？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盖世之为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独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犹根也;言，犹枝叶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叶为者，吾未见其能生也”。
可见，类似于技艺的学问，无论如何深造，仍然是外物，所以都不能达于道，“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而语言文辞等枝叶技能，在大德确立了之后自然会有，但会各种枝节技能却未必能有德，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且大本不立，枝叶也难以生存。
综上可见，阳明对技艺性的学问是评价比较低的，如果说性、道、德之整体性学问为本的话，具体知识和技能则为末。他承认从本可以开出末，但末却不一定能通达大本。所以，君子和圣贤一般不会去专门学习具体的技能。但这并不反对小民百工去学习和钻研技能，他们学了就相当于君子学了，因为处于管理阶层的君子可以役使他们。
这样的态度就是阳明对科技的态度。这也和孔子的态度是一样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但是，阳明的良知心学又有一套高明的逻辑，如知行合一、未发已发合一、体用一源、本体工夫合一、本然之知与见闻之知合一论等。在这套逻辑下，科技又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这些逻辑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本体（知、未发、体、本然之知）的存在需要工夫（行、已发、用、见闻之知）来显现。如阳明所说，“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它是潜在的，良知必须和万事万物接触，才能开发出其潜能和潜知，也必须借助万事万物来展现自己。而这个无所不知的良知中，已经蕴含了科技知识。只是阳明强调人际关系上的德行之知而忽略了科技知识的开发。
虽然他不鼓励科技知识的开发，但也并不否定科技知识的必要性。在《节庵方公墓表》中，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磻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书传所称，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吾观方翁“士商从事”之喻，隐然有当于古四民之义，若有激而云者。呜呼！斯义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闻欤？抑其天质之美，而默有契也？吾于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尝获交于翁二子，皆颖然敦古道，敏志于学。其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求尽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为之论著之云耳。 在阳明体用合一逻辑下，四民所从事的职业和技能获得了某种平等，即他们都是道的体现和运转。四民之业的差异只是职业的差异，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各个业者尽心，就都属于“生人之道”。士之德行修治也就没有了优越性，农、工、商之技能也不再卑贱。如此，技能学问就取得了与德行学问一样的地位。阳明也就承认了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正是阳明学说和思想中存在的矛盾的结果。其良知学说具有保守性和开放性两个向度。在保守的一面，他仍将儒家等级伦理视为良知的主要内容。于是就有了前面的对科技知识的贬低。而其良知学说又有开放革命的一面，即其知行合一、体用合一、本体工夫合一等逻辑又会将所有层面都推向平等。因此，按照良知的逻辑，四民异业同道就水到渠成了。
在《长沙答周生》中，阳明也劝周生要无所不学：“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谈诵。之子特相求，礼殚意弥重。自言绝学余，有志莫与共;手持一编书，披历见肝衷;近希小范踪，远为贾生恸;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我方惩创后，见之色亦动。子诚仁者心，所言亦屡中;愿子且求志，蕴蓄事涵泳。”这也是良知逻辑的结果，“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本体和工夫要打成一片。
在《别王纯甫序》中，阳明也提出了各种学问技艺皆平等的思想：“天之于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为能，而其足于用，亦一也。匠斫也，陶垣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诣其巧矣，而同足于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于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论货色也，可以观教矣……圣人不欲人人而圣之乎？然而质人人殊。故辩之严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则隘，或失则支，或失则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归于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夫教，以复其性而已。自尧、舜而来未之有改，而谓无定乎？”
可见，学何种技艺，只是根据各自资质不同来进行安排而已，在各种技艺和人才的价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天下之物，也只是“巨微修短之殊位”，在价值上，万物都是一样的。这就和先前阳明对科技的贬低性评价不一样了。
在《书林司训卷》中，阳明也谈到了四民同道：“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禄，四民皆有定制。壮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疾病相抚持。乌有耄耋之年而犹走衣食于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无恒产者。然其时圣学尚明，士虽贫困，犹有固穷之节;里闾族党，犹知有相恤之义。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几君子闻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而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挤于颠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顾也。不亦悲夫！”在这里，四民的地位就成了个矛盾的存在，其既可以是王道下的等级性存在，也可以是知行合一逻辑下的同等价值之存在。
对于技艺的地位，阳明就在这两种态度中徘徊，他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著，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他开始时对技术的评价是着眼于儒家传统，称其为“小道”。但是又认为若从良知本体的角度来体悟和使用之，即本体和工夫合一，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达到精妙的境界，即道的境界。不过阳明还是不放心，认为一旦执着于技艺，便很容易沉溺其中，私欲泛滥，从而不可能以此来通达大道。所以君子还是最好不使用这些技艺。当然也就谈不上从事研究了。
综上所述，阳明对科技的态度保守的成分可能多一些。但其良知的逻辑却使其必然会突破儒家藩篱，从而将科技这一层面的知识开发出来。否则，就配不上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宇宙本体之位。
一、道优先论下的科技为末的思想
古人喜欢从整体思考问题，所有事物在整体中的位置就比较清晰。那么类似科技的存在处于什么位置呢？
在“拔本塞源”论中，阳明对知识技能有一个定位，他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可见，在这个万物一体中，最重要的是整体性的关系，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这种整体性的知识被称为“德”，也是天道中最重要的知识。在三代时，甚至是唯一的知识，“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哪怕是下等的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类，也是以此为学问。学校中教的也都是德行学问，“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具體的才能反而会随着德行的增长而不断精通，“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只有先修德行，才能在各种职业中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可见，在阳明看来，农、工、商、贾等职业是下贱职业，只有精通大道大德的君子才能担任上等管理工作，他们即士官阶层。而关于技术性的知识也只在下贱职业中才出现，君子是不务此的，“此圣人之学……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圣人之学主要是关于共同心体上的德行学问，而不是知识技能。
若是遗忘了整体大端的圣学，才会有追求各种知识技能的可能。而这种片面的追求就是功利之心的表现。这种功利之心势必导致天下大乱。失去了整体大道和五伦指导的知识技能越多，就越增加了作恶的能力，“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人们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其兼有的技能和职务越多越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来满足其私欲的，“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在阳明看来，各种专业知识的泛滥和大道圣学的缺失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所以，为学的根本就是复整体圣学或良知之学。阳明呼吁豪杰志士为此圣学恢复做出努力，“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由此可见知识技能在阳明学问中的位置：其是下等人所从事的枝节知识，属于末学;真正的学问应该是圣学，即德行之学。
在《与黄宗贤》中，阳明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古之所谓大臣者，更不称他有甚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 他说作为大成，即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智谋才略的，他就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的人。但他又确实是有超乎众人的智谋才略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而良知的核心学问就是天理大道。只要拥有了这个看似没有具体用处的大道知识，就可以容纳和驾驭各种拥有具体知识技能的人。
在《祭元山席尚书文》中，阳明又提到了大臣的“断断休休”，其解释更清楚些：“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其怨谤之集于其身。盖所谓‘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所谓“断断休休”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技能，但能驾驭和使用有技能之人，這样，他人之技能就如自己的技能一样。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大臣。
这两段话表明，管理阶层的人是掌握大道知识的人，而掌握具体知识技能的人则是被管理和使用的人。所以，君子所要追求的是高级大道管理知识，而不是低级的具体知识技能。
即使是在修仙上，阳明也不赞同走技术路线的，“若后世拔宅飞升、点化投夺之类，谲怪奇骇，是乃秘术曲技，尹文子所谓‘幻’，释氏谓之‘外道’者也。若是谓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后世上阳子之流，盖方外技术之士，未可以为道。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
在交友上，也主要看其道德学问而不是技艺文辞水平，在《答储柴墟》中，阳明说：“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于道，莫贵于德……今特以技艺文辞之工，地势声翼之重，而骜然欲以友乎贤者，贤者弗与也。”
阳明还说，没有技艺不过吃饭困难点，但没有道德，就连人都不是了，“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可见技艺是次要的，而道德才是首要的。
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阳明再次讨论了道和技能的问题，“学弈则谓之学，学文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虽然都是学，但学道才是根本大路，其余都是荆棘小路，难通大道。通晓了大道，则文辞末技无所不通。而倒过来专门修习文辞技能，则是沉溺于枝节，则离道远矣。所以文辞要以道为本。虽然这是在讲文辞技艺，但都是属于技艺性的知识，他这种态度也适用于科技知识。
在《自得斋说》、《书玄默卷》中，阳明则认为从技能和枝叶上不可能通达道，“夫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于外求？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无所谓深造之者。然亦辞章而已耳，训诂而已耳，技艺而已耳。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宁有所谓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于左右逢原乎何有”？“玄默志于道矣，而犹有诗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于他好乎？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盖世之为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独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犹根也;言，犹枝叶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叶为者，吾未见其能生也”。
可见，类似于技艺的学问，无论如何深造，仍然是外物，所以都不能达于道，“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而语言文辞等枝叶技能，在大德确立了之后自然会有，但会各种枝节技能却未必能有德，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且大本不立，枝叶也难以生存。
综上可见，阳明对技艺性的学问是评价比较低的，如果说性、道、德之整体性学问为本的话，具体知识和技能则为末。他承认从本可以开出末，但末却不一定能通达大本。所以，君子和圣贤一般不会去专门学习具体的技能。但这并不反对小民百工去学习和钻研技能，他们学了就相当于君子学了，因为处于管理阶层的君子可以役使他们。
这样的态度就是阳明对科技的态度。这也和孔子的态度是一样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二、良知心学逻辑下的科技必要思想
但是，阳明的良知心学又有一套高明的逻辑，如知行合一、未发已发合一、体用一源、本体工夫合一、本然之知与见闻之知合一论等。在这套逻辑下，科技又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这些逻辑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本体（知、未发、体、本然之知）的存在需要工夫（行、已发、用、见闻之知）来显现。如阳明所说，“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它是潜在的，良知必须和万事万物接触，才能开发出其潜能和潜知，也必须借助万事万物来展现自己。而这个无所不知的良知中，已经蕴含了科技知识。只是阳明强调人际关系上的德行之知而忽略了科技知识的开发。
虽然他不鼓励科技知识的开发，但也并不否定科技知识的必要性。在《节庵方公墓表》中，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磻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书传所称，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吾观方翁“士商从事”之喻，隐然有当于古四民之义，若有激而云者。呜呼！斯义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闻欤？抑其天质之美，而默有契也？吾于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尝获交于翁二子，皆颖然敦古道，敏志于学。其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求尽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为之论著之云耳。 在阳明体用合一逻辑下，四民所从事的职业和技能获得了某种平等，即他们都是道的体现和运转。四民之业的差异只是职业的差异，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各个业者尽心，就都属于“生人之道”。士之德行修治也就没有了优越性，农、工、商之技能也不再卑贱。如此，技能学问就取得了与德行学问一样的地位。阳明也就承认了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正是阳明学说和思想中存在的矛盾的结果。其良知学说具有保守性和开放性两个向度。在保守的一面，他仍将儒家等级伦理视为良知的主要内容。于是就有了前面的对科技知识的贬低。而其良知学说又有开放革命的一面，即其知行合一、体用合一、本体工夫合一等逻辑又会将所有层面都推向平等。因此，按照良知的逻辑，四民异业同道就水到渠成了。
在《长沙答周生》中，阳明也劝周生要无所不学：“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谈诵。之子特相求，礼殚意弥重。自言绝学余，有志莫与共;手持一编书，披历见肝衷;近希小范踪，远为贾生恸;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我方惩创后，见之色亦动。子诚仁者心，所言亦屡中;愿子且求志，蕴蓄事涵泳。”这也是良知逻辑的结果，“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本体和工夫要打成一片。
在《别王纯甫序》中，阳明也提出了各种学问技艺皆平等的思想：“天之于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为能，而其足于用，亦一也。匠斫也，陶垣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诣其巧矣，而同足于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于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论货色也，可以观教矣……圣人不欲人人而圣之乎？然而质人人殊。故辩之严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则隘，或失则支，或失则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归于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夫教，以复其性而已。自尧、舜而来未之有改，而谓无定乎？”
可见，学何种技艺，只是根据各自资质不同来进行安排而已，在各种技艺和人才的价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天下之物，也只是“巨微修短之殊位”，在价值上，万物都是一样的。这就和先前阳明对科技的贬低性评价不一样了。
在《书林司训卷》中，阳明也谈到了四民同道：“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禄，四民皆有定制。壮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疾病相抚持。乌有耄耋之年而犹走衣食于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无恒产者。然其时圣学尚明，士虽贫困，犹有固穷之节;里闾族党，犹知有相恤之义。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几君子闻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而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挤于颠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顾也。不亦悲夫！”在这里，四民的地位就成了个矛盾的存在，其既可以是王道下的等级性存在，也可以是知行合一逻辑下的同等价值之存在。
对于技艺的地位，阳明就在这两种态度中徘徊，他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著，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他开始时对技术的评价是着眼于儒家传统，称其为“小道”。但是又认为若从良知本体的角度来体悟和使用之，即本体和工夫合一，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达到精妙的境界，即道的境界。不过阳明还是不放心，认为一旦执着于技艺，便很容易沉溺其中，私欲泛滥，从而不可能以此来通达大道。所以君子还是最好不使用这些技艺。当然也就谈不上从事研究了。
综上所述，阳明对科技的态度保守的成分可能多一些。但其良知的逻辑却使其必然会突破儒家藩篱，从而将科技这一层面的知识开发出来。否则，就配不上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宇宙本体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