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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运用博弈论解释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区域发展制度变迁机制，并且得出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制度选择不仅仅只是实现公平，而且实现了效率；改革开放后的选择是建立在效率优先基础上，从而决定了２１世纪必须进行西部大开发，以实现效率和公平。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引起经济学界和政治界的普遍关注，包括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不平衡发生的原因中，制度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且在国内外取得了同一个共识。此类文献一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９年建立开始研究区域制度的变迁，把中国的经济制度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至今，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的投资政策及其相关政策，比如第一阶段主要的政策是西部建设，第二阶段是东部发展，而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再细分为几个阶段，比如第一阶段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１９７２，１９７３－１９７８。本文并不讨论经济阶段如何细分，所以不详细讨论阶段如何细分。在不平衡经济发展史研究中，经济学界得到了少有的统一结论：改革开放前，区域均衡发展策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区域不均衡发展策略主导中国经济。至于为什么采取如此策略，为本文第２个问题，即：为什么采取如此发展制度？
中国采纳不同的发展制度的原因归纳
在我国的大部分文献中，对不同阶段采纳不同制度的原因研究，都是从逻辑推理方面来做定性研究的。大部分论文、著作、报告都认为主要由国内的经济领导阶层对国际政治环境的主观认识和国际环境的客观现实两方面决定的。至于如何决定，没有给出详细的逻辑分析路径，都采纳：改革开放前，国内经济不平衡导致区域投资平衡布局，国际威胁加重内线投资，同时加重了区域投资平衡的布局。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效率低下，国际竞争激烈决定了中央政府决定“效率优先”的发展策略。１９９９年以后：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导致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策略的采纳。而至于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在国内很难找到。同时，采用博弈论分析区域经济的文章已经引起重视，比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博弈论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博弈分析等。但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却少见，所以，本文主要采用博弈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主导下区域发展制度变迁的原因，证明其制度采纳的合理性。
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的博弈论解释
本文采用博弈论中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分析方法、不完全信息动态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制度变迁，把我国的区域发展制度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至今三个阶段，分别用博弈论对期间的发展投资制度做出科学解释。逻辑解释的前提假设是：（１）古典经济的边际投入产出递减规律；（２）此文制度指制度安排，具体说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安排。
第一阶段为我国建国到１９７７年，其间我国政府选择的发展制度主要是均衡发展，即对中西部投资相对比例较大，以使东中西出现平衡发展。我们主要证明此阶段政府不仅仅考虑公平，还考虑了效率。从博弈论的角度，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分析，首先我们建立博弈的四个基本条件：（１）博弈双方：我国中央政府和外国中央政府；（２）参与策略空间：我国主要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外国主要选择军事是否打击策略；（３）博弈顺序：短期为静态博弈，长期为重复博弈；（４）得益函数：我国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表达式为：Ｕｃ－Ｕ（Ｅｃ，Ｐｃ），外国体现在经济权利的增大，表达式为：Ｕｆ＝Ｕ（Ｅｆ）。其中，Ｅｃ，Ｐｃ分别代表中国经济得益，政治得益，Ｅｆ代表外国经济得益，Ｕ代表各方总得益。
按照博弈分析方法，各博弈方的最终目标是得益函数取得最大值。首先分析我国采取何种发展制度才可以使得益函数最大化。按照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我们知道政治的稳定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即Ｐ＝ｆ（Ｅ），所以，我国得益函数可以写为Ｕｃ＝Ｕ（Ｅｃ）。而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经济产出主要是劳动、资本、技术在外界条件下的有机结合，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为：Ｅ＝ＡＫαＬβ。其中Ｅ表示经济产出，Ａ表示技术水平，Ｋ表示资金，Ｌ表示劳动力综合数量。但此函数假设外界条件为和平环境下，为适合具体分析我国当时外界条件，本文用Ｆ表示外国对我国各个区域可能采取的军事策略及其程度，取值为０－１，与外国军事打击程度成反比，从而得出外界条件不能忽略下的生产函数：Ｅ＝ＡＫαＬβＦ。
其次，我们在第一阶段采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法，即：双方同时采取策略，信息不对称。在此假设下，我国的选择为均衡投资和不均衡投资，外国的选择为军事打击和军事不打击，并且双方都只能依靠自己对对方的估算做出决策。我国的得益函数按对方采取的策略不同分为：（１）对方采取军事打击：Ｅ１＝ＡＫαＬβ（西部，Ｆ＝１）；Ｅ２＝ＡＫαＬβ（１／２）（中部，假设Ｆ＝１／２）；Ｅ３＝０（东部，Ｆ＝０）。（２）对方不采取军事打击：Ｅ＝ＡＫαＬβ（全国三大区域生产函数相同，Ｆ均为１，即：产出只由投入本身决定）。
最后，假设短时期内，三大区域的生产函数不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来计算我国政府的决策依据，即：得益最大化要求的条件：ＭａｘＵ＝α∑Ｅｉ＋β∑Ｅｉ（α＋β＝１，ｉ＝１，２，３），其中，α代表战争可能性，β代表和平可能性，其值由博弈方根据所得信息进行决策。由于中央政府只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因此，我们只要分别计算出两个结果就可以了，并且同时可以计算出α，β的临界值。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期，我国面临着西方大国的巨大压力，尽管有苏联等国的帮助，但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着，朝鲜战争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到第一阶段结束，我国与苏联关系产生裂痕，与西方国家仍然处于对峙状态，更加大战争爆发的概率。所以，α的估算值理应很大，而β的估算就很小了。因此，在第一阶段我国政府选择区域均衡和倾斜中西部的策略，主要是进行各方面博弈的结果，决不是随意的行为。
第二阶段，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大力投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按照上述得益函数的分析，进入８０年代，我国政府在分析了中外关系以后，认为（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与反发展。所以，得益函数中的α和β的估算值被颠倒过来，即α很小，β很大。（２）经济发展主要是合理的组织生产资源，在科技的支持下，进行规模产出，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所以，三个区域的生产函数尽管自变量和因变量没有变化，但具体的指数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产业水平明显超过了中西部地区。但是在本阶段，博弈双方仍然为我国中央政府和外国政府，博弈的策略空间和第一阶段本质上都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此阶段的博弈分析方法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属于重复动态博弈。
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阶段，参加博弈方的主体增加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并且主要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各级政府与外国政府企业的博弈。此阶段的博弈相对要复杂得多。博弈策略空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博弈，我们主要讨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策略，中央政府的策略空间主要是倾斜中西部和继续倾斜东部两种，地方政府主要是支持和反对中央策略两种。博弈顺序是完全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即：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每一个行为的意思。博弈得益函数为：各地方政府为各区域的经济产出能力即：Ｕｉ＝Ｕ（Ｅｉ）＝ＡＫαＬβ；中央政府由各区域产出之和和公平程度来决定即：Ｕｃ１＝Ｕｃ（Ｅ）＝∑Ｅｉ＝∑ＡＫαＬβ和Ｕｃ２＝Ｕ（Ｄ）＝Ｕ（∑（Ｅｉ－Ｅ／ｎ）２／ｎ）。其中Ｄ表示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ｎ为区域个数，Ｅ为全国经济总产出。由于各个区域的不同生产函数，不同生产条件和初始条件，很难具体的分析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具体得益情况，但我们明白：一般情况下，长期内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支持中央政府的策略。而中央政府的选择也就建立在假设地方政府支持中央政府决策的前提下，由于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已经开始，政府的投资效率开始递减，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阶段，需要大量投资，所以综合考虑中央政府采取了倾斜中西部的策略，开始了西部大开发。
本文主要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讨论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并且得出我国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发展制度并不仅仅是考虑公平，它实际上是全面地考虑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定。而改革开放后的决定是先效率后公平，从而使一部分先富起来，再带动后富者。本文的观点一方面符合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区域收敛条件的观点，说明了其分析方法的正确；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没有仔细解释公平函数，从而没有定量的分析西部开发的合理性，说明还有继续加深研究的可能。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引起经济学界和政治界的普遍关注，包括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不平衡发生的原因中，制度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且在国内外取得了同一个共识。此类文献一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９年建立开始研究区域制度的变迁，把中国的经济制度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至今，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的投资政策及其相关政策，比如第一阶段主要的政策是西部建设，第二阶段是东部发展，而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再细分为几个阶段，比如第一阶段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１９７２，１９７３－１９７８。本文并不讨论经济阶段如何细分，所以不详细讨论阶段如何细分。在不平衡经济发展史研究中，经济学界得到了少有的统一结论：改革开放前，区域均衡发展策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区域不均衡发展策略主导中国经济。至于为什么采取如此策略，为本文第２个问题，即：为什么采取如此发展制度？
中国采纳不同的发展制度的原因归纳
在我国的大部分文献中，对不同阶段采纳不同制度的原因研究，都是从逻辑推理方面来做定性研究的。大部分论文、著作、报告都认为主要由国内的经济领导阶层对国际政治环境的主观认识和国际环境的客观现实两方面决定的。至于如何决定，没有给出详细的逻辑分析路径，都采纳：改革开放前，国内经济不平衡导致区域投资平衡布局，国际威胁加重内线投资，同时加重了区域投资平衡的布局。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效率低下，国际竞争激烈决定了中央政府决定“效率优先”的发展策略。１９９９年以后：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导致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策略的采纳。而至于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在国内很难找到。同时，采用博弈论分析区域经济的文章已经引起重视，比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博弈论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博弈分析等。但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却少见，所以，本文主要采用博弈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主导下区域发展制度变迁的原因，证明其制度采纳的合理性。
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的博弈论解释
本文采用博弈论中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分析方法、不完全信息动态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制度变迁，把我国的区域发展制度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至今三个阶段，分别用博弈论对期间的发展投资制度做出科学解释。逻辑解释的前提假设是：（１）古典经济的边际投入产出递减规律；（２）此文制度指制度安排，具体说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安排。
第一阶段为我国建国到１９７７年，其间我国政府选择的发展制度主要是均衡发展，即对中西部投资相对比例较大，以使东中西出现平衡发展。我们主要证明此阶段政府不仅仅考虑公平，还考虑了效率。从博弈论的角度，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分析，首先我们建立博弈的四个基本条件：（１）博弈双方：我国中央政府和外国中央政府；（２）参与策略空间：我国主要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外国主要选择军事是否打击策略；（３）博弈顺序：短期为静态博弈，长期为重复博弈；（４）得益函数：我国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表达式为：Ｕｃ－Ｕ（Ｅｃ，Ｐｃ），外国体现在经济权利的增大，表达式为：Ｕｆ＝Ｕ（Ｅｆ）。其中，Ｅｃ，Ｐｃ分别代表中国经济得益，政治得益，Ｅｆ代表外国经济得益，Ｕ代表各方总得益。
按照博弈分析方法，各博弈方的最终目标是得益函数取得最大值。首先分析我国采取何种发展制度才可以使得益函数最大化。按照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我们知道政治的稳定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即Ｐ＝ｆ（Ｅ），所以，我国得益函数可以写为Ｕｃ＝Ｕ（Ｅｃ）。而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经济产出主要是劳动、资本、技术在外界条件下的有机结合，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为：Ｅ＝ＡＫαＬβ。其中Ｅ表示经济产出，Ａ表示技术水平，Ｋ表示资金，Ｌ表示劳动力综合数量。但此函数假设外界条件为和平环境下，为适合具体分析我国当时外界条件，本文用Ｆ表示外国对我国各个区域可能采取的军事策略及其程度，取值为０－１，与外国军事打击程度成反比，从而得出外界条件不能忽略下的生产函数：Ｅ＝ＡＫαＬβＦ。
其次，我们在第一阶段采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法，即：双方同时采取策略，信息不对称。在此假设下，我国的选择为均衡投资和不均衡投资，外国的选择为军事打击和军事不打击，并且双方都只能依靠自己对对方的估算做出决策。我国的得益函数按对方采取的策略不同分为：（１）对方采取军事打击：Ｅ１＝ＡＫαＬβ（西部，Ｆ＝１）；Ｅ２＝ＡＫαＬβ（１／２）（中部，假设Ｆ＝１／２）；Ｅ３＝０（东部，Ｆ＝０）。（２）对方不采取军事打击：Ｅ＝ＡＫαＬβ（全国三大区域生产函数相同，Ｆ均为１，即：产出只由投入本身决定）。
最后，假设短时期内，三大区域的生产函数不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来计算我国政府的决策依据，即：得益最大化要求的条件：ＭａｘＵ＝α∑Ｅｉ＋β∑Ｅｉ（α＋β＝１，ｉ＝１，２，３），其中，α代表战争可能性，β代表和平可能性，其值由博弈方根据所得信息进行决策。由于中央政府只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因此，我们只要分别计算出两个结果就可以了，并且同时可以计算出α，β的临界值。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期，我国面临着西方大国的巨大压力，尽管有苏联等国的帮助，但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着，朝鲜战争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到第一阶段结束，我国与苏联关系产生裂痕，与西方国家仍然处于对峙状态，更加大战争爆发的概率。所以，α的估算值理应很大，而β的估算就很小了。因此，在第一阶段我国政府选择区域均衡和倾斜中西部的策略，主要是进行各方面博弈的结果，决不是随意的行为。
第二阶段，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大力投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按照上述得益函数的分析，进入８０年代，我国政府在分析了中外关系以后，认为（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与反发展。所以，得益函数中的α和β的估算值被颠倒过来，即α很小，β很大。（２）经济发展主要是合理的组织生产资源，在科技的支持下，进行规模产出，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所以，三个区域的生产函数尽管自变量和因变量没有变化，但具体的指数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产业水平明显超过了中西部地区。但是在本阶段，博弈双方仍然为我国中央政府和外国政府，博弈的策略空间和第一阶段本质上都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此阶段的博弈分析方法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属于重复动态博弈。
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阶段，参加博弈方的主体增加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并且主要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各级政府与外国政府企业的博弈。此阶段的博弈相对要复杂得多。博弈策略空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博弈，我们主要讨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策略，中央政府的策略空间主要是倾斜中西部和继续倾斜东部两种，地方政府主要是支持和反对中央策略两种。博弈顺序是完全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即：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每一个行为的意思。博弈得益函数为：各地方政府为各区域的经济产出能力即：Ｕｉ＝Ｕ（Ｅｉ）＝ＡＫαＬβ；中央政府由各区域产出之和和公平程度来决定即：Ｕｃ１＝Ｕｃ（Ｅ）＝∑Ｅｉ＝∑ＡＫαＬβ和Ｕｃ２＝Ｕ（Ｄ）＝Ｕ（∑（Ｅｉ－Ｅ／ｎ）２／ｎ）。其中Ｄ表示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ｎ为区域个数，Ｅ为全国经济总产出。由于各个区域的不同生产函数，不同生产条件和初始条件，很难具体的分析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具体得益情况，但我们明白：一般情况下，长期内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支持中央政府的策略。而中央政府的选择也就建立在假设地方政府支持中央政府决策的前提下，由于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已经开始，政府的投资效率开始递减，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阶段，需要大量投资，所以综合考虑中央政府采取了倾斜中西部的策略，开始了西部大开发。
本文主要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讨论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并且得出我国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发展制度并不仅仅是考虑公平，它实际上是全面地考虑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定。而改革开放后的决定是先效率后公平，从而使一部分先富起来，再带动后富者。本文的观点一方面符合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区域收敛条件的观点，说明了其分析方法的正确；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没有仔细解释公平函数，从而没有定量的分析西部开发的合理性，说明还有继续加深研究的可能。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