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李志的父母还不知道李志的真正身份其实是一个歌手。
　　1999年的夏天，李志从东南大学退学，需要家长签字，亲戚老师朋友挨个劝他，没用，他一意孤行——李志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得了。他成了无业游民，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里，每天窝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到处跟朋友借钱、蹭饭。
　　他和父母的交流极少，家人问他的情况，他瞎编，“上班”，“最近公司忙。”李志解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唱歌不是正道，至少在他们看起来我过得OK就行了，至于我工作做什么要讲也没用，他们懂什么？对吧。”
　　如今的李志，在父母的眼里俨然是个闯荡成功的游子，他得空回家，开着锃亮的吉普车，告诉亲戚们：“这车得三十多万。”他在南京买了一套房，三百多万，前两年他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亲戚们都觉得李志一定当上了老板。
　　李志确实算是当了老板，他在南京注册了一个公司，名字就叫“李志”。他的团队都是多年熟悉的朋友，人人有股份。他想象了一下公司该有的样子，照猫画虎，写了一份董事章程。团队的人叫他“董事长”，他定方向，然后分配给其他人去执行。有一条像钢铁般坚固的共识：李志是核心，而其他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李志服务。李志永远有一票否决权。
　　去年，李志计划要办六场大规模的巡演，最后一站定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观众规模扩展到五千以上。对于一直走livehouse巡演路线的独立音乐人来说，这是一次冒险，但也具有象征意味。在此之前，在工体演出的摇滚歌手最具标志性的是崔健，民谣歌手则是鲍勃·迪伦。
　　迟斌劝李志，“接受媒体采访吧。”迟斌是李志的经纪人。
　　在后来的采访中，李志向《南都周刊》记者解释他拒绝媒体的原因：“不是我不欣赏你这家媒体，而是我从心底上认为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需要宣传，包括做演出，就发个微博，微信推送一下呗。”
　　但这一次，李志妥协了。他说，这是他近几年最大的变化。以前任性，认准了的事情就不管不顾地做下去，一根筋。现在李志学会控制，“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配合让这次演出顺利进行下去，风险太大了，我不能够按照我以前的方式做。”

像管理球队一样来做音乐

　　三月的南京还没有完全祛除寒气，由于山脉阻挡，这里的空气潮湿又凝固，因此南京人喜欢把其慵懒的性格归结于温吞的气候。
　　李志在位于高架桥边上的一个艺术园区内接受采访，那正是排练休息的间隙，他和乐手们在客厅抽烟，他个子不高，一身运动装扮，看上去像个大学生。每周有五天的时间，他会固定和乐手在这里进行排练。他们简短地交流，很快，李志扔掉烟蒂，对其他人说：“来吧。”
　　李志的乐队出了名的规范和严谨。2010年李志重组乐队，每一个乐手进来，他会列上好几条规则，对方得接受，才能入伙。最重要的一点是守时。比如排练，迟到三分钟以内，扣一半的排练费，三分钟之后就全扣。
　　每次乐队到外地演出，如果主办方的大巴定在11点半，李志一定提前十分钟就在酒店楼下等，然后在旁边一个一个看着11点半之后的乐手上车。那个时候气氛就会变得凝重，李志不喜欢展露情绪，但是他不说话，其他人就知道李志生气了。
　　这些微小的细节，对于李志来说，是乐队是否职业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以前说两点开始，三点来齐了就不错了，再吹吹牛逼，调调设备，导致同样的事情本来十天可以达到的，要用上二十天，现在呢？我说一点开始，大家一点前都能到。”
　　除了对于时间的严格把控，李志在乐队排练中，表现出一种做数学题式的严谨。排练室里有一块长方形写字板，李志会把编曲用公式的形式写下来，前奏、间奏和尾奏各个部分采用什么乐器，奇数弹什么音偶数弹什么音，规定完以后，乐手按照公式演奏。

　　对于音乐行业他持有己见，这种认知除了对于自身音乐形态的坚定，另一方面也呈现于他与行业、观众的关系。

　　这是一种快速并具有效率的排练方式，有的时候却会让人觉得过于死板。“我不太赞成这种方法，我认为音乐是一种语言，不同的情绪会演奏不同的音乐，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我喜欢那种大家一块儿玩，比如吉他手想了一段旋律，先玩个四十分钟一个小时再说，从这个里面相互碰撞出火花，然后拼出一首歌。”吉他手袁铮评论。
　　在降低风险和灵活性之间，李志永远会选择前者，“即兴创作有乐趣，风险也会很大，就是你弄得好的时候特别好，但大部分会很屎，毫无章法。”
　　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李志为了追求一场毫无破绽的演出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很多乐队排练，一首歌两三遍就过了，李志需要十遍、二十遍，直到达到他认可的程度。
　　李志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乐队阵容，在李志的乐队，人情永远排在最次要的位置，他告诉乐手：“如果哪一天崔健找你弹吉他或者打鼓，挺好，我欢迎，我亲自送你们过去。同样的，如果我发现一个乐手比你好，那你就走。”
　　“这是一支球队，要定时训练，定时比赛，引进人淘汰人。” 李志给自己定位，他就是个球队老板。排练时，乐手之间的分歧时有发生。但大家有共识，所有的乐手必须围绕李志服务：如果李志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其他乐手则要无条件服从。
　　“在我们看来李志在南京就是开公司的，乐队排练跟打卡上班似的。”胡欣说，他是李志第一支乐队的键盘手，那支乐队维系了一年多之后，于2009年宣告解散。

乐队伤害了李志

　　在胡欣看来，李志对于如何做好音乐这件事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清晰随后强化的过程，“这么多年下来，李志越来越清楚他自己的未来和他想要的味道是什么。他原来可能都不清楚要什么味道，到最后他清楚要什么但不知道怎么指导别人，现在他不仅清楚还能用一些方法指导你达到他的味道，这是他的进步。”
　　刘威是李志大学时代的好友，参与了李志前三张唱片的录制，这是三张被李志称为“low-fi”的专辑，现在回看，他觉得那种粗糙简直无法直视。
　　但在当时，那却是一无所有的李志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他和刘威租了一间小库房，没有隔音墙，他们把棉被粘在墙壁上，屋子里凌乱地堆放着各种乐器、音响，都是给他帮忙的乐手从自己家带过去的。乐手也是东拼西凑，谁乐意谁来帮，光吉他手就用了四五个。
　　回忆起那段光景，刘威充满了愧疚。他白天上班，李志就等他下班结束再录音，刘威贪玩，下了班和一帮朋友吃饭，李志就在旁边等着，常常等到半夜才能开始录。有的时候，刘威录着录着睡着了，李志还得敲敲录音室的玻璃，把他叫醒。
　　刘威甚至晚上会把女孩带到录音棚里睡觉，而“李志着急地晚上一个人偷偷在那儿哭。”刘威回忆。
　　2007年，李志组了第一个乐队，南京音乐圈子小，彼此都认识，朋友介绍朋友，“李志要组个乐队，你要不要来帮忙？”很快一个五人的乐队组建起来。
　　对于南京的大部分乐手来说，大家在一块儿组乐队，图的是个感情，新鲜，好玩儿，相比于氛围，业务有的时候并不那么重要，这也导致乐队的成长十分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