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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在美国人脑海中，中国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①且对中国负面评价的，多是西方发达国家，如英、法、德、美、意等②。
西方媒体里的中国
西方媒体向来以第四权自诩，以监督批评为主要模式，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之必须。所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有份量的文章多半是批评揭露报道。比如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几乎没有中国所谓的正面宣传性的东西，多是批评揭露性的东西。这种媒体报道模式，使得美国人多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英国48家集团秘书长阿里斯戴尔·麦启安（Alistair M. Michie）直言：“英国媒体显然不利于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其次，欧美经济下滑和高失业率增加了欧美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随着中国进一步跻身世界舞台中心，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会持续。”③
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兰克·简兹（Sen. Frank Jannuzi）议员所言：“当我们在电视上见到邓小平戴着牛仔帽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友好的中国；当电视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个中国人独自站在坦克前举起他的双手拦住坦克前进时，我们就认为中国是充满敌意与危险的……这些形象、尤其是负面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美国人的脑海里。”
还有学者分析过法国电视节目中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对法国民众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另类”的国家。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有《中国制造》和《美丽的窗口》等节目中体现的经济繁荣，但也有《美丽的背后》中暴露的贫富悬殊和官僚主义腐败。在什么都是“中国制造”的年代，中国却缺失一支与政府抗衡的力量，令人害怕这只巨大的“醒狮”失控。④从一些节目的标题我们也能发现这一问题，如《应该惧怕中国吗？》（《Fautil avoir peur de la Chine？ 》）（ARTE）、《中国醒了，我们该发抖吗？》（《La Chine s’éveille， doit-on trembler？》（F2）、《为什么中国将会赢？》（《Pourquoi la Chine va gagner？》）（ARTE）、《当中国将武装起来的时候》（《Quand la Chine s’armera》）（ARTE）等等，这些节目多少表现出法国媒体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扩张表示担忧。
方汉奇先生曾分析，与第一个到中国的新闻记者相比，改革开放后到中国来的“是一批对中国完全陌生的人。这些记者一旦面对和他们睽离了20多年的这一东方大国，顿时感到眼花缭乱，就像当年的马可 · 波罗来到这里一样，觉得这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样样都很新鲜。他们的笔下，因而出现过不少带有猎奇性质的和牧歌式的报道。此后，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歧异，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某些政治风波的爆发，又随之涌现了大量的‘妖魔化中国’的报道”⑤。两种报道的交替出现“导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忽正忽邪，美国舆论对中国忽爱忽憎，这种左摇右摆，至今仍然未能尘埃落定”⑥。
自己的问题
我们发现西方社会对中国负面评价的东西，有许多正是中国自身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西蒙·莱斯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西蒙·莱斯一开始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1955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67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文革的真相。1972年，他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的阴影》。《中国的阴影》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⑦。在这本著作中，西蒙·莱斯写道，文革时的中国只有4-5部小说，5-6部样板戏，7-8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而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⑧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谁能否认他描述的不是事实呢？
西方媒体素来有质疑的传统，这是民主社会发展之必须。中国人因为听惯了表扬、正面报道，对负面、揭丑的报道还不是很适应。其实，此前质疑过叶诗文的BBC女主播鲍尔丁（Clare Balding）在美国15岁选手勒德基获得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的现场直播中同样质问：“今晚这个国家一定有很多人很震惊 （shocking）！ 这届奥运出现了很多年轻运动员，比如今晚这个Ledecky ，之前名不见经传，一出现就拿这么好的成绩，不禁让我们有一个大大的疑问：怎么做到的？”当时，她拉长着声音，用了一个长长的“How”。当她质疑叶诗文时，中国人愤怒，但她质疑勒德基，好像没有看到美国人对她有多少愤怒的骂声。
所以，作为中国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进步，比如中国取消了实行了上千年的农业税，实行了9年免费义务教育，为全国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中国的初级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覆盖了99%的人口，中国在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同样，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世界先进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自身的问题还很多，西方社会有负面的印象是正常的，是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改进的。我们不能因为有自己的疮疤，而不能容忍别人揭开，这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有自信的社会的良性反应。 对话和沟通是化解矛盾最有效的手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西方发达国家外，我们的邻邦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形象评价也不高，如果说日本因为西化的程度比较高，其国民的心态更近似于英美等国的心态的话，那么印度又如何呢？2005年5月， 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3个月后，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东方对西方的认知与建构”国际研讨会上，印度德里大学教授苏巴尔诺·查塔尔吉（Subarno Chattarji）博士提交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印度中国亲如兄弟’：印度传媒中的中国形象”。查塔尔吉博士指出，印度国民心态中有一种强烈的“崇西”或更准确地说“崇美”情结，这种情结一方面使他们在制度与生活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唯“美”主义，而且潜意识中总以这种唯“美”主义看待其他国家，轻蔑那些远美国化的国家，羡慕那些近美国化的国家。亲疏好恶，一切以美国为标准。20世纪50、60年代的印度羡慕日本人，80年代又羡慕嫉妒亚洲四小龙，现在竞争和比较的对象是中国了。对于中国，印度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查塔尔吉博士写道：“‘印度中国亲如兄弟’是一个短语，它满含着伤感、愤恨和对一个兄弟的恐惧，因为他并不总是友善，而且肯定不平等。唯一消除的方式是在通向神话的西方的道路上赶上并超过那位兄弟”⑨。查塔尔吉博士的分析是比较透彻的，事实上，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类似于印度的社会心态，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相比较于印度，中国人可能还加上了大国失落的茫然与不甘的心态罢了。
有学者认为，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形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形象”囿于西方思维定势束缚的时期。这期间，西方人还基于冷战思维，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围绕中国的人权、死刑、西藏新疆民族冲突、社会法律、官员腐败等所谓“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其二阶段以1997-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是“中国形象”开始反映中国声音的时期。西方对中国评价开始出现“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声音。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是“中国形象”在中西方之间不断深入的交流和碰撞中有所调整的时期。经过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西方评价中国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治国理念、中国品牌、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公共卫生、公民社会、气候变化、对外政策等方面的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⑩
事实上，西方社会也有不少对中国的积极正面的评价和报道。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西方媒体以及韩国、日本媒体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年的奥运会总体也是正面评价多于负面；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西方的肯定评价并不吝啬。2010年以来，面对日本、巴基斯坦、印尼、海地和新西兰等国家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给予及时和巨大的援助，这对中国的海外形象建构都有加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2月的利比亚事件中，中国政府积极应对，理性处理，安全撤侨，更获得西方媒体的广泛好评，如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说，中国政府撤侨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的国家”，法新社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热切展示对在利比亚工人的关心”；而对中国政府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把卡扎菲交给国际刑事法庭的决议一举，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奥维尔·舍尔说：“这对北京来说肯定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定，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较成熟成员的过程中，这也是一个里程碑。”11 。
其实，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论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和社会反应，对于西方社会的负面评论，我们虽然要重视，但却未必需要太紧张。
记得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曾看到一则新华社发布的新闻：
伦敦媒体中心（LMC）主管马克·霍威尔28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前些天用中文写的摄像须知已经撤下，热烈欢迎中国记者在此工作。他说，如有中国记者感到被伤害了，那一定是误会，“我深表歉意”。
他说：“我们今天一早已经撤掉通知了。我们绝对不是针对中国记者，而是对所有记者的建议。因为大多记者都会讲英文与我们沟通，我们也为他们安排了大量的采访。媒体中心虽然有会中文的志愿者，但数量有限，中国有800个左右的非注册记者，沟通还是较为困难。所以我们就用中文写了这份通知，但这仅仅是个建议，绝无其他意思，和对所有记者的建议一样。”12
看来，中国人还是想得太多了，我们时常就如刺猬一般，见到陌生的访客就紧张地收缩起来，以求保护自己，生怕受到了伤害。作为一个传播学研究者，我相信，沟通可以化解许多矛盾，无论我们是信仰上帝还是阿弥陀佛，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对话和沟通总是最经济和有效的手段。比如说，1966 年，美国人在形容中国时最常想到的词汇是无知、好战、危险、勤劳，只有一个是褒义词。而尼克松访华后的民意测验表明，最常列出的五个词是勤劳、智慧、灵巧、善于进取、讲求实际。13 中国人在美国脑海中的形象变迁，主要源于中美建交后多了沟通交流的机会。
总之，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其一，“他者”关于“我”形象的生成，首先是基于“我”本身的物质，无论是中国国民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亦或是体制、文化层面，总归是有一个原形在的。因此，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如有负面建构，那自然要反思我们自身是否确实有缺陷，不要一开始就说对方在妖魔化，以敌对的心态去面对。其二，形象的建构要通过符号体系来完成，要借助不同的传播渠道去呈现。这便意味着，我们要考虑传播渠道是否畅通，符号的编码是否失真，编码者是否能做到精确、客观、公正与全面，如果存在恶意的偏向，又如何去解决。其三，我们还需要评估“他者”的解码过程存在些什么样的干扰因素，不良刻板印象如何去消解等等。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身正了，影子就算暂时斜点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因为阳光终究是公正的。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09ZJD0010）
「注释」
①转引自[美]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版，第77-78页。
②一项对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巴嫩和摩洛哥6国，就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4国的形象问题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整体形象最佳，超过了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对中国有好感的受访者，在埃及为70%，在约旦为68%，在摩洛哥为52%，在黎巴嫩为46%，在沙特为40%。http：//gb.cri. cn/2201/2005/12/13/145@819189.htm
③阿里斯戴尔·麦启安：运用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夏季号（总第10期）。
④程平：法国电视中的中国形象，《法国研究》2006年第4期。
⑤方汉奇：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 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⑥麦金农：“浪漫的一代”，载自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爱恨中国》2000年版，第16 页。
⑦周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莫名的敌意与恐慌，《书屋》2003年12期，第49-58页。
⑧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Viking Press， pp.117-118， pp.159-211.
⑨[印]苏巴尔诺·查塔尔吉：“印度中国亲如兄弟”：印度传媒中的中国形象，《跨文化对话》第19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⑩参见沈雅梅：对西方媒体热议“中国形象”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11参见外电评述：利比亚大救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参考消息》2011年3月3日第16版；外媒述评：利比亚危机折射中国新形象，《参考消息》2011年3月4日第14版。
12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729/c1002-18620361.html
13周宁：《龙的幻想》（上），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
西方媒体里的中国
西方媒体向来以第四权自诩，以监督批评为主要模式，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之必须。所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有份量的文章多半是批评揭露报道。比如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几乎没有中国所谓的正面宣传性的东西，多是批评揭露性的东西。这种媒体报道模式，使得美国人多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英国48家集团秘书长阿里斯戴尔·麦启安（Alistair M. Michie）直言：“英国媒体显然不利于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其次，欧美经济下滑和高失业率增加了欧美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随着中国进一步跻身世界舞台中心，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会持续。”③
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兰克·简兹（Sen. Frank Jannuzi）议员所言：“当我们在电视上见到邓小平戴着牛仔帽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友好的中国；当电视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个中国人独自站在坦克前举起他的双手拦住坦克前进时，我们就认为中国是充满敌意与危险的……这些形象、尤其是负面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美国人的脑海里。”
还有学者分析过法国电视节目中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对法国民众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另类”的国家。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有《中国制造》和《美丽的窗口》等节目中体现的经济繁荣，但也有《美丽的背后》中暴露的贫富悬殊和官僚主义腐败。在什么都是“中国制造”的年代，中国却缺失一支与政府抗衡的力量，令人害怕这只巨大的“醒狮”失控。④从一些节目的标题我们也能发现这一问题，如《应该惧怕中国吗？》（《Fautil avoir peur de la Chine？ 》）（ARTE）、《中国醒了，我们该发抖吗？》（《La Chine s’éveille， doit-on trembler？》（F2）、《为什么中国将会赢？》（《Pourquoi la Chine va gagner？》）（ARTE）、《当中国将武装起来的时候》（《Quand la Chine s’armera》）（ARTE）等等，这些节目多少表现出法国媒体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扩张表示担忧。
方汉奇先生曾分析，与第一个到中国的新闻记者相比，改革开放后到中国来的“是一批对中国完全陌生的人。这些记者一旦面对和他们睽离了20多年的这一东方大国，顿时感到眼花缭乱，就像当年的马可 · 波罗来到这里一样，觉得这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样样都很新鲜。他们的笔下，因而出现过不少带有猎奇性质的和牧歌式的报道。此后，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歧异，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某些政治风波的爆发，又随之涌现了大量的‘妖魔化中国’的报道”⑤。两种报道的交替出现“导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忽正忽邪，美国舆论对中国忽爱忽憎，这种左摇右摆，至今仍然未能尘埃落定”⑥。
自己的问题
我们发现西方社会对中国负面评价的东西，有许多正是中国自身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西蒙·莱斯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西蒙·莱斯一开始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1955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67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文革的真相。1972年，他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的阴影》。《中国的阴影》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⑦。在这本著作中，西蒙·莱斯写道，文革时的中国只有4-5部小说，5-6部样板戏，7-8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而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⑧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谁能否认他描述的不是事实呢？
西方媒体素来有质疑的传统，这是民主社会发展之必须。中国人因为听惯了表扬、正面报道，对负面、揭丑的报道还不是很适应。其实，此前质疑过叶诗文的BBC女主播鲍尔丁（Clare Balding）在美国15岁选手勒德基获得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的现场直播中同样质问：“今晚这个国家一定有很多人很震惊 （shocking）！ 这届奥运出现了很多年轻运动员，比如今晚这个Ledecky ，之前名不见经传，一出现就拿这么好的成绩，不禁让我们有一个大大的疑问：怎么做到的？”当时，她拉长着声音，用了一个长长的“How”。当她质疑叶诗文时，中国人愤怒，但她质疑勒德基，好像没有看到美国人对她有多少愤怒的骂声。
所以，作为中国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进步，比如中国取消了实行了上千年的农业税，实行了9年免费义务教育，为全国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中国的初级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覆盖了99%的人口，中国在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同样，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世界先进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自身的问题还很多，西方社会有负面的印象是正常的，是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改进的。我们不能因为有自己的疮疤，而不能容忍别人揭开，这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有自信的社会的良性反应。 对话和沟通是化解矛盾最有效的手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西方发达国家外，我们的邻邦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形象评价也不高，如果说日本因为西化的程度比较高，其国民的心态更近似于英美等国的心态的话，那么印度又如何呢？2005年5月， 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3个月后，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东方对西方的认知与建构”国际研讨会上，印度德里大学教授苏巴尔诺·查塔尔吉（Subarno Chattarji）博士提交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印度中国亲如兄弟’：印度传媒中的中国形象”。查塔尔吉博士指出，印度国民心态中有一种强烈的“崇西”或更准确地说“崇美”情结，这种情结一方面使他们在制度与生活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唯“美”主义，而且潜意识中总以这种唯“美”主义看待其他国家，轻蔑那些远美国化的国家，羡慕那些近美国化的国家。亲疏好恶，一切以美国为标准。20世纪50、60年代的印度羡慕日本人，80年代又羡慕嫉妒亚洲四小龙，现在竞争和比较的对象是中国了。对于中国，印度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查塔尔吉博士写道：“‘印度中国亲如兄弟’是一个短语，它满含着伤感、愤恨和对一个兄弟的恐惧，因为他并不总是友善，而且肯定不平等。唯一消除的方式是在通向神话的西方的道路上赶上并超过那位兄弟”⑨。查塔尔吉博士的分析是比较透彻的，事实上，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类似于印度的社会心态，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相比较于印度，中国人可能还加上了大国失落的茫然与不甘的心态罢了。
有学者认为，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形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形象”囿于西方思维定势束缚的时期。这期间，西方人还基于冷战思维，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围绕中国的人权、死刑、西藏新疆民族冲突、社会法律、官员腐败等所谓“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其二阶段以1997-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是“中国形象”开始反映中国声音的时期。西方对中国评价开始出现“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声音。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是“中国形象”在中西方之间不断深入的交流和碰撞中有所调整的时期。经过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西方评价中国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治国理念、中国品牌、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公共卫生、公民社会、气候变化、对外政策等方面的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⑩
事实上，西方社会也有不少对中国的积极正面的评价和报道。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西方媒体以及韩国、日本媒体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年的奥运会总体也是正面评价多于负面；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西方的肯定评价并不吝啬。2010年以来，面对日本、巴基斯坦、印尼、海地和新西兰等国家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给予及时和巨大的援助，这对中国的海外形象建构都有加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2月的利比亚事件中，中国政府积极应对，理性处理，安全撤侨，更获得西方媒体的广泛好评，如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说，中国政府撤侨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的国家”，法新社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热切展示对在利比亚工人的关心”；而对中国政府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把卡扎菲交给国际刑事法庭的决议一举，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奥维尔·舍尔说：“这对北京来说肯定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定，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较成熟成员的过程中，这也是一个里程碑。”11 。
其实，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论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和社会反应，对于西方社会的负面评论，我们虽然要重视，但却未必需要太紧张。
记得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曾看到一则新华社发布的新闻：
伦敦媒体中心（LMC）主管马克·霍威尔28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前些天用中文写的摄像须知已经撤下，热烈欢迎中国记者在此工作。他说，如有中国记者感到被伤害了，那一定是误会，“我深表歉意”。
他说：“我们今天一早已经撤掉通知了。我们绝对不是针对中国记者，而是对所有记者的建议。因为大多记者都会讲英文与我们沟通，我们也为他们安排了大量的采访。媒体中心虽然有会中文的志愿者，但数量有限，中国有800个左右的非注册记者，沟通还是较为困难。所以我们就用中文写了这份通知，但这仅仅是个建议，绝无其他意思，和对所有记者的建议一样。”12
看来，中国人还是想得太多了，我们时常就如刺猬一般，见到陌生的访客就紧张地收缩起来，以求保护自己，生怕受到了伤害。作为一个传播学研究者，我相信，沟通可以化解许多矛盾，无论我们是信仰上帝还是阿弥陀佛，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对话和沟通总是最经济和有效的手段。比如说，1966 年，美国人在形容中国时最常想到的词汇是无知、好战、危险、勤劳，只有一个是褒义词。而尼克松访华后的民意测验表明，最常列出的五个词是勤劳、智慧、灵巧、善于进取、讲求实际。13 中国人在美国脑海中的形象变迁，主要源于中美建交后多了沟通交流的机会。
总之，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其一，“他者”关于“我”形象的生成，首先是基于“我”本身的物质，无论是中国国民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亦或是体制、文化层面，总归是有一个原形在的。因此，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如有负面建构，那自然要反思我们自身是否确实有缺陷，不要一开始就说对方在妖魔化，以敌对的心态去面对。其二，形象的建构要通过符号体系来完成，要借助不同的传播渠道去呈现。这便意味着，我们要考虑传播渠道是否畅通，符号的编码是否失真，编码者是否能做到精确、客观、公正与全面，如果存在恶意的偏向，又如何去解决。其三，我们还需要评估“他者”的解码过程存在些什么样的干扰因素，不良刻板印象如何去消解等等。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身正了，影子就算暂时斜点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因为阳光终究是公正的。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09ZJD0010）
「注释」
①转引自[美]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版，第77-78页。
②一项对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巴嫩和摩洛哥6国，就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4国的形象问题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整体形象最佳，超过了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对中国有好感的受访者，在埃及为70%，在约旦为68%，在摩洛哥为52%，在黎巴嫩为46%，在沙特为40%。http：//gb.cri. cn/2201/2005/12/13/145@819189.htm
③阿里斯戴尔·麦启安：运用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夏季号（总第10期）。
④程平：法国电视中的中国形象，《法国研究》2006年第4期。
⑤方汉奇：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 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⑥麦金农：“浪漫的一代”，载自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爱恨中国》2000年版，第16 页。
⑦周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莫名的敌意与恐慌，《书屋》2003年12期，第49-58页。
⑧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Viking Press， pp.117-118， pp.159-211.
⑨[印]苏巴尔诺·查塔尔吉：“印度中国亲如兄弟”：印度传媒中的中国形象，《跨文化对话》第19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⑩参见沈雅梅：对西方媒体热议“中国形象”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11参见外电评述：利比亚大救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参考消息》2011年3月3日第16版；外媒述评：利比亚危机折射中国新形象，《参考消息》2011年3月4日第14版。
12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729/c1002-18620361.html
13周宁：《龙的幻想》（上），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