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这一单元历时长、内容多，涉及的概念理解难度大，尤其以《宋明理学》最为突出，这给教师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中学历史教师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如朱可的《深入解读教材提升教学立意——以人民版必修三〈宋明理学〉一课为例》通过对教材的分析确定教学主题和疏通教学线索，李凯的《高中必修课程“宋明理学”教学分析》借用“挑战和应战”这一理论作为教学主线并细致剖析了本课难点，黄杏婵的《〈宋明理学〉教学研究》则补充了宋明理学的历史背景并对“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解释。[1]结合阅读和听课经历，笔者发现很多老师在处理这一课时存在教学主题不恰当和教学环节衔接不畅的情况，因此本文从高中新课程标准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家国情怀”这一方面切入，以人教版必修三《宋明理学》一课为例，从教学主题的确定、宋明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宋明理学的内在脉络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突破这一教学难点。
　　一、立足单元内容和核心素养提炼教学主题
　　《宋明理学》位于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本单元的名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可见这一单元的关键词是“演变”：儒家学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时代的变化和时代对思想的要求不同导致的。在此，可以认识到思想的背后其实是儒士这个群体为儒家学说注入活力。这与儒士在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自觉文化担当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有关。另外，高中的新课程标准指出，“发挥历史课程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使学生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关心国家的命运，关注世界的发展，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结合新课标中“家国情怀”的指引，立足本单元内容来进行追问，进而提炼教学主题。
　　春秋以来，儒士们扮演了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的社会改造者和批评者的角色。“以天下为己任”是儒士们不变的追求。当社会秩序不按“道”运转时，儒士们或进入朝堂投身政事以求力挽狂澜，或虽处江湖之远而不忘批判社会、诊断社会痼疾的责任。因而这是一群有着自觉的文化担当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于是，引导学生感受变化的思想背后儒士不变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感正是这一单元的核心所在。所以在追问中可以提炼出本单元的主题：儒士自觉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感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促成了思想的变通。此外，中国古代儒士的“自觉文化担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国家秩序的重视和构建，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和民众的文化关怀。这也和核心素养中“家国情怀”的要求相一致，即“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进步为使命”[3]。因此这一主题实际上也是“家国情怀”在本单元的具体化呈现。
　　具体到《宋明理学》教学主题的提炼时，应该关注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将目光放回到宋儒求变的时代背景中：如果说魏晋时期的玄学是儒士对宇宙终极问题的追问，那么理学是儒士对心性问题的追问：在五代十国以来道德风气不佳的社会中对如何达到道德至善的追问和应答。结合以上的分析，《宋明理学》的教学主题可以提炼为：宋明儒士在道德至善的追问和应答中体现的自觉文化担当。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教学主題的提炼中，一方面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挖掘出可以滋养学生品格的内容，引领学生的成长;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一课教学主题的提炼，也要立足全单元内容，关注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结合本单元内容和核心素养的要求提炼主题。
　　二、深入思想脉络编织教学线索
　　教学主题的提炼使教学有了着力点，缜密的教学线索则为落实教学主题提供支撑。从时代背景来分析理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是本课的筋骨，从理学内部脉络来分析思想家的主张则是本课的血肉。教师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按照时间的顺序，了解思想间的继承和修正关系，串联起教学线索，克服教学环节不畅的问题，进而引导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成家国情怀素养水平1和2的要求。因此，《宋明理学》这一课可以进行如下的整合：
　　安史之乱以后，面对藩镇割据、皇权失坠和社会道德风气不佳的现实，以韩愈为首的儒士寻求历史资源以重建思想秩序，恢复儒学的权威，建构起四帝（尧、舜、禹、汤）—二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谱系。另外，唐代禅宗“明心见性”简单修行方式吸引了大批信众，儒士为争得一席之地也开始思考心性这一命题。于是唐代思想家李翱借用禅宗的思想，提出“复性”的观点，即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回归到澄净的本性，尝试回答如何达到道德至善这一问题。这一理论弥补了儒家心性学说的不足，也是儒与佛的融通的表现。中唐时期思想的变化一方面是抬高孟子的地位，建立“道统”维护儒家学说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借用禅宗思想，对儒学第二个理论漏洞——心性学说进行修补。不过当时这一思想并没有成为主流，而是蛰伏到宋朝时，由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发展成体系化的理学，担任起“救心”的重任。
　　到了宋朝，以张载为代表的儒士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抱负和理想。张载的“四为句”代表理学家的最大关怀：追求共同的理想秩序以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笔者认为张载的“四为句”大致指出了理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内容，还可以引申出宋明儒士从世界本原、道德基础和修行方法三个层面发展了儒家思想。通过践行具体的修行方法，完善道德，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
　　到王阳明这里，宋明理学一方面克服了来自禅宗和道教的思想挑战，完善了自己的心性说，论证了人性与天理的关系，明确指出如何达到道德至善的境界，构建起属于儒学自己的“救心”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宋明两代理学家对理论的完善，最终丰富了张载的“四为句”的内容，理学家“为社会确立精神价值，为民众指明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4]的社会关怀有了丰富充实的内涵，从世界本原、道德基础和修行方法三个层面发展了儒家思想，这就是理学对儒学重构的成果，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士的“自觉文化担当”两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秩序的重视和构建、对社会和民众的文化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