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布的数据中，创下新高的CPI并不是最引人担忧的数据。单月政府财政收入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27.6％的现实，才是最令人揪心的。
　　照这样的速度，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将接近25％。这是一个怎样的税负水平?根据IMF和OECD两个国际组织的统计：1994年到2006年，24个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33.1％，18个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21％。而中国现在达到了25％，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直逼发达国家。
　　但是，当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直逼发达国家之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中国的国民福利是否在向发达国家看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税负水平是否与中国的经济现状相匹配?
　　
　　让利于民!
　　
　　必须承认，政府财政实力雄厚，会对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帮助很大。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偿付问题，贷款数额越大，就越需要政府财政收入丰厚。比如：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风险，中国政府实力越雄厚，越容易引领中国经济渡过难关。
　　但这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动力，应当是政府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目前中国采取的收紧银根做法，只能针对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对GDP发挥重要作用。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好，产业结构调整也罢，这都是结构性问题，必须依赖结构性政策加以调整。而从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来看，税收政策才是最为基本且有效的结构性政策。只有财政税收的“有保有压”，才可以真正实现信贷投放的“有保有压”。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政府对信贷政策的有保有压强调过多，对财政政策的有保有压强调不足。比如：要求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但税收政策从来未对中小企业让利，尤其那些为中国就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小企业，基本享受不到任何税收优惠。相反，它们却是各地政府的重要税源，受到税务部门的强力挤压。这显然很不公平。
　　财政让利于民已经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必然，更是用宏观手段对抗物价上涨的必然。
　　
　　CPI谁说了算?
　　
　　最近，温总理十分关注生猪养殖的问题，而且政府已经准备拿出25亿元采取5项措施抑制猪肉价格过快上涨。但是，CPI真是“猪说了算”吗?我看不尽然。试想，如果猪吃了“昂贵的玉米”，猪肉价格会下跌吗?所以，CPI不是“猪说了算”，而是“粮食说了算”。
　　那粮食价格谁说了算?决定全球粮食价格的是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仅以此间交易的玉米期货价格为例，其期货价格已经从2010年6月的每吨324美元，涨到2011年6月10日的799美元。短短一年，上涨146％，这样的成本如果猪肉价格不涨，那还有谁愿意养猪?
　　一方面是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经济回落，按照现行政策，首尾难顾。
　　其实，这样的“两难”困境，恰恰说明了物价上涨，绝不只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可以通过紧缩货币压制内需、压制经济增长，但物价却被“玉米期货”控制，被国际金融炒家控制，这就是“两难”的根本原因。
　　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这一严酷且无法更改的现实条件。而一切政策的正确抉择也必须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条件。目前的共识是：加息虽能抑制通胀预期，但无法从源头上根治输入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未来，货币政策或将进入一段观察期，财政政策则应接过“抑通胀”大旗，全力缓解通胀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的负面影响。我赞成这样的方法：面对今天的物价成因，中国政府只能选择“扛”。
　　
　　责任编辑：诸葛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