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老总身边工作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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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嘲年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缅怀;他的高风亮节,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朱老总说“我的工资归你管”
  
  1944年在延安时,我就与朱老总相识了。那时,我在任弼时同志处当警卫。总司令利用工作之余在住处开垦了一个小菜园,种了各种时令蔬菜。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蔬菜的长势都很旺盛。那时,总司令经常把任弼时、贺龙等同志请去谈工作,到了饭点儿,顺便留客吃点便饭。每次都烧些自己菜园子里种的小菜,让大家美餐一顿。随首长去的次数多了,我也就与朱老总熟悉了。他特别的平易近人。
  1954年7月,我被组织选调到朱德同志处工作,由当卫士长到行政秘书,处理首长交办的各种事务,曾多次陪同他老人家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出国访问、出席有关重要会议等。他政治思想上的坚定、作风上的民主、为人宽厚的品格,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正式报到时,总司令接见了我。他亲切地说:“你到这里工作,我特别欢迎。这里有秘书、警卫、服务员、卫生员、厨师,你要与他们搞好团结,做好工作。”他还亲自给我分配具体任务。他说:“我的工资归你管,你除了搞好警卫工作外,还要把我家里的事情管起来。家里人口多,亲戚也不少,需要开支的地方很多,你要精打细算,每月要有节余,以备补贴亲属和有困难的朋友,少给组织添麻烦。”
   总司令宽厚仁慈,对同事、朋友关心备至。他的工资一个月400元,家里十几口人中,经常在家吃住的有六、七个人。除了每月支付水、电、煤气费外,有时还添一些衣物需花费些钱,加上党费每月支付窗元,这样一月只能节余百十元,有时钱不够,康克清还给贴补三、四百元。总司令在不富裕的情况下还惦记照顾别人。建国初期,他得知一些首长家里孩子多,照顾有困难,就主动承担责任。比如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在朱老总家住过好长一段时间,还有龙飞虎的孩子。 孩子们长大后都念念不忘总司令的养育之恩,有的经常给总司令来信,汇报情况,表示问候;有的来京时,总司令知道后就主动请他们来家里做客,问长问短,对他们的进步、成长非常关心。
   朱老总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也十分关爱,把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成了家庭成员。建国初期,经济都不宽裕,有的同志家庭困难比较大,总司令得知情况后,让这些同志的孩子到他家吃饭。比如,卫士长齐明臣的小孩就在朱老总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经济上卡我们,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极度匮乏,粮食、副食品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总司令的厨师邓林是四川人,家里孩子多,爱人是家庭妇女,无经济来源, 生活很困难。总司令打破常规,嘱咐我不让收这位厨师的伙食费。他对我说:“他家里也不富裕,就别收他的伙食费了,节约一点就有了。”遇到邓师傅探亲或有事,对替班的师傅,他嘱我们也照样不收其伙食费。 每逢总司令的生日,他都嘱我备上一两桌饭菜,招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感谢大家为他服务。有时过节,也照此法做好吃的招待大家。
  
  身居高位不忘老友
  
  朱老总是一个重情谊、讲义气的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可总是不忘旧情,不忘记他们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之后考上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李根源是讲武堂的教员,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对其前程曾给予过指点,两人过往密切,很有交情,成为很好的朋友。建国后,总司令虽身居高位,仍不忘老朋友,依然与李根源保持密切往来。李根源移居北京绒线胡同后,总司令还多次登门拜访。1957年,总司令到云南视察工作,叫我们给他安排时间专门接见讲武堂的一些老朋友,其中就有他的老师李鸿祥。他倾听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金汉鼎是早期同盟会会员、云南省原参议员,起义后到北京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朱老总也常去金家,关心他的起居和身体健康。
  总司令到各地视察时,每到一处都不忘看望老朋友。我还清楚地记得,总司令先后在京看望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到福建看望过原国民党海军司令、后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陈绍宽,他们还互赠了鲜花;到新疆看望过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他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私交也很深,多有来往。他总是听取意见,向上反映他们提出的问题,为我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伟人之间的真挚友情
  
  朱老总比毛泽东大7岁,比周恩来大12岁。三位伟人出生在不同地方,他们为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并且在长期并肩战斗和共事中成为了挚友。
  总司令对毛主席的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十分佩服,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移,他经常说“毛泽东的人品好、学识博大,毛泽东思想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他比毛主席年长,资格也深,但从不摆架子,谦虚地把自己比为跑龙套的。他常对我们说:“我要做好‘打旗’的工作,让毛主席考虑国内外大事,不要分他的心。”总司令每年外出视察工作前,总要向毛主席请示。临行前必到毛主席住处请求指导。有时遇到有外事活动,主席时间安排不开,他就一直等,直到主席会见后得到指示才外出。回京后,他也一定及时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有时外出,得知主席也在同地,他总是前去探望。
  一次,我们陪总司令去香山。在车上谈论工作时,康克清对总司令关爱地说:“你年纪大了,少安排一点工作也是可以的。”总司令听后却说:“那不行,我多做一些工作,多做一些接见各界人士的具体事情,给主席腾出更多时间,让主席去考虑重大事情。”
  总司令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非常认真。他年过八旬,眼睛不大好使,就坚持让护士及身边人员朗读毛选,从第一卷到第四卷。对有些篇章他反复阅读理解,有的不下十几遍。他不仅听读,有时还书写批注,把心得体会写出来。即使外出,他也要坚持。
  总司令对周总理的人品、才能十分敬重。周总理是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残酷的战争中和繁忙的祖国建设年代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平时,总司令经常到西华厅看望总理,沟通情况,商谈国内外大事。周总理对总司令更是敬重,视他为兄长,打电话总是客气地称呼“朱老总”,并且非常关心他的工作、生活和身体。 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周总理十分关心总司令的安危,对有关人员明确指示“要保护好人民的功臣朱老总”。总理病逝后,总司令好多天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一次,我去拜访总司令,他问我:“对于总理的逝世,社会上有什么反应?”我回答:“大家都很悲伤,都怀念周总理。”总司令十分悲痛、惋惜地说:“总理去世得太早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还需要他。”
  
  严格的生活规律
  
  朱老总是军人出身,养成了严格的军纪作风。他工作上是这样,生活上也是这样,一丝不苟。每天三餐他都是定时定量,不多吃,也不少吃。午休晚睡时间卡得特别准,从不随意打乱作息时间。
  总司令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做操、散步、登山的好习惯。他还发明了一套“朱式体操”,即呼吸、踢腿、下蹲、摆手、上肢、躯干、侧肩、头部运动八节体操,166个动作,做一套大概五分钟,这是他多年坚持的晨练必修课。
  总司令最爱好的一项运动是散步。每天晚10点睡觉前必须散步,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在中南海居住时,他常到住所周围或南海西岸散步,从住所走到新华门,然后返回。有一次,因工作忙,工作人员没有提醒他散步。冲完澡后,他重新穿好了外衣,补上了这一课。 还有一次乘火车到外地视察。到了晚睡时间,他不肯睡觉。我们提醒他到了睡觉时间了,他却说:“我还没有散步呢!”于是他耐心等待火车到了下一站,利用停车的间隙在月台上散完步,尔后才回到车厢睡觉。多年来,他不论是出国或是外出视察,都坚持在住地附近散步。
   登山是朱老总喜爱的另一项运动。他每周坚持爬一次香山,多年来雷打不动。一到周日他吃完早饭,处理完急件后,即乘车直奔香山。进大门往左拐,就开始向上爬。到了玉华山庄喝茶休息,然后继续向上攀登,到了平台再向左拐,沿南路羊肠小道而下,经过双清别墅出东门。有时,他从平台直攀山顶,爬山时常常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稍加休息后继续向上爬。登山的美好感觉使他陶醉于大自然。他常说:“爬爬山,出出汗,把一周的晦气全呼出去了,换来的是新鲜氧气。美哉!痛快!”他要求住二层以上的楼房,吃饭必到食堂,目的都是为了爬爬楼梯,强迫自己走路锻炼。他长寿到九十的秘诀,除了他宽厚仁慈的胸怀外,坚持锻炼则是获益匪浅的。
  
  毛泽东称赞其“思想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宽广博大的胸怀。1970年夏,正处在“文革”中,我随“五七干校”的学员一起到井冈山参观。过去曾陪总司令前去参观过,这次看到的情况与以前不一样了,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陈列室里,朱德同志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黄洋界的纪念碑也成了林彪的了。这年春节,我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前去看望总司令。我告诉他:“总司令,井冈山的情况改变了。您的‘扁担’改换成了林彪的了。”他听后坦然地说:“叫他们改去吧,事实就是事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所能改变的。历史是真实的,不管他们怎么改换,将来还会重新改回原来的面貌的。”
  毛主席曾称赞朱老总“思想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称“他的胸怀比大海大”、“海量”。“文革”初期,他十分器重的一位秘书在中南海贴了他的大字报,诬陷他是“黑司令”,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一天,总司令到中南海看群众的大字报,当他看到这张大字报时,心情沉重,但没有吭声。后来,证实这张大字报是极其错误的,此人借回京的机会去看望总司令,多次当面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得到了总司令的谅解。总司令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不要再追究了。”还有一位同志在“文革” 最乱的时候对总司令的态度极为不好,总司令发现后,耐心地劝说道:“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对我,毛主席就从来不用这种态度对待同志。”
   (口述者为原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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