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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的台湾《新新闻》杂志有一篇题为《蒋介石在大陆秘制原子弹——蒋批“如拟”——十余封密电首次曝光》的文章，披露了1945年至1947年间的当时国民政府10多封机密电报。证实国民党曾在抗战胜利初期，秘密网罗被俘日本原子弹专家，尝试研制原子弹。稍后，蒋介石接受军统局代局长戴笠的建议，延聘著名科学家吴大猷、郑华炽、华罗庚等十余人，成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积极部署原子弹研制方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研制原子弹。后因内战爆发，军费浩繁，蒋介石下令中止研发原子弹计划。
李宗仁积极推动
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科技。
1946年1月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一项极可靠的情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曾秘密派遣一支技术人员队伍，人数多达70余人，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预备用这批原料供日本发展原子弹之用。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信息，于1946年2月1日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蒋介石：“据报，敌‘华北交通会社’日本人西田称：（一）日陆军省曾派来我国张家口地区，技术人员70余，专事采取原子原料，于日军投降后有30余人投入共党，其余人员均散居北平。如我政府愿予留用，西田绝对能召集彼辈在中国研究。（二）该项技术人员曾在张家口取得一部分原子弹原料，空运回国，对察绥各地矿产探查甚详，两地原子铀之出产，仅百灵庙一处，年产铀可达6吨。（三）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已装有五部机器，开始研究制造原子弹，后因美国发现，致将该项机器全部破坏。但此项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内地，并详悉其姓名住址等情，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谨电呈核。”
蒋介石犹存有若干疑虑：其一，日本原子科技明显落后美国；其二，研制原子弹这种先进武器的科技，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不应依赖日本人，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培植中国原子专家；其三，蒋介石和桂系军人之间，毕竟存有矛盾，面和心不和，蒋介石对李宗仁不敢尽信。
查证日本核计划
由于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因而私下交付军事委员会调查军统局戴笠一项重要任务：仔细查明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没有两三天工夫，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两封情报密电。第一封电报内容和李宗仁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蒋介石确信此信的真实性。在百灵庙地方蕴藏的铀矿一年可以挖掘6吨，铀供应不成问题，而专业人才又有日本留在中国的原子专家，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已经具备了两者，激发了蒋介石对原子弹的浓烈兴趣。
军统局的第二封密电由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密电指出：“一、查日本人有西野者，系日本最负盛名之原子物理专家，东京理化研究院有西野研究室，东京及大阪帝大有西野原子分解器一部分尚系得之美国，于上年11月初始被麦（麦克·阿瑟）帅沉入海内，当时西野叹称十年心血付诸流水云云。李主任所报日本人西田未悉是否西野化名，免人注意，果系西野（或其弟子）似宜速即秘密罗致、免为他国争取。”
蒋介石看过报告全文后，在公文的批阅栏上用毛笔写下“如拟”两字，表示批准之意。对日本原子专家西野或是李宗仁电报中所说的西田，蒋介石希望能得到更深入的信息。
李宗仁给蒋介石第一封密电后25天，又发来第二封。这封电报详细呈报了日本原子弹专家草拟的全新研究计划，说明这批日本人愿意为国民党当局效力，愿意为中国发展原子弹。但毕竟李宗仁系军人，不懂原子科学，难辨真伪与价值，所以请示蒋介石派原子物理方面的专家和日本人西田洽谈，以免误事。
李宗仁随密电呈送给蒋介石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全文摘要分成两大项：一、关于原矿石关系的调查、采掘和精炼，二、关于化学关系仅用现在中国所直接留用之日本人可能进行之事项。这份研究计划在呈给蒋介石本人批阅前，首先交给军政部核办，军政部部长时为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
但是，1946年年初，国民党当局正忙着把部队和军政人员大批运往沦陷区，哪有心思和精力投入研制原子弹？因此不论日本人西田提出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军政部都无暇立即付诸施行。然而，有关日本人过去从事原子弹研究计划的片断消息，仍从接受北平的国民党驻军和行营主任李宗仁那儿断断续续地呈报上来。
1946年6月1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密电留置了一个日本人，此人名叫石原茂光，据称他是日本研究原子弹专家之一。
石原茂光在接受审讯时声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远田彦造，抗战期间曾经在朝鲜、东北、蒙古、新疆各地采集铀材料，先后已采集了近5公斤的铀原料，这批铀原料后来储存在日军驻华北野战军的兵器库中。吕文贞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表示，第十一战区正秘密追查铀原料下落，石原茂光接受侦讯时声称，以储存在中国的现有材料，即足够试造“酸化铁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估计为铀原子弹的1/4，破坏范围可达64平方公里。
国民党当局陆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毕竟，研制原子弹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不仅是科技上的考验，更是财政能力的一大考验。事关国防科技的突破，因此，蒋介石还是认真的看待来自各方的情报信息，一一查证他们的真实性及可行性。蒋介石似乎也在有关原子弹情报呈阅的过程中，燃起了心中更强烈的原子弹兴趣。
吴大猷牵头运作
陈诚整合各种信息后，给蒋介石呈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实性后，向蒋介石提出了简要报告。
陈诚在这份报告中，说明自抗战胜利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究原子弹的信息，经过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然而，对研发原子弹产生高度兴趣的蒋介石，已经把注意力从寻求日本专家协助的方向，转移到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途径。陈诚的报告结尾提到的北大教授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就是受命组织班底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中国物理专家。其实，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遗留有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前，蒋介石就已悄悄计划着中国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国民党当局当时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吴教授悉由俞大维保荐给蒋介石，俞氏建议由吴大猷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晤见吴大猷时表示，他已下令拟给经费10万法币，启动这项秘密计划，并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
吴大猷向蒋介石建言，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美国的留学旅途。只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三四年后，国民党即从大陆全面溃败，撤退台湾。朱光亚等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于1964年10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除吴大猷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知名化学学者曾昭抡（曾国藩的曾孙）、数学家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启动。
内战后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战役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但为了节约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简报给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这份公文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行政院才终于把这公文递送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在白崇禧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需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拟应缓办。”
这意味着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李宗仁积极推动
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科技。
1946年1月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一项极可靠的情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曾秘密派遣一支技术人员队伍，人数多达70余人，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预备用这批原料供日本发展原子弹之用。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信息，于1946年2月1日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蒋介石：“据报，敌‘华北交通会社’日本人西田称：（一）日陆军省曾派来我国张家口地区，技术人员70余，专事采取原子原料，于日军投降后有30余人投入共党，其余人员均散居北平。如我政府愿予留用，西田绝对能召集彼辈在中国研究。（二）该项技术人员曾在张家口取得一部分原子弹原料，空运回国，对察绥各地矿产探查甚详，两地原子铀之出产，仅百灵庙一处，年产铀可达6吨。（三）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已装有五部机器，开始研究制造原子弹，后因美国发现，致将该项机器全部破坏。但此项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内地，并详悉其姓名住址等情，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谨电呈核。”
蒋介石犹存有若干疑虑：其一，日本原子科技明显落后美国；其二，研制原子弹这种先进武器的科技，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不应依赖日本人，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培植中国原子专家；其三，蒋介石和桂系军人之间，毕竟存有矛盾，面和心不和，蒋介石对李宗仁不敢尽信。
查证日本核计划
由于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因而私下交付军事委员会调查军统局戴笠一项重要任务：仔细查明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没有两三天工夫，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两封情报密电。第一封电报内容和李宗仁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蒋介石确信此信的真实性。在百灵庙地方蕴藏的铀矿一年可以挖掘6吨，铀供应不成问题，而专业人才又有日本留在中国的原子专家，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已经具备了两者，激发了蒋介石对原子弹的浓烈兴趣。
军统局的第二封密电由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密电指出：“一、查日本人有西野者，系日本最负盛名之原子物理专家，东京理化研究院有西野研究室，东京及大阪帝大有西野原子分解器一部分尚系得之美国，于上年11月初始被麦（麦克·阿瑟）帅沉入海内，当时西野叹称十年心血付诸流水云云。李主任所报日本人西田未悉是否西野化名，免人注意，果系西野（或其弟子）似宜速即秘密罗致、免为他国争取。”
蒋介石看过报告全文后，在公文的批阅栏上用毛笔写下“如拟”两字，表示批准之意。对日本原子专家西野或是李宗仁电报中所说的西田，蒋介石希望能得到更深入的信息。
李宗仁给蒋介石第一封密电后25天，又发来第二封。这封电报详细呈报了日本原子弹专家草拟的全新研究计划，说明这批日本人愿意为国民党当局效力，愿意为中国发展原子弹。但毕竟李宗仁系军人，不懂原子科学，难辨真伪与价值，所以请示蒋介石派原子物理方面的专家和日本人西田洽谈，以免误事。
李宗仁随密电呈送给蒋介石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全文摘要分成两大项：一、关于原矿石关系的调查、采掘和精炼，二、关于化学关系仅用现在中国所直接留用之日本人可能进行之事项。这份研究计划在呈给蒋介石本人批阅前，首先交给军政部核办，军政部部长时为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
但是，1946年年初，国民党当局正忙着把部队和军政人员大批运往沦陷区，哪有心思和精力投入研制原子弹？因此不论日本人西田提出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军政部都无暇立即付诸施行。然而，有关日本人过去从事原子弹研究计划的片断消息，仍从接受北平的国民党驻军和行营主任李宗仁那儿断断续续地呈报上来。
1946年6月1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密电留置了一个日本人，此人名叫石原茂光，据称他是日本研究原子弹专家之一。
石原茂光在接受审讯时声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远田彦造，抗战期间曾经在朝鲜、东北、蒙古、新疆各地采集铀材料，先后已采集了近5公斤的铀原料，这批铀原料后来储存在日军驻华北野战军的兵器库中。吕文贞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表示，第十一战区正秘密追查铀原料下落，石原茂光接受侦讯时声称，以储存在中国的现有材料，即足够试造“酸化铁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估计为铀原子弹的1/4，破坏范围可达64平方公里。
国民党当局陆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毕竟，研制原子弹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不仅是科技上的考验，更是财政能力的一大考验。事关国防科技的突破，因此，蒋介石还是认真的看待来自各方的情报信息，一一查证他们的真实性及可行性。蒋介石似乎也在有关原子弹情报呈阅的过程中，燃起了心中更强烈的原子弹兴趣。
吴大猷牵头运作
陈诚整合各种信息后，给蒋介石呈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实性后，向蒋介石提出了简要报告。
陈诚在这份报告中，说明自抗战胜利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究原子弹的信息，经过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然而，对研发原子弹产生高度兴趣的蒋介石，已经把注意力从寻求日本专家协助的方向，转移到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途径。陈诚的报告结尾提到的北大教授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就是受命组织班底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中国物理专家。其实，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遗留有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前，蒋介石就已悄悄计划着中国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国民党当局当时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吴教授悉由俞大维保荐给蒋介石，俞氏建议由吴大猷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晤见吴大猷时表示，他已下令拟给经费10万法币，启动这项秘密计划，并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
吴大猷向蒋介石建言，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美国的留学旅途。只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三四年后，国民党即从大陆全面溃败，撤退台湾。朱光亚等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于1964年10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除吴大猷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知名化学学者曾昭抡（曾国藩的曾孙）、数学家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启动。
内战后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战役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但为了节约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简报给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这份公文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行政院才终于把这公文递送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在白崇禧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需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拟应缓办。”
这意味着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