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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方主义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从东方主义视角出发,解读《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元素,指出谭恩美在建立一个中美文化相互理解与交融的理想社会同时,中国作为其写作的重要资源必然或多或少地经过东方主义的改造。
关键词: 谭恩美 《喜福会》 东方主义 改造 “他者”
《喜福会》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89年,甫一出版便引起了轰动,随后连续9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受到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少有的赞誉。《喜福会》描写的是1949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四个母亲和生长于美国的子女之间的代沟、冲突,后而沟通,理解,交融的故事。谭恩美以东方传统的叙事手段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身处中美两种背景下的子女的矛盾和挣扎,折射出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故事结尾吴夙愿之女吴精美替代她母亲,回到中国与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团聚,展现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立,以及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喜福会》大量描写了中国的风俗、习俗,以及发生在四位母亲身上各种奇特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神秘奇异、光怪陆离的东方世界。谭恩美生于美国,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本着中美文化交融的良好目的去写作,但由于她本身的华裔身份,本书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东方主义的痕迹。作为一个美国人,她书中的中国或多或少地经过东方主义的改造,融入自己的想象对东方进行加工,反映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方,而是她作为美国人想象中的东方。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从西方与东方的最开始接触中,“西方发展了其有关东方的观点,姿态,思想来解释,描述,建构,使用有关东方的思想”。[1]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东方主义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想象下的产物,是西方一部分人希望东方所应呈现的样貌,是一种先在的西方思想的虚构,是对东方一厢情愿的自我臆想的夸张,并将之强加于东方。
小说采用平行交叉布局,以第一人称叙述母女各自的故事,故事经纬交叉,互相交迭,浑然一体。Cosmopolitan评论:“喜福会就像个中国谜盒,精巧,神秘,用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故事相互联接……故事里的每个细节都令人难忘。”[2]“中国谜盒”这四个字揭示了《喜福会》大受欢迎的原因,故事中对东方习俗的细节化描绘吸引了西方读者,这种描绘符合他们头脑中对东方的一贯印象:神秘的,异国情调的同时也是荒蛮落后的。作者出于创作的需求,创造出一个非真实的中国,迎合了美国人的口味,满足了他们对东方的好奇心,这正是东方主义的一种表现。
小说中对中国食物的描写反映了作者的东方主义逻辑。作者借孩童时期的薇弗莱之口向读者讲述了唐人街菜场的场景,透明玻璃缸里挤满了即被开膛破肚的鱼,不断沿壁上爬挣扎求生的乌龟,老板围着沾满血迹的围裙剖鱼取出内脏,周围是一群群呼喊着“我要最新鲜的”的顾客。除此之外活青蛙、螃蟹、乌贼、猪内脏也随处可见,随处可买。这些东西在美国人眼里往往是恶心、奇怪、肮脏的,因此他们把视这些为美食的中国人也视为肮脏龌龊、残忍恶心、原始落后的。在描述水产市场时,小说提到有个招牌上写着“本店所售,都是食物,绝非宠物”,其潜台词明显是告诉西方读者,中国人野蛮残忍,将一般西方人认为是宠物的都拿来吃。文中还细致描绘了幼时映映的父亲在太湖边吃虾的情形,父亲把刚从湖中捕捉的活蹦乱跳的虾“放进辣酱中蘸了一下,扔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吞了下去”。[3]映映的父亲是个有钱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上层,是个上流人物。连这个上流人物在饮食上都表现得犹如生番一般,更不用说其他穷苦农民了,这似乎可以推断当时的中国人都是令人恶心的劣等的民族。显而易见,这些细节的描写,无不是为了展现“中国他者的动物性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窥视欲和高人一等的姿态”。[4]
发生在四位母亲身上的故事则更为奇特。如许安梅的母亲割下手臂上的肉,放入草药中同煮,给重病的许安梅外婆喝。在中国历史上,孝顺子女“割股疗伤”的传说是有的,主要源于子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一说,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在生活中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令人震惊的,对生活在科技发达高度文明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种描写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冲击力极强,让人看了瞠目结舌。后来这位母亲为了许安梅能有个像样的未来,不惜在小年夜吞鸦片自杀。出于对丈夫的憎恨和报复,映映打掉了腹中的胎儿,作者用第一人称这般描述:“堕胎在中国算不上犯罪……当护士从我体内取出这团已没有生命力的血块时,她们问我如何处置它,我塞给她们一张报纸,让她们像鱼贩子一样,把那血块往报纸里一裹,然后往太湖里一扔就得了。”[5]西方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是严禁堕胎的,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一旦被孕育就已具有生命,堕胎剥夺了孩子的出生权相当于杀人,即使在现在的美国,许多州也是禁止堕胎的。书中映映不仅打了胎,而且把胎儿像鱼一样扔进湖里,对待自己的孩子像对待动物一般,不禁让人感觉中国人根本就是毫无人性,残忍野蛮。
正如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所说的:“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接受该种文化;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其改动后的内容。”东方主义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加工再造,即一种“再现”,谭恩美对中国西方式的“再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里,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东方是专制政体,代表着残酷、狡诈、懒惰、恐怖。在东方主义的小说中,占卜、祭神、风水、属相、鸦片、小妾、裹足、花轿、阴阳五行说几乎已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通过这些精心挑选的西式的“再现”、特指、所指的东方主义元素,谭恩美完成了对中国的描画。如本书开始不久,母亲吴素云向美国出生的女儿吴精美对“五行”作了详尽解释:“人由五种元素组成:金,木,水,火,土。‘火’太盛,脾气就太暴躁。‘木’太多,就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而失去主见。‘水’太多,心思太活,做事没长性。”[6]母亲用这一套中国的“五行”在美国生活,来评判衡量四周的人。
不可否认,谭恩美在多元文化主义占主导的今天,在为华裔美国人正名的同时,从作品中努力消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致力于建立一个中美文化相互理解与交融的理想社会。谭恩美对中国的刻画,无论是地狱似的中国还是伊甸园似的中国,都基于她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需要。因此,中国作为其写作的重要资源必然或多或少地经过东方主义的改造。正是缘于此,她的作品虽然从总体上提升了中国人形象,但却没能真正地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固有看法。我们不能忽视谭恩美作为美国化的华裔身份在文本书写和利益方面难以避免的东方主义意识,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不是对异国进行简单的复制性描绘,而是融注了作者所在国的“社会集体想像物”: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自己的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等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
参考文献:
[1]萨达尔.东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3]Tan,Amy.The Joy Luck Club[M].NewYork:Ballantine Books.扉页评论,1989:75.
[4]赵文书.华美文學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J].当代外国文学,2000.
[5][6]谭恩美著.程乃珊,严映薇译.喜福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21,17.
[7]潘军武.中国故事创造的融合假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
关键词: 谭恩美 《喜福会》 东方主义 改造 “他者”
《喜福会》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89年,甫一出版便引起了轰动,随后连续9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受到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少有的赞誉。《喜福会》描写的是1949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四个母亲和生长于美国的子女之间的代沟、冲突,后而沟通,理解,交融的故事。谭恩美以东方传统的叙事手段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身处中美两种背景下的子女的矛盾和挣扎,折射出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故事结尾吴夙愿之女吴精美替代她母亲,回到中国与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团聚,展现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立,以及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喜福会》大量描写了中国的风俗、习俗,以及发生在四位母亲身上各种奇特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神秘奇异、光怪陆离的东方世界。谭恩美生于美国,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本着中美文化交融的良好目的去写作,但由于她本身的华裔身份,本书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东方主义的痕迹。作为一个美国人,她书中的中国或多或少地经过东方主义的改造,融入自己的想象对东方进行加工,反映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方,而是她作为美国人想象中的东方。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从西方与东方的最开始接触中,“西方发展了其有关东方的观点,姿态,思想来解释,描述,建构,使用有关东方的思想”。[1]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东方主义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想象下的产物,是西方一部分人希望东方所应呈现的样貌,是一种先在的西方思想的虚构,是对东方一厢情愿的自我臆想的夸张,并将之强加于东方。
小说采用平行交叉布局,以第一人称叙述母女各自的故事,故事经纬交叉,互相交迭,浑然一体。Cosmopolitan评论:“喜福会就像个中国谜盒,精巧,神秘,用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故事相互联接……故事里的每个细节都令人难忘。”[2]“中国谜盒”这四个字揭示了《喜福会》大受欢迎的原因,故事中对东方习俗的细节化描绘吸引了西方读者,这种描绘符合他们头脑中对东方的一贯印象:神秘的,异国情调的同时也是荒蛮落后的。作者出于创作的需求,创造出一个非真实的中国,迎合了美国人的口味,满足了他们对东方的好奇心,这正是东方主义的一种表现。
小说中对中国食物的描写反映了作者的东方主义逻辑。作者借孩童时期的薇弗莱之口向读者讲述了唐人街菜场的场景,透明玻璃缸里挤满了即被开膛破肚的鱼,不断沿壁上爬挣扎求生的乌龟,老板围着沾满血迹的围裙剖鱼取出内脏,周围是一群群呼喊着“我要最新鲜的”的顾客。除此之外活青蛙、螃蟹、乌贼、猪内脏也随处可见,随处可买。这些东西在美国人眼里往往是恶心、奇怪、肮脏的,因此他们把视这些为美食的中国人也视为肮脏龌龊、残忍恶心、原始落后的。在描述水产市场时,小说提到有个招牌上写着“本店所售,都是食物,绝非宠物”,其潜台词明显是告诉西方读者,中国人野蛮残忍,将一般西方人认为是宠物的都拿来吃。文中还细致描绘了幼时映映的父亲在太湖边吃虾的情形,父亲把刚从湖中捕捉的活蹦乱跳的虾“放进辣酱中蘸了一下,扔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吞了下去”。[3]映映的父亲是个有钱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上层,是个上流人物。连这个上流人物在饮食上都表现得犹如生番一般,更不用说其他穷苦农民了,这似乎可以推断当时的中国人都是令人恶心的劣等的民族。显而易见,这些细节的描写,无不是为了展现“中国他者的动物性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窥视欲和高人一等的姿态”。[4]
发生在四位母亲身上的故事则更为奇特。如许安梅的母亲割下手臂上的肉,放入草药中同煮,给重病的许安梅外婆喝。在中国历史上,孝顺子女“割股疗伤”的传说是有的,主要源于子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一说,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在生活中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令人震惊的,对生活在科技发达高度文明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种描写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冲击力极强,让人看了瞠目结舌。后来这位母亲为了许安梅能有个像样的未来,不惜在小年夜吞鸦片自杀。出于对丈夫的憎恨和报复,映映打掉了腹中的胎儿,作者用第一人称这般描述:“堕胎在中国算不上犯罪……当护士从我体内取出这团已没有生命力的血块时,她们问我如何处置它,我塞给她们一张报纸,让她们像鱼贩子一样,把那血块往报纸里一裹,然后往太湖里一扔就得了。”[5]西方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是严禁堕胎的,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一旦被孕育就已具有生命,堕胎剥夺了孩子的出生权相当于杀人,即使在现在的美国,许多州也是禁止堕胎的。书中映映不仅打了胎,而且把胎儿像鱼一样扔进湖里,对待自己的孩子像对待动物一般,不禁让人感觉中国人根本就是毫无人性,残忍野蛮。
正如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所说的:“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接受该种文化;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其改动后的内容。”东方主义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加工再造,即一种“再现”,谭恩美对中国西方式的“再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里,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东方是专制政体,代表着残酷、狡诈、懒惰、恐怖。在东方主义的小说中,占卜、祭神、风水、属相、鸦片、小妾、裹足、花轿、阴阳五行说几乎已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通过这些精心挑选的西式的“再现”、特指、所指的东方主义元素,谭恩美完成了对中国的描画。如本书开始不久,母亲吴素云向美国出生的女儿吴精美对“五行”作了详尽解释:“人由五种元素组成:金,木,水,火,土。‘火’太盛,脾气就太暴躁。‘木’太多,就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而失去主见。‘水’太多,心思太活,做事没长性。”[6]母亲用这一套中国的“五行”在美国生活,来评判衡量四周的人。
不可否认,谭恩美在多元文化主义占主导的今天,在为华裔美国人正名的同时,从作品中努力消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致力于建立一个中美文化相互理解与交融的理想社会。谭恩美对中国的刻画,无论是地狱似的中国还是伊甸园似的中国,都基于她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需要。因此,中国作为其写作的重要资源必然或多或少地经过东方主义的改造。正是缘于此,她的作品虽然从总体上提升了中国人形象,但却没能真正地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固有看法。我们不能忽视谭恩美作为美国化的华裔身份在文本书写和利益方面难以避免的东方主义意识,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不是对异国进行简单的复制性描绘,而是融注了作者所在国的“社会集体想像物”: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自己的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等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
参考文献:
[1]萨达尔.东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3]Tan,Amy.The Joy Luck Club[M].NewYork:Ballantine Books.扉页评论,1989:75.
[4]赵文书.华美文學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J].当代外国文学,2000.
[5][6]谭恩美著.程乃珊,严映薇译.喜福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21,17.
[7]潘军武.中国故事创造的融合假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