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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在不断扩大，而且已经过大，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因此，本文基于财政视角，探讨了如何运用财政手段来进行收入分配调节。
【关键词】：财政收入 分配职能
一、基于财政视角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1、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不足
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有很强的相关性，现实表明，我国基础教育仍然发展滞后，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领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而教育投入问题始终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20世纪末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乃至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农村义务教育的体制性矛盾并没有消除，教育投入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
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一方面城市现代工业与农村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越来越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明显，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又会反过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地区差距与农村、农民、农业密切相关。一方面就地区差距与产业分布间关系而言，以农业、农村为主的区域相对落后。农村居民无法享有平等的公共教育、城市补贴和就业机会，改革时期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年轻劳动力以及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流失降低了农村生产力，而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不利地位又导致了隐性的城市贫困。同时政府对农产品的市场干预和价格调节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产品相对价格下跌加剧了农村贫困。
3、财政体制的累退性
财政体制的累退性是收入越低的群体财政负担越重，阻碍了扶贫的进程。贫困地方政府缺乏财力保证最基本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支出，面临严重的财政短缺和支出需求的压力贫困政府动用扶贫资金支付工资以及优先发展项目，而这些支出是以牺牲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代价的。中央政府一直在加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财政力度，但贫困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仍然很低。贵州、甘肃小学人均支出分别为76元和112元，而全国平均为218元。政府财政体系的不平等使贫困地区面临高的教育收费。地方政府的政绩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增长以及物资资本的投资而非人力资本的发展，贫困县长期的财政短缺导致了很多扭曲行为并减缓了扶贫进程。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呈现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化，明显偏向于城市。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计划主要依赖于耕地，农户耕地对农村脱贫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保证农户摆脱贫困，也不能避免由于农产品的进口而可能导致的农民收入的下降。现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部分老人特殊老年津贴和部分金融养老金，两者的覆盖率都特别小，而且地区间覆盖率和差异率较大。许多农户无力支付医疗费，因病致贫是普遍现象。尽管大多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但很大一部分农民在农闲时节受雇于城镇或农村非农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社会保险计划，他们所雇用的农村劳动力当然也就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带来的福利。同时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过低，使得社会保障不仅没有发挥应有一的调节作用，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的财政思路
1、提高社会保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过低，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说，增加社保资金有较大空间，这样不仅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增加社会福利，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等。同时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以修正其可能引起的对收入分配的逆调节作用。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大量增加，给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挑战。这些人大多没有纳入养老保险制度，可支配收入取决于其生活的抗风险能力。为此，既要进一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范围，还要加快建立农村和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2、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根据公共产品原理，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在当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应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建立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乡政府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采取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至少是通过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再由省级政府为主提供基础教育，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应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乡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有线电视网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解决，特别强调的是乡村道路建设应由县级政府提供，纳入地区交通建设总体规划。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主要由中央提供。中央财政加大对重大和重要的农业科研项目和技术推广、涉及全国和跨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投入，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利用税收政策，提高再就业者的收入水平。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城镇下岗失业人口达14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1.5亿，国家已规定了下岗职工、随军家属和退役士兵再就业符合条件可享受营业税、所得税额3年免征的优惠。并制定了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及相关规定。如对新办的符合条件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3年内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兴办的经济实体，经认定符合条件的，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税务部门应贯彻落实每一项政策，扩大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范围，鼓励和扩大再就业。进一步缩小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稳定社会环境，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改变教育投入机制
由于地方教育支出对高中以下教育的无效性，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教育机构以协调地区的利益冲突，分配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以及监管其相应的开支。当前中央政府教育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中央政府教育支出的扩大有可能极大的提高小学以上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另外需指出的是，数据显示中央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支出和地方政府教育的支出正相关。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因为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当地教育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地方的教育补助。缓解支付能力约束可以促进教育投资，因此完善教育信贷体系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此外，政府还应当鼓励私人、机构和外资办学，鼓励发展校办产业等，引导多方面的资金发展教育。
三、结语
目前，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泰勒指数来看，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收入差距过大则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消极作用。财政具有多重职能，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过大的情况下，就需要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调节，如何更好的发挥财政调节在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还需要各级政府进行仔细斟酌和思量。
【参考文献】：
1、胡芳肖、王育宝，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2
2、刘乐山，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税收文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关键词】：财政收入 分配职能
一、基于财政视角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1、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不足
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有很强的相关性，现实表明，我国基础教育仍然发展滞后，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领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而教育投入问题始终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20世纪末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乃至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农村义务教育的体制性矛盾并没有消除，教育投入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
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一方面城市现代工业与农村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越来越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明显，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又会反过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地区差距与农村、农民、农业密切相关。一方面就地区差距与产业分布间关系而言，以农业、农村为主的区域相对落后。农村居民无法享有平等的公共教育、城市补贴和就业机会，改革时期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年轻劳动力以及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流失降低了农村生产力，而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不利地位又导致了隐性的城市贫困。同时政府对农产品的市场干预和价格调节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产品相对价格下跌加剧了农村贫困。
3、财政体制的累退性
财政体制的累退性是收入越低的群体财政负担越重，阻碍了扶贫的进程。贫困地方政府缺乏财力保证最基本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支出，面临严重的财政短缺和支出需求的压力贫困政府动用扶贫资金支付工资以及优先发展项目，而这些支出是以牺牲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代价的。中央政府一直在加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财政力度，但贫困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仍然很低。贵州、甘肃小学人均支出分别为76元和112元，而全国平均为218元。政府财政体系的不平等使贫困地区面临高的教育收费。地方政府的政绩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增长以及物资资本的投资而非人力资本的发展，贫困县长期的财政短缺导致了很多扭曲行为并减缓了扶贫进程。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呈现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化，明显偏向于城市。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计划主要依赖于耕地，农户耕地对农村脱贫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保证农户摆脱贫困，也不能避免由于农产品的进口而可能导致的农民收入的下降。现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部分老人特殊老年津贴和部分金融养老金，两者的覆盖率都特别小，而且地区间覆盖率和差异率较大。许多农户无力支付医疗费，因病致贫是普遍现象。尽管大多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但很大一部分农民在农闲时节受雇于城镇或农村非农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社会保险计划，他们所雇用的农村劳动力当然也就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带来的福利。同时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过低，使得社会保障不仅没有发挥应有一的调节作用，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的财政思路
1、提高社会保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过低，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说，增加社保资金有较大空间，这样不仅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增加社会福利，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等。同时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以修正其可能引起的对收入分配的逆调节作用。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大量增加，给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挑战。这些人大多没有纳入养老保险制度，可支配收入取决于其生活的抗风险能力。为此，既要进一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范围，还要加快建立农村和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2、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根据公共产品原理，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在当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应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建立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乡政府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采取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至少是通过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再由省级政府为主提供基础教育，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应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乡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有线电视网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解决，特别强调的是乡村道路建设应由县级政府提供，纳入地区交通建设总体规划。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主要由中央提供。中央财政加大对重大和重要的农业科研项目和技术推广、涉及全国和跨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投入，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利用税收政策，提高再就业者的收入水平。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城镇下岗失业人口达14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1.5亿，国家已规定了下岗职工、随军家属和退役士兵再就业符合条件可享受营业税、所得税额3年免征的优惠。并制定了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及相关规定。如对新办的符合条件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3年内可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兴办的经济实体，经认定符合条件的，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税务部门应贯彻落实每一项政策，扩大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范围，鼓励和扩大再就业。进一步缩小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稳定社会环境，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改变教育投入机制
由于地方教育支出对高中以下教育的无效性，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教育机构以协调地区的利益冲突，分配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以及监管其相应的开支。当前中央政府教育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中央政府教育支出的扩大有可能极大的提高小学以上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另外需指出的是，数据显示中央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支出和地方政府教育的支出正相关。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因为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当地教育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地方的教育补助。缓解支付能力约束可以促进教育投资，因此完善教育信贷体系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此外，政府还应当鼓励私人、机构和外资办学，鼓励发展校办产业等，引导多方面的资金发展教育。
三、结语
目前，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泰勒指数来看，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社会具有积极影响，而收入差距过大则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消极作用。财政具有多重职能，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过大的情况下，就需要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调节，如何更好的发挥财政调节在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还需要各级政府进行仔细斟酌和思量。
【参考文献】：
1、胡芳肖、王育宝，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2
2、刘乐山，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税收文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