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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慈善第一次忍饥挨饿
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的高中生，恐怕很少有人品尝过饥饿的滋味吧?
2008年冬天，我参加了一次我校高中生持续30小时的节食活动，为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们募捐，建造低价房屋。晚饭时，饿了一天的我，看到爸爸妈妈在饭桌上吃饭，真的要用很强的毅力，才能战胜对食物的欲望。最难受的时刻，我弹起了钢琴，让音乐来安慰自己。虽然长到16岁，还是第一次体验忍饥挨饿的滋味，但我心里却非常满足。
我担任校学生会慈善部的负责人，常会安排一些慈善活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募捐。前段时间，我们希望能为牙买加一个贫困的村庄捐钱，帮助他们建造一座水塔，为那里的人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次活动，安排这个村庄的黑人村长从牙买加专程飞过来做讲演，让大家了解并同情那里的状况。
这次活动我们募集到了几千块钱，大家都很兴奋，觉得作为中学生，能有机会干一些对改变社会有益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荣幸。
二、北美高中生的“自由课程”
北美的高中生，跟中国一样，日常生活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课堂学习、学校活动、校外活动。但是，这里的教学课程安排跟中国有较大的区别。
例如，我就读的高中，学校不分文科和理科班，而是让学生选择自己每年的课程。每一门课上完后算一个学分，学生需要30个学分才可以毕业。这30门课程中的18门是必修课，另外12门就完全由你自己选择了。
选修课有艺术、德语、拉丁文、健身、地理、国际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化学、物理、工程、音乐等等，选什么课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打算在大学学什么专业而定。而18门必修课也有选择余地，比如数学可以选应用数学或理论数学，必修课中的科学课，你也可以选择生物，或物理，或化学。总体上，一个学生选什么课是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因为每所大学的每个系都有一定的入学要求，将来准备上大学或大专、文科或理科，然后才根据这样的想法去选择高中要上什么课。
即使是这30门课程，也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以便照顾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我的很多朋友都选了社会学课，只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因为将来准备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专业。北美大学招生时，特别是那些最好的大学，虽然要看你的学习总平均分数，却都不愿意要书呆子，更愿意录取全面发展的学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德智体三方面都好的学生。他们认为全面发展的学生才有培养前途。
还有一点和中国很不一样，就是老师从不对学生排名次，也从不公布谁考得最差，谁考得最好。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比如赢了什么全省、全国竞赛，也都是悄悄地告诉那个学生。老师是不会随便地把谁的分数说出去的，因为那属于个人隐私。
三、会“玩”的加拿大高中生
加拿大对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兴趣比较重视，课外生活丰富多彩，你可以拿出很多时间去随意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这里，各门功课的考试分数虽然没中国学生那么好，但最终仍能在社会上找到不错的工作。我想，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竞争也就比中国少多了。
因为竞争少，所以学生甚至老师，都没有对学习下很多功夫。每天老师留下的家庭作业不多，经常只需要1～2小时就做完了。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布置的作业，学生也可以不做，反正老师不会收，也不会去批改。愿意学得更扎实的人就会去做留下的作业，愿意干别的事就不做了。当然，总不做作业到考试时也得不了高分。
有这么多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学生愿意干的事情就多了。打球、画画、玩电脑、看电影、社交、参加公益活动等等，只要你有兴趣，有很多业余球队、体育训练班、私人艺术班、电影院等供你选择。在校内也有不少各类演出，像音乐会、戏剧、唱歌、演讲，还有舞会、棋类比赛等等。
我有时也会出于兴趣，帮助朋友们完成一些小小的心愿。今年春天，一个有业余服装设计爱好的同学，想携带她的作品参加一次专业性的时装表演，她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在众多品牌中引人瞩目，别出心裁地邀请我和她的另一位朋友用口技替代乐队来为她的展出伴奏。于是，我认真地创作了几段曲调，编配了适合两个人表演的主旋律、和弦音、鼓点节奏，通过互联网传给那位朋友，各自分头排练。
直到演出当天，距表演开始还有两个钟头的时候，我们两位“伴奏”才第一次碰面，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位“伴奏”竟然连最基本的音乐常识也不具备，我们两人根本无法配合。我们不能不上台表演，更不能对不起台下那一大片购票前来的观众啊!
怎么办?我只得放弃掉此前准备的所有曲谱，让那位“伴奏”自己随心所欲地表演主旋律，我则来随机应变地为他配器、编排节拍和鼓点伴奏。我们“急中生智”的表演最后竟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鼓掌。那位女同学更是喜出望外，因为她在当天就接到了名牌公司Calvin Klein对她一件作品的订单!
不过，这边的学校对中学生有个特殊要求。在校这几年，每个学生必须参加40小时的公益服务或劳动，完不成的不准许毕业。我这几年已经做了好多次义工了，例如给加拿大穷人募捐食品，给四川地震灾区募款等等，工作量早已超过40小时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很乐意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四、学生会代表的权力很大
我们的绝大多数校内活动，其实都是我们学生会组织筹办的。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分许多部，有体育部、艺术部、慈善部、学校精神部等等，大约60人左右。学生会的成员都是经个人申请、委员会面试，经过一番竞争才能被选中的各年级学生。学校的活动，学生会是出主意、提建议和做大量具体工作的主力。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天，我们学生会的委员都在课间和课余忙着跟人联系，准备设备、组织人员、策划下一次活动。
比如，我们每年都要为下一年就将进入高中的初中学生，准备一个适应和欢迎的活动，学生会的委员一部分人去购买食品和饮料，一部分去准备节目单和找演员，一部分负责带领初中学生参观学校，还有安排主持人、舞台灯光布置等等。
这些活动虽然要占去自己的很多时间，但是学生会的成员都非常乐意去做这样事情。因为这不光是为同学和学校服务，不同活动的过程体验也很新鲜有趣。
学生会的功能也远不止这些。在加拿大，每个学校的学生会都有个学生代表，定期到市教育局去参加会议。当教育局要做出涉及学校和学生的决定时，这些学生代表就能在那儿及时把学校和学生的意见反应出来。
我在学生会里就担任了这样的学生代表，深知学生要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必须有自己的声音。说件小事吧，我们对学校饭厅所提供的食物，大部分是像炸薯条这样对身体有害的食品普遍感到不满，而想吃健康食品的人在饭厅里却没有更多的选择，这已对同学们的健康有了明显的坏影响。这都是因为学校跟一些食品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生代表就反复敦促并协助教育局去和食品公司协商，调整协议，设 法找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事情看上去不大，但费了不少劲才得以最终解决。
五、充满“对抗性”的北美中学生
生活中学到的经验告诉我，不同群体之间要和谐相处，就需要有效的沟通、理解、包容、协作，然而，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北美中学生，缺乏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
比如，校际之间举行体育比赛时。经常出现仇恨性的言语甚至肢体冲突，以至体育老师有时只得不计分数，以避免胜负结果在学生之间引发激动情绪，甚至是发生更剧烈的对抗；再如，天主教会下属的学校与教育局下属的公立学校之间关系也非常疏远，都有意识地避免互相接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进入高二以来，我就开始着手发起一个活动，想把滑铁卢地区下属的几十所高中聚集到一起，共同策划一次大型文艺演出，在为慈善机构募集捐款的同时，也借机促进各校学生相互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更加亲密。
没料到，要想把所有学校召集到一起，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遇到的重重阻碍甚至使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天真。为了寻求更强势的支持，我找到著名国际慈善机构united Way在本地的代表，与他们会谈，希望他们支持我的想法，并提出希望能在他们的旗号下开展这项活动，募捐到的钱全部交给United Way。他们愉快地同意了。
接下来，我的努力在各个学校的官僚作风面前，一再地碰钉子。我发给各校负责人的几十封信，竟没得到几个回音。我没有灰心泄气。咬牙坚持，虚心地向有经验的人们求教，重新修改和完善计划方案，并不厌其烦地再次向所有学校的负责人发出邀请信，请他们选派学生会代表参加我要召开的会议。
同时，我也私下寻找联络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各校学生会代表，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前往各校举办的“领导人才培训班”演讲宣传，希望能唤起更多人的共鸣，与我共同挑起这个重任。即使如此，有些学校的学生会干部，还是让我意想不到地反对，他们认为，把所有学校组织到一起搞活动，就是在竞争，是在对比各自的优劣和力量，有“露脸”的，也一定会有出丑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我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来改变的。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如今，本地区大多数中学都已加八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不久就将举行这次意义不同寻常的盛大活动。
我常想，我们青年人，如果每个人都能为这个社会出些力。做一点益事，哪怕很小，但合起来，就是了不起的社会动力。
加拿大高中生睡觉时会做什么样的梦
刘 欣
2009年，我有幸被杂志社派往加拿大劳里埃大学进行工作交流，报道加拿大高中生的生活，自然也是此行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加拿大，华人已是一个重要民族。据近几年来的非正式统计，平均每年有两万多中国人移民到这里，占加拿大每年移民总数的近10％现在加拿大的华人总数已过百万，多集中于多伦多、温哥华及蒙特利尔等大都市，其来源地以中国大陆、香港厦台湾居多。
由于华人数量大增，加拿大唐人街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大型中文日报每天发行，还有中文电视台和华语电台。中餐馆遍布各地，各种宗教、经济、联谊的华人社团也数不胜数。很多华埠的街名、商店招牌甚至警察局等，都以醒目的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出现。
在这些华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华裔的子女们，他们中有的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代、三代华裔，有的则是近些年随父母移民而来的地道“中国人”。因为身份和文化的“杂交”状态，他们的生活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有幸拜访了一个华裔家庭。
儿子王澍是一个传说中样样都好的高三男生。出生在滑铁卢，在学校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回到家里则是浓郁的中国氛围——说中文、写汉字，时不时还会和父母一起看看中国历史剧。爸爸是理科教授，妈妈是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还是出过好凡本中英文小说的双语作家。王澍最熟练的自然是英语。但他的中文并没有落下，同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去拜访的那天，阳光很好。车在一栋小洋房前停下。小澍的妈妈李老师热情地招呼我进门，并赶紧让儿子下楼来。宽敞明亮的客厅是典型的北美风情的装修风格，而正对沙发的墙上挂着是雅致的中国书画，另有一些中式撂设点缀在家具问，却丝毫不显突兀，混搭得恰到好处。
刚落座，一个少年带着几分羞涩的笑容站在我面前，向我问好。这就是王澍。他留着短短的寸头。舍身的休闲服，明亮的眼睛。“发型很酷哦。”我试图轻松地开启话题。李老师笑着说：“他爸爸给理的。”小澍的爸爸王教授不无自豪地拍拍小澍的肩膀：“从小都是我给他理发。”
接下来的时间不像是采访，更像是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亲切的聊天。很快。小澍使畅所欲言，聊他的校因生活，聊他的理想，言语中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爸爸王教授坐在一旁，微笑着，不时加以补充。小澍在回答我天马行空的问题前，总会停顿几秒钟，略加思索再开口，遇到不熟悉的中文词汇。他就会把目光转向爸爸，爸爸会默契地给他解释一下。
晚餐后，李老师兴致颇高，邀我们唱卡拉oK。她家里有全套的设备。歌都是老歌，有流行一时的前苏联歌曲，有大气豪迈的草原歌曲，还有韵味十足的山歌小调，这些在国内的KTV，搬少被人点唱的歌儿。现在听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小澍对此兴趣不大，他礼貌地和我们寒暄几句，就回自己房间去了，直到我们离开时，他才出来送我们出门、道别，接着回房去和朋友在网上聊聊天，然后洗漱、睡觉。
夜幕已经降临，宁静的小镇滑铁卢即将安睡。而地球的另一边，已经艳阳高挂，中国的很多高三学生，或许正在教室里，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全力冲刺，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回望夜色里渐渐远去的小澍房间亮着灯光的窗口，突兀地想，不知道他今夜会不会做一个特别一点的梦。相比于中国学生见惯不惊的“熊猫眼”。对他和加拿大的高中生来说，好好睡觉，只是每天都得完成的平常生活。
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的高中生，恐怕很少有人品尝过饥饿的滋味吧?
2008年冬天，我参加了一次我校高中生持续30小时的节食活动，为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们募捐，建造低价房屋。晚饭时，饿了一天的我，看到爸爸妈妈在饭桌上吃饭，真的要用很强的毅力，才能战胜对食物的欲望。最难受的时刻，我弹起了钢琴，让音乐来安慰自己。虽然长到16岁，还是第一次体验忍饥挨饿的滋味，但我心里却非常满足。
我担任校学生会慈善部的负责人，常会安排一些慈善活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募捐。前段时间，我们希望能为牙买加一个贫困的村庄捐钱，帮助他们建造一座水塔，为那里的人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次活动，安排这个村庄的黑人村长从牙买加专程飞过来做讲演，让大家了解并同情那里的状况。
这次活动我们募集到了几千块钱，大家都很兴奋，觉得作为中学生，能有机会干一些对改变社会有益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荣幸。
二、北美高中生的“自由课程”
北美的高中生，跟中国一样，日常生活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课堂学习、学校活动、校外活动。但是，这里的教学课程安排跟中国有较大的区别。
例如，我就读的高中，学校不分文科和理科班，而是让学生选择自己每年的课程。每一门课上完后算一个学分，学生需要30个学分才可以毕业。这30门课程中的18门是必修课，另外12门就完全由你自己选择了。
选修课有艺术、德语、拉丁文、健身、地理、国际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化学、物理、工程、音乐等等，选什么课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打算在大学学什么专业而定。而18门必修课也有选择余地，比如数学可以选应用数学或理论数学，必修课中的科学课，你也可以选择生物，或物理，或化学。总体上，一个学生选什么课是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因为每所大学的每个系都有一定的入学要求，将来准备上大学或大专、文科或理科，然后才根据这样的想法去选择高中要上什么课。
即使是这30门课程，也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以便照顾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我的很多朋友都选了社会学课，只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因为将来准备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专业。北美大学招生时，特别是那些最好的大学，虽然要看你的学习总平均分数，却都不愿意要书呆子，更愿意录取全面发展的学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德智体三方面都好的学生。他们认为全面发展的学生才有培养前途。
还有一点和中国很不一样，就是老师从不对学生排名次，也从不公布谁考得最差，谁考得最好。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比如赢了什么全省、全国竞赛，也都是悄悄地告诉那个学生。老师是不会随便地把谁的分数说出去的，因为那属于个人隐私。
三、会“玩”的加拿大高中生
加拿大对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兴趣比较重视，课外生活丰富多彩，你可以拿出很多时间去随意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这里，各门功课的考试分数虽然没中国学生那么好，但最终仍能在社会上找到不错的工作。我想，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竞争也就比中国少多了。
因为竞争少，所以学生甚至老师，都没有对学习下很多功夫。每天老师留下的家庭作业不多，经常只需要1～2小时就做完了。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布置的作业，学生也可以不做，反正老师不会收，也不会去批改。愿意学得更扎实的人就会去做留下的作业，愿意干别的事就不做了。当然，总不做作业到考试时也得不了高分。
有这么多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学生愿意干的事情就多了。打球、画画、玩电脑、看电影、社交、参加公益活动等等，只要你有兴趣，有很多业余球队、体育训练班、私人艺术班、电影院等供你选择。在校内也有不少各类演出，像音乐会、戏剧、唱歌、演讲，还有舞会、棋类比赛等等。
我有时也会出于兴趣，帮助朋友们完成一些小小的心愿。今年春天，一个有业余服装设计爱好的同学，想携带她的作品参加一次专业性的时装表演，她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在众多品牌中引人瞩目，别出心裁地邀请我和她的另一位朋友用口技替代乐队来为她的展出伴奏。于是，我认真地创作了几段曲调，编配了适合两个人表演的主旋律、和弦音、鼓点节奏，通过互联网传给那位朋友，各自分头排练。
直到演出当天，距表演开始还有两个钟头的时候，我们两位“伴奏”才第一次碰面，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位“伴奏”竟然连最基本的音乐常识也不具备，我们两人根本无法配合。我们不能不上台表演，更不能对不起台下那一大片购票前来的观众啊!
怎么办?我只得放弃掉此前准备的所有曲谱，让那位“伴奏”自己随心所欲地表演主旋律，我则来随机应变地为他配器、编排节拍和鼓点伴奏。我们“急中生智”的表演最后竟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鼓掌。那位女同学更是喜出望外，因为她在当天就接到了名牌公司Calvin Klein对她一件作品的订单!
不过，这边的学校对中学生有个特殊要求。在校这几年，每个学生必须参加40小时的公益服务或劳动，完不成的不准许毕业。我这几年已经做了好多次义工了，例如给加拿大穷人募捐食品，给四川地震灾区募款等等，工作量早已超过40小时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很乐意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四、学生会代表的权力很大
我们的绝大多数校内活动，其实都是我们学生会组织筹办的。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分许多部，有体育部、艺术部、慈善部、学校精神部等等，大约60人左右。学生会的成员都是经个人申请、委员会面试，经过一番竞争才能被选中的各年级学生。学校的活动，学生会是出主意、提建议和做大量具体工作的主力。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天，我们学生会的委员都在课间和课余忙着跟人联系，准备设备、组织人员、策划下一次活动。
比如，我们每年都要为下一年就将进入高中的初中学生，准备一个适应和欢迎的活动，学生会的委员一部分人去购买食品和饮料，一部分去准备节目单和找演员，一部分负责带领初中学生参观学校，还有安排主持人、舞台灯光布置等等。
这些活动虽然要占去自己的很多时间，但是学生会的成员都非常乐意去做这样事情。因为这不光是为同学和学校服务，不同活动的过程体验也很新鲜有趣。
学生会的功能也远不止这些。在加拿大，每个学校的学生会都有个学生代表，定期到市教育局去参加会议。当教育局要做出涉及学校和学生的决定时，这些学生代表就能在那儿及时把学校和学生的意见反应出来。
我在学生会里就担任了这样的学生代表，深知学生要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必须有自己的声音。说件小事吧，我们对学校饭厅所提供的食物，大部分是像炸薯条这样对身体有害的食品普遍感到不满，而想吃健康食品的人在饭厅里却没有更多的选择，这已对同学们的健康有了明显的坏影响。这都是因为学校跟一些食品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生代表就反复敦促并协助教育局去和食品公司协商，调整协议，设 法找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事情看上去不大，但费了不少劲才得以最终解决。
五、充满“对抗性”的北美中学生
生活中学到的经验告诉我，不同群体之间要和谐相处，就需要有效的沟通、理解、包容、协作，然而，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北美中学生，缺乏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
比如，校际之间举行体育比赛时。经常出现仇恨性的言语甚至肢体冲突，以至体育老师有时只得不计分数，以避免胜负结果在学生之间引发激动情绪，甚至是发生更剧烈的对抗；再如，天主教会下属的学校与教育局下属的公立学校之间关系也非常疏远，都有意识地避免互相接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进入高二以来，我就开始着手发起一个活动，想把滑铁卢地区下属的几十所高中聚集到一起，共同策划一次大型文艺演出，在为慈善机构募集捐款的同时，也借机促进各校学生相互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更加亲密。
没料到，要想把所有学校召集到一起，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遇到的重重阻碍甚至使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天真。为了寻求更强势的支持，我找到著名国际慈善机构united Way在本地的代表，与他们会谈，希望他们支持我的想法，并提出希望能在他们的旗号下开展这项活动，募捐到的钱全部交给United Way。他们愉快地同意了。
接下来，我的努力在各个学校的官僚作风面前，一再地碰钉子。我发给各校负责人的几十封信，竟没得到几个回音。我没有灰心泄气。咬牙坚持，虚心地向有经验的人们求教，重新修改和完善计划方案，并不厌其烦地再次向所有学校的负责人发出邀请信，请他们选派学生会代表参加我要召开的会议。
同时，我也私下寻找联络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各校学生会代表，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前往各校举办的“领导人才培训班”演讲宣传，希望能唤起更多人的共鸣，与我共同挑起这个重任。即使如此，有些学校的学生会干部，还是让我意想不到地反对，他们认为，把所有学校组织到一起搞活动，就是在竞争，是在对比各自的优劣和力量，有“露脸”的，也一定会有出丑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我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来改变的。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如今，本地区大多数中学都已加八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不久就将举行这次意义不同寻常的盛大活动。
我常想，我们青年人，如果每个人都能为这个社会出些力。做一点益事，哪怕很小，但合起来，就是了不起的社会动力。
加拿大高中生睡觉时会做什么样的梦
刘 欣
2009年，我有幸被杂志社派往加拿大劳里埃大学进行工作交流，报道加拿大高中生的生活，自然也是此行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加拿大，华人已是一个重要民族。据近几年来的非正式统计，平均每年有两万多中国人移民到这里，占加拿大每年移民总数的近10％现在加拿大的华人总数已过百万，多集中于多伦多、温哥华及蒙特利尔等大都市，其来源地以中国大陆、香港厦台湾居多。
由于华人数量大增，加拿大唐人街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大型中文日报每天发行，还有中文电视台和华语电台。中餐馆遍布各地，各种宗教、经济、联谊的华人社团也数不胜数。很多华埠的街名、商店招牌甚至警察局等，都以醒目的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出现。
在这些华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华裔的子女们，他们中有的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代、三代华裔，有的则是近些年随父母移民而来的地道“中国人”。因为身份和文化的“杂交”状态，他们的生活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有幸拜访了一个华裔家庭。
儿子王澍是一个传说中样样都好的高三男生。出生在滑铁卢，在学校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回到家里则是浓郁的中国氛围——说中文、写汉字，时不时还会和父母一起看看中国历史剧。爸爸是理科教授，妈妈是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还是出过好凡本中英文小说的双语作家。王澍最熟练的自然是英语。但他的中文并没有落下，同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去拜访的那天，阳光很好。车在一栋小洋房前停下。小澍的妈妈李老师热情地招呼我进门，并赶紧让儿子下楼来。宽敞明亮的客厅是典型的北美风情的装修风格，而正对沙发的墙上挂着是雅致的中国书画，另有一些中式撂设点缀在家具问，却丝毫不显突兀，混搭得恰到好处。
刚落座，一个少年带着几分羞涩的笑容站在我面前，向我问好。这就是王澍。他留着短短的寸头。舍身的休闲服，明亮的眼睛。“发型很酷哦。”我试图轻松地开启话题。李老师笑着说：“他爸爸给理的。”小澍的爸爸王教授不无自豪地拍拍小澍的肩膀：“从小都是我给他理发。”
接下来的时间不像是采访，更像是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亲切的聊天。很快。小澍使畅所欲言，聊他的校因生活，聊他的理想，言语中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爸爸王教授坐在一旁，微笑着，不时加以补充。小澍在回答我天马行空的问题前，总会停顿几秒钟，略加思索再开口，遇到不熟悉的中文词汇。他就会把目光转向爸爸，爸爸会默契地给他解释一下。
晚餐后，李老师兴致颇高，邀我们唱卡拉oK。她家里有全套的设备。歌都是老歌，有流行一时的前苏联歌曲，有大气豪迈的草原歌曲，还有韵味十足的山歌小调，这些在国内的KTV，搬少被人点唱的歌儿。现在听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小澍对此兴趣不大，他礼貌地和我们寒暄几句，就回自己房间去了，直到我们离开时，他才出来送我们出门、道别，接着回房去和朋友在网上聊聊天，然后洗漱、睡觉。
夜幕已经降临，宁静的小镇滑铁卢即将安睡。而地球的另一边，已经艳阳高挂，中国的很多高三学生，或许正在教室里，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全力冲刺，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回望夜色里渐渐远去的小澍房间亮着灯光的窗口，突兀地想，不知道他今夜会不会做一个特别一点的梦。相比于中国学生见惯不惊的“熊猫眼”。对他和加拿大的高中生来说，好好睡觉，只是每天都得完成的平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