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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的建议下,由韩国政府资助、旨在保护韩国创造性艺术的组织——韩国艺术委员会,邀请我去首尔和商人以及艺术管理者们谈一谈有关赞助艺术组织国内外演出的事宜。作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室内管弦乐队的英国Britten Sinfonia乐团的董事长,我在这方面有着有用的经验——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和Britten Sinfonia乐团因为它们在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管弦乐巡回演出中的合作而被授予英国“国际艺术与商业奖”。
于是我去了首尔,去阐述为什么赞助艺术活动对于生意有好处。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两位创造性艺术组织的管理者问我为什么他们要对商业赞助感兴趣。“你们为什么不想要(赞助)呢?”我问。而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只依靠政府给我们所需要的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难以置信!
在我看来,管理任何一项业务时设想别人会不断地给你钱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即便是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亿万富豪们在投资足球俱乐部时也有个限度。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政府更有可能会限制艺术等非主要项目的投资预算。而更需谨记的是,对于艺术来说,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观众,如果某种艺术形式无法赢得喜爱和支持,它最终会陷入消失的境地。
另外一点要考虑的是:如果你接受了外界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你也得束缚自己的抱负,让投资者在大部分时间里指挥你如何花他们的钱。这不是做生意的方式,如果艺术梦想总是被缺钱所拖累,艺术又怎么能繁荣起来呢?
说完这么多,我想到首尔的东道主们好心地向我介绍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典型的韩国艺术,名为“盘索里”,表演时需要一个人就着鼓声的韵律来背诵、吟唱一段传奇故事并且需要观众参与其中。在最近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就有“盘索里”表演。希望韩国政府的政策能够让这些非同寻常的表演者进行更多的巡回表演。
回到英国,我们的政府政策中出人意料地有了新的艺术动力。戴维·卡梅伦和他的团队一直都在寻找改善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现状的办法,表演出口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意识到英国是最多产、最受尊重的创造性艺术温床之一,而英国在这方面不仅名满全球,更是经验丰富。因此,我们可以出口这种窍门;而且,就像Britten Sinfonia乐团定期举行海外巡演那样,由这种创造力衍生出来的展览和舞台表演的确很适合进行海外巡回展演。政府提供资金来支持和鼓励创造性艺术以商业的形式发展,那些有梦想、也有商业天分的人突然之间成为政府注意力的焦点。
不妨思考一下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政府制定的艺术政策?”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完美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这部分是因为极少有政府能够让它们的艺术部长(如果它们设有艺术部长一职的话)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有着充足的时间来制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政客们,因为他们的任期很短,他们更倾向于在考虑下一届选举的时候制定短期规划。中国很幸运,它有一个基本可以稳定10年的领导阶层。而英国政府只有5年的任期;美国政府更是只能留任4年。这与战略思考不相符,每次政府换届时,部长的更迭也在所难免,而新上任的部长则感觉他们必须要采取新政策。
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反映公众最小期待的政策框架,它应当为国家里每一种得到认可的创造性艺术形式提供发展条件,不论它是视觉还是表演艺术,同时它还能够去除糟粕,不会对低质量的东西提供援助。我还认为资金来源不应当仅仅是政府,长期的可持续性要求每一个艺术组织应当以发展票房收入和其他收入,吸引商业赞助和个人赞助者的支持为目标,集多方之力,保证艺术组织在没有政府资金援助的情况下也能生存。在我看来,这是常识。
当然这样的方法总会有例外,在英国,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给予国家剧院、国家歌剧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等700个我们国家最好的文化代言人特别慷慨的财政支持。这些组织和机构接受所谓的“国家投资基金”的援助,但他们也要从其他渠道中获得收入。确切地说,仅靠财政补助往往很难让票价保持在普通市民能够承受的低水平位置上。以伦敦皇家歌剧院为例,尽管它获得了很多补助,但是在2014年搬上舞台的《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宣传票价大约为2000元人民币甚至更高。
让人们能够看得起艺术表演必须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策的关键目标。如果你的公民依然连票都买不起,那要艺术政策有什么用呢?
(作者潘仕勋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总裁)
于是我去了首尔,去阐述为什么赞助艺术活动对于生意有好处。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两位创造性艺术组织的管理者问我为什么他们要对商业赞助感兴趣。“你们为什么不想要(赞助)呢?”我问。而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只依靠政府给我们所需要的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难以置信!
在我看来,管理任何一项业务时设想别人会不断地给你钱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即便是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亿万富豪们在投资足球俱乐部时也有个限度。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政府更有可能会限制艺术等非主要项目的投资预算。而更需谨记的是,对于艺术来说,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观众,如果某种艺术形式无法赢得喜爱和支持,它最终会陷入消失的境地。
另外一点要考虑的是:如果你接受了外界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你也得束缚自己的抱负,让投资者在大部分时间里指挥你如何花他们的钱。这不是做生意的方式,如果艺术梦想总是被缺钱所拖累,艺术又怎么能繁荣起来呢?
说完这么多,我想到首尔的东道主们好心地向我介绍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典型的韩国艺术,名为“盘索里”,表演时需要一个人就着鼓声的韵律来背诵、吟唱一段传奇故事并且需要观众参与其中。在最近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就有“盘索里”表演。希望韩国政府的政策能够让这些非同寻常的表演者进行更多的巡回表演。
回到英国,我们的政府政策中出人意料地有了新的艺术动力。戴维·卡梅伦和他的团队一直都在寻找改善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现状的办法,表演出口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意识到英国是最多产、最受尊重的创造性艺术温床之一,而英国在这方面不仅名满全球,更是经验丰富。因此,我们可以出口这种窍门;而且,就像Britten Sinfonia乐团定期举行海外巡演那样,由这种创造力衍生出来的展览和舞台表演的确很适合进行海外巡回展演。政府提供资金来支持和鼓励创造性艺术以商业的形式发展,那些有梦想、也有商业天分的人突然之间成为政府注意力的焦点。
不妨思考一下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政府制定的艺术政策?”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完美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这部分是因为极少有政府能够让它们的艺术部长(如果它们设有艺术部长一职的话)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有着充足的时间来制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政客们,因为他们的任期很短,他们更倾向于在考虑下一届选举的时候制定短期规划。中国很幸运,它有一个基本可以稳定10年的领导阶层。而英国政府只有5年的任期;美国政府更是只能留任4年。这与战略思考不相符,每次政府换届时,部长的更迭也在所难免,而新上任的部长则感觉他们必须要采取新政策。
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反映公众最小期待的政策框架,它应当为国家里每一种得到认可的创造性艺术形式提供发展条件,不论它是视觉还是表演艺术,同时它还能够去除糟粕,不会对低质量的东西提供援助。我还认为资金来源不应当仅仅是政府,长期的可持续性要求每一个艺术组织应当以发展票房收入和其他收入,吸引商业赞助和个人赞助者的支持为目标,集多方之力,保证艺术组织在没有政府资金援助的情况下也能生存。在我看来,这是常识。
当然这样的方法总会有例外,在英国,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给予国家剧院、国家歌剧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等700个我们国家最好的文化代言人特别慷慨的财政支持。这些组织和机构接受所谓的“国家投资基金”的援助,但他们也要从其他渠道中获得收入。确切地说,仅靠财政补助往往很难让票价保持在普通市民能够承受的低水平位置上。以伦敦皇家歌剧院为例,尽管它获得了很多补助,但是在2014年搬上舞台的《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宣传票价大约为2000元人民币甚至更高。
让人们能够看得起艺术表演必须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策的关键目标。如果你的公民依然连票都买不起,那要艺术政策有什么用呢?
(作者潘仕勋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