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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苦社会》以一群落魄知识分子的乱世求存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一个“悲惨世界”般的多线故事。作为晚清华人旅美文学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沿袭了社会小说的基本形态和题材，一方面又努力摆脱一般谴责小说的影响，追求新的视野和格局，积极地和时代思潮、重大时政事件接轨。通过对华人海外生存经验的引入和整合，完成了对晚清时期“苦难中国”图景的跨地域呈现。
关键词：美华文学 谴责小说 跨地域视野
“社会小说”的提法始于近代，而晚清的社会小说又以反映某种社会问题为创作主旨，其兴起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经世致用思想观念以及作者、读者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救世热情是密切相关的，当中许多作品既反映和涵盖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思潮和运动，亦不吝于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官场中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描述和披露，反映了创作者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作为近代社会小说中最发达的谴责小说，其内在具有非常丰富的时代文化心理内涵。现实品格和社会舆论功能是这类小说的突出特征，它抨击时弊，揭露官场丑行，反映社会动乱，揭示人民疾苦。或倡导汲取西学，改良陈规陋习；或振臂高呼抵御外侮，弘扬民族精神，“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
作为晚清社会小说当中的谴责小说，《苦社会》首先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对腐朽政权的失望愤恨和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但当我们谈到这部写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小说时，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标签，也是其最具价值的一重身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旅美华人文学”。“旅美华人文学”的创作主体自然是“旅美华人”，包括已经长期定居美国的华人和因劳务、留学、旅行等原因赴美短期生活的华人。晚清是华人旅美的一个高峰期，属于旅美华人文学发展的早期，也正是华人与美国真实遭遇、磨合的初期阶段。这最早一批与异国文化相遇的中国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最早的关于美国这个遥远的“他者”的近距离摹写。
《苦社会》是晚清华人旅美文学的代表作品，更是开山之作，当中“自二十回以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2}，是旅美华工经历的真实体验和重要证据，对后来的旅美华人文学甚至是海外华人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作为旅美华人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的《苦社会》
（一）“苦社会”图景的跨地域呈现
前面说到，《苦社会》作为晚清社会的谴责小说，首先，它是具有同类作品的一般特征的，包括对民生之多艰的哀痛和政府衰败无能的控诉等，但它自二十回后对主角们坐船出洋后经历浓墨重彩的描述，超越了普通谴责小说能企及的题材广度；其次，作为美华文学的开山代表，将《苦社会》与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中同类题材的小说如《苦学生》《黄金世界》《劫余灰》等相比，又可以看出，其正面描写华工赴美的海上遭遇和华商在排华传统和禁约运动中的生存困境，甚至在“猪仔船”上和唐人街的悲惨经历，事件的完整性和细节的真实性，都较其余几部更显出色。《苦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对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采取中国内外部环境的一种双线叙述，是“苦社会”图景的跨地域呈现：国内→海船上→国外，这些被多重力量压迫、推搡的苦难灵魂，发出的是对政府无望的呻吟，更是对国力孱弱的痛心呼号，盖建平高度评价《苦社会》具有跨国政治社会批判性质，通过对华人海外生存经验的引入和整合，以跨地域视野去批判时政格局。
《苦社会》以一群落魄知识分子的乱世求存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一个“悲惨世界”般的多线故事，全书可以按地点的转移，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苏州落脚的几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穷困写照：破落的官宦后裔阮通甫在父亲过世后回家乡苏州谋出路，无米下锅，逼得妻子只得脱下旧棉袄去典当；教书先生李心纯欠了一身债，没钱过年，忍痛贱卖祖传的字画；庄明卿、滕筑卿合伙做生意，无奈官匪横行，屡屡亏本，只得歇业关门。城里人艰难度日，农村的景象更是凄惨。底层的农民、小商贩、知识分子，都是同样的穷困潦倒，这是描写平民大众在国内腐朽政权、无良官吏欺压下的民不聊生的第一重“苦”。第二部分描写了阮通甫等人在“海上地狱”——运送华工的“猪仔船”上的悲惨经历：船上环境犹如刀山炼狱，脏乱狭小苦不堪言，缺水断粮更兼被洋人工头呼来喝去拳脚相加，毫无人性尊严。通甫一家惨死，众人皆感叹“早晓得是这样，我就做了叫化，也不死到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所在地”{3}。这是华工们在离开家乡后，被当作商品、奴隶，在洋人的欺侮中生不如死的第二重“苦”。第三部分讲述李心纯等人到了美国后，在禁约中的唐人街艰苦谋生，在美国的“排华”大环境中载浮载沉的经商故事。故事主要围绕李心纯和他的搭档王伯符，以及在美多年的商人顾子丰三人展开，禁约自唐人街波及整个华人社会，众人惶恐不安，艰难求存，这是华人们远渡重洋后，在异域他乡遭受排挤欺蔑、自保无门的第三重“苦”。
“苦”之一字贯穿全书，从国内到国外，似没有一处能让平民百姓靠劳动安身立命的乐土。底层的大众之所以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是因为国内民不聊生的境况迫使的，被誘骗上船之人，哪个不是极度贫困才不得已被人贩子用花言巧语蒙蔽，甚至自愿上船的人，也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寄希望于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度”，寄希望于一个虚幻的美丽生活。结果身处异域方才发现，人离乡贱，国内官员的媚外无能致使华人在海外的地位极度低下，甚至连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国际地位都高于“天朝上国”（海外华人谈起日本政府用强硬作风赢得洋人尊重一事，言语当中皆不无推崇），在美华商、工人只能无奈接受“排华”的现实，接受不平等的待遇和更悲惨的生活。小说多线叙述，看似散乱的故事其实是在“苦”之一字上层层递进，“真乃一层‘苦’于一层”{4}，通过国内与国外两个“苦社会”的同构，凸显了一个风雨飘摇、变动前夕的苦难中国。
（二）幻灭的“美国梦”：华人旅美的真实体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明”的美国较之于“落后”的中国，不断被“乌托邦”概念所幻想和建构，晚清时期，革新的东风已经从根本上将腐朽的帝制吹拂得愈发摇摇欲坠，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一个文明先进的自由国度，人人可平等，处处是商机。然而，在《苦社会》里，美国的形象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义的种族主义国家。小说通过描写旅美华人的切身经历，彻底撕碎了许多商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自由之梦”，也揭示了华人在海外的真实处境：因为祖国的衰弱而沦为被打压、欺凌的“下等公民”。 按书中描述推断，李心纯等人旅美经商的时间当在1887—1903年之间，处于美国排华时期。鲁吉园在船上重遇李心纯，极力奉劝他做生意不必非到美国不可，因为“他们在种族的界限，极是分明”，而李心纯质疑“美国向来自称是自由祖国，怎好夺别人的自由？”{5}则一语道破美国“自由国度”海平面下无边的黑暗。至于小说三十七回以后，几乎更是“排华法”中各种苛刻条例的实例演绎，通过展示在美华人的非人生活，充分建构一种“背信弃义”的“反话语”美国形象，这种叙事模式和文学姿态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华文学乃至海华文学，更和同类作品一起，奠定了后来美华文学对美国和中国的叙述模式。
二、文学“半成品”：论《苦社会》文学创作的得失
《苦社会》作为美华文学的开山之作，其社会效益和时代价值无疑是深刻的，其在文学史上对后来同类作品的影响和启迪，也值得进一步去发现、去探讨。但它作为一部诞生于新旧时代、新旧思想、新旧文学交界点的作品，其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半成品”性质。其中比较显著的方面就体现在其文学创作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说的体裁。清末民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受众审美习惯的变化，章回体小说的一些固定套式已使作家感到累赘，并逐渐被抛弃”{6}。在翻译小说影响下，小说家们纷纷突破章回体小说的文本构成方式，摆脱了某种“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和程式化的言说形态，而《苦社会》全书仍是采用双回目、章回体式的写作方式，“话说”“且说”“却说”这些惯用语都还有，虽然内容上积极向新文学靠拢，摆脱了传奇小说、市井小说、言情小说这些通俗题材，但是从体裁和形式上来看，却仍然没有摆脱旧制式的框架。
可见《苦社会》是一方面承接了先前文学的基本形态和题材，一方面又努力摆脱一般通俗社会小说的影响，追求新的视野和格局，积极地和时代思潮、重大时政事件接轨。同时也能在各方面看出一些向新文学转型的苗头。比如在《苦社会》中，虽有回目，但一些固有程式也已经消失，也删去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套语和“下场诗”等。
其次，《苦社会》在叙事和架构上，显然是有野心的。
架构上，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以“华人背井离乡、渡洋旅美”为主线，同时各人际遇为副线的多线推进的故事架构，同时以清末国家积贫积弱，政府无能又导致国际地位低下为历史背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类大事件作为时事线索，意图展开一幅远渡重洋、从民间到异域的波澜壮阔的大图景。
叙事上，将个体经历与民族命运交织一体，试图通过小人物、小家庭的悲欢，层层渲染出国弱家贫的悲凉，将主题从底层人民的疾苦呻吟，升华到自强不息、固我河山的热血呐喊。乱世之中，阮通甫、李心纯、鲁吉园、庄明卿这些人，一干知识分子、小商小贩，以及几个平凡家庭的命运因苦难而产生交集，紧紧相连，各个故事织成一张大网，沉郁顿挫的家国情怀呼之欲出……《苦社会》虽篇幅不长，但能看出其包罗内容之丰富、叙述视野的广阔。
但是，由于作者笔力和能力所限，致其在架构和叙事上的愿望皆无法实现，留下了不少遗憾。其一，综观整部作品，叙事详略的安排和各部分的叙述比例都是略有失衡的，有些场景和事件的描述十分详细，有些却草草了事，在整篇小说只有五万字的情况下，全书仍有不少“闲笔”和累赘的描写，有些转折的地方因交代不到位，又显得很突然。其二，作者对叙事的控制力不强，铺垫展开和前后呼应多有不顺利，完成度也不是很高，有的事件、人物叙述对情节的推动和主题的展开作用很小，造成整个叙事从多线沦为零散、杂乱，有的伏笔后面没有用到前面却花了笔墨去铺垫，有的人物无缘无故淡出，又无缘无故出现，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于有些人物、故事，直接没有交代了。其三，各个板块、部分之间过渡略显生硬，情节的安排也多有不科学之处。很多时候行文显得跳跃、突兀，没有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线多而线不乱的要求。
最后，在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刻画上完成度也不够高。主要的几个主人公个性并不分明，没有在对话和行动中突出各人身份、阶级、个性上的特点，其余配角更是吝于着墨，千人一面无非“穷苦困顿”四字。比如《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群像小说中，人物的描写就非常深刻细腻，有名有姓的人皆有个性，许许多多小人物能让人过目不忘。由此可见《苦社会》离经典作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且书中有些人物的性格不无转变突然、前后矛盾之处，这也是着笔之时不够细致和深刻之故。
三、思想“半成品”：《苦社会》在思考和批判上的断裂感和局限性
近代中国小说史家王钟麒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将近代中国小说的精神归结为“发愤”，其原因有三：“一愤政治之压迫，二是痛社会之浑浊，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7}，“愤”“痛”“哀”皆有之，但同时《苦社会》在对于社会现实和国家现状的批判仍是不够彻底的，对于因耻生愤、穷极思变的出路思考也是不够深入的。对谁之“愤”？源何而“痛”？为谁而“哀”？
书中一眾角色的愤怒和觉醒，是从遭受“禁约”的耻辱后开始的，其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而这政治的压迫恰恰包含着种族的歧视和文化的偏见，这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对民族情感和自豪的一种重创。在主角一行人辗转异域，远渡重洋后，看过了诸多民不聊生、自保不暇的悲剧，甚至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人间地狱景象后，作者借顾子丰之口，喊出“我们中国人给美国人糟蹋得够了……我们怎么也想一法去抵制他，才叫他晓得中国人并不是真正好欺侮的”{8}——从这一角度而言，《苦社会》是作为对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革新思潮、“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些时事背景的舆论回应，更是与“抵制美货运动”这类活动的舆论对接，从而使华人旅美经验汇入到中国社会变革、时代进程的宏大叙事中。
“新怨恨”理论是王明科博士提出的，产生于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一种理论，主要指在中国现代性背景下为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即认为“怨恨”这一情感是近代中华民族在民族意识觉醒的体现，更是觉醒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仅是由于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各种弊端而怨恨，也不仅是由于对建构现代文化之艰难而怨恨，而且还由于发现了自身无法逃脱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内在制约而产生的被局限的怨恨，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在《苦社会》一书中，这种“怨恨”是具有深度和层次的，是对暗无天日的生存现状的强烈的“恨”，结合民族情感、民族尊严的创伤而成的“愤”，然而《苦社会》一书作者对“愤”的思考和诠释，可以说是极不精细的。是弱者对强者之愤？是弱政府对强政府之愤？是弱民族对强民族之愤？ 在描写国内景象时，作者已然明白，民不聊生是执政者、政府腐朽无能造成的，作者对当权者乃至整个体制，是抱着失望、愤怒的心情去描写的。更兼在国外饱受“排华”之苦后，作者已经意识到，在国内的困苦蹉跎，谋生无路、在船上命薄如纸、贱如草芥，以及到美国后被处处欺凌、低人一等的痛苦际遇，实际上都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而造成的，也就是，中国人受到的经济剥削和种族歧视，根本上还是源于国力的衰败和政治的无能。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因耻生愤，因愤生励”，借众角色之口，点出出路在于回国团结国人，振奋精神，一同抵御外侮。
那么，这个“国”，这個团结的对象，是否包括书中大费笔墨控诉的政府和当权者？用民族热情可以团结广大的劳苦人民和有为精英、知识分子，但又能否改变政权和体制内的千疮百孔？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并非是有意回避，而是自己也想不清楚。是以这一“忧愤”，看似是纯政治性的、民族性的，实际上因为缺乏了对社会结果、阶级立场的深层思考而显得模糊不清。
这种含混和不彻底是由于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造成的，《苦社会》一书的创作者显然不是一般的农民甚至市民，一方面能从事写作，另一方面也能对家国命运、时政舆情进行独立思考，乃至于提出倡议、高呼，可见作者是从属于知识分子阶级的。
中国传统没有耶和华这样的“人格神”的存在，也没有真正的宗教崇拜，因此文化思考中也就不具有此岸和彼岸的踌躇。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觉悟，具有能将个人忧愤与民族、国家忧愤进行心理同构的文化天赋。因此，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愤，事实上，是个体在传统秩序无以为继、不断解体，而现代规则尚未成型之际，随种种利益变迁、命运浮沉而积蓄的复杂体验。进一步深入到知识分子阶级，是身份追求和文化认同双重诉求落空的困境。作者在故事中完成了对民族命运和个体生存的联结和同构，但由于对“忧愤”“怨恨”的处理不够精细和深入，不免从知识分子式的谴责思考，跌入农民式的控诉、叫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2}{3}{5}{8} 无名氏：《苦社会》，《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部分，第68页，第84页，第99页。
{4} 向忆秋：《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6} 郭延礼：《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阴山学刊》1999年第4期。
{7} 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1907年第1卷第11期。
参考文献：
[1] 盖建平.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2] 王明科.新怨恨理论视界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 刘登翰.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J].东南学术，2006（6）.
关键词：美华文学 谴责小说 跨地域视野
“社会小说”的提法始于近代，而晚清的社会小说又以反映某种社会问题为创作主旨，其兴起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经世致用思想观念以及作者、读者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救世热情是密切相关的，当中许多作品既反映和涵盖当下社会形形色色的思潮和运动，亦不吝于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官场中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描述和披露，反映了创作者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作为近代社会小说中最发达的谴责小说，其内在具有非常丰富的时代文化心理内涵。现实品格和社会舆论功能是这类小说的突出特征，它抨击时弊，揭露官场丑行，反映社会动乱，揭示人民疾苦。或倡导汲取西学，改良陈规陋习；或振臂高呼抵御外侮，弘扬民族精神，“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
作为晚清社会小说当中的谴责小说，《苦社会》首先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对腐朽政权的失望愤恨和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但当我们谈到这部写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小说时，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标签，也是其最具价值的一重身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旅美华人文学”。“旅美华人文学”的创作主体自然是“旅美华人”，包括已经长期定居美国的华人和因劳务、留学、旅行等原因赴美短期生活的华人。晚清是华人旅美的一个高峰期，属于旅美华人文学发展的早期，也正是华人与美国真实遭遇、磨合的初期阶段。这最早一批与异国文化相遇的中国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最早的关于美国这个遥远的“他者”的近距离摹写。
《苦社会》是晚清华人旅美文学的代表作品，更是开山之作，当中“自二十回以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2}，是旅美华工经历的真实体验和重要证据，对后来的旅美华人文学甚至是海外华人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作为旅美华人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的《苦社会》
（一）“苦社会”图景的跨地域呈现
前面说到，《苦社会》作为晚清社会的谴责小说，首先，它是具有同类作品的一般特征的，包括对民生之多艰的哀痛和政府衰败无能的控诉等，但它自二十回后对主角们坐船出洋后经历浓墨重彩的描述，超越了普通谴责小说能企及的题材广度；其次，作为美华文学的开山代表，将《苦社会》与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中同类题材的小说如《苦学生》《黄金世界》《劫余灰》等相比，又可以看出，其正面描写华工赴美的海上遭遇和华商在排华传统和禁约运动中的生存困境，甚至在“猪仔船”上和唐人街的悲惨经历，事件的完整性和细节的真实性，都较其余几部更显出色。《苦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对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采取中国内外部环境的一种双线叙述，是“苦社会”图景的跨地域呈现：国内→海船上→国外，这些被多重力量压迫、推搡的苦难灵魂，发出的是对政府无望的呻吟，更是对国力孱弱的痛心呼号，盖建平高度评价《苦社会》具有跨国政治社会批判性质，通过对华人海外生存经验的引入和整合，以跨地域视野去批判时政格局。
《苦社会》以一群落魄知识分子的乱世求存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一个“悲惨世界”般的多线故事，全书可以按地点的转移，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苏州落脚的几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穷困写照：破落的官宦后裔阮通甫在父亲过世后回家乡苏州谋出路，无米下锅，逼得妻子只得脱下旧棉袄去典当；教书先生李心纯欠了一身债，没钱过年，忍痛贱卖祖传的字画；庄明卿、滕筑卿合伙做生意，无奈官匪横行，屡屡亏本，只得歇业关门。城里人艰难度日，农村的景象更是凄惨。底层的农民、小商贩、知识分子，都是同样的穷困潦倒，这是描写平民大众在国内腐朽政权、无良官吏欺压下的民不聊生的第一重“苦”。第二部分描写了阮通甫等人在“海上地狱”——运送华工的“猪仔船”上的悲惨经历：船上环境犹如刀山炼狱，脏乱狭小苦不堪言，缺水断粮更兼被洋人工头呼来喝去拳脚相加，毫无人性尊严。通甫一家惨死，众人皆感叹“早晓得是这样，我就做了叫化，也不死到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所在地”{3}。这是华工们在离开家乡后，被当作商品、奴隶，在洋人的欺侮中生不如死的第二重“苦”。第三部分讲述李心纯等人到了美国后，在禁约中的唐人街艰苦谋生，在美国的“排华”大环境中载浮载沉的经商故事。故事主要围绕李心纯和他的搭档王伯符，以及在美多年的商人顾子丰三人展开，禁约自唐人街波及整个华人社会，众人惶恐不安，艰难求存，这是华人们远渡重洋后，在异域他乡遭受排挤欺蔑、自保无门的第三重“苦”。
“苦”之一字贯穿全书，从国内到国外，似没有一处能让平民百姓靠劳动安身立命的乐土。底层的大众之所以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是因为国内民不聊生的境况迫使的，被誘骗上船之人，哪个不是极度贫困才不得已被人贩子用花言巧语蒙蔽，甚至自愿上船的人，也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寄希望于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度”，寄希望于一个虚幻的美丽生活。结果身处异域方才发现，人离乡贱，国内官员的媚外无能致使华人在海外的地位极度低下，甚至连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国际地位都高于“天朝上国”（海外华人谈起日本政府用强硬作风赢得洋人尊重一事，言语当中皆不无推崇），在美华商、工人只能无奈接受“排华”的现实，接受不平等的待遇和更悲惨的生活。小说多线叙述，看似散乱的故事其实是在“苦”之一字上层层递进，“真乃一层‘苦’于一层”{4}，通过国内与国外两个“苦社会”的同构，凸显了一个风雨飘摇、变动前夕的苦难中国。
（二）幻灭的“美国梦”：华人旅美的真实体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明”的美国较之于“落后”的中国，不断被“乌托邦”概念所幻想和建构，晚清时期，革新的东风已经从根本上将腐朽的帝制吹拂得愈发摇摇欲坠，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一个文明先进的自由国度，人人可平等，处处是商机。然而，在《苦社会》里，美国的形象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义的种族主义国家。小说通过描写旅美华人的切身经历，彻底撕碎了许多商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自由之梦”，也揭示了华人在海外的真实处境：因为祖国的衰弱而沦为被打压、欺凌的“下等公民”。 按书中描述推断，李心纯等人旅美经商的时间当在1887—1903年之间，处于美国排华时期。鲁吉园在船上重遇李心纯，极力奉劝他做生意不必非到美国不可，因为“他们在种族的界限，极是分明”，而李心纯质疑“美国向来自称是自由祖国，怎好夺别人的自由？”{5}则一语道破美国“自由国度”海平面下无边的黑暗。至于小说三十七回以后，几乎更是“排华法”中各种苛刻条例的实例演绎，通过展示在美华人的非人生活，充分建构一种“背信弃义”的“反话语”美国形象，这种叙事模式和文学姿态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华文学乃至海华文学，更和同类作品一起，奠定了后来美华文学对美国和中国的叙述模式。
二、文学“半成品”：论《苦社会》文学创作的得失
《苦社会》作为美华文学的开山之作，其社会效益和时代价值无疑是深刻的，其在文学史上对后来同类作品的影响和启迪，也值得进一步去发现、去探讨。但它作为一部诞生于新旧时代、新旧思想、新旧文学交界点的作品，其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半成品”性质。其中比较显著的方面就体现在其文学创作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说的体裁。清末民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受众审美习惯的变化，章回体小说的一些固定套式已使作家感到累赘，并逐渐被抛弃”{6}。在翻译小说影响下，小说家们纷纷突破章回体小说的文本构成方式，摆脱了某种“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和程式化的言说形态，而《苦社会》全书仍是采用双回目、章回体式的写作方式，“话说”“且说”“却说”这些惯用语都还有，虽然内容上积极向新文学靠拢，摆脱了传奇小说、市井小说、言情小说这些通俗题材，但是从体裁和形式上来看，却仍然没有摆脱旧制式的框架。
可见《苦社会》是一方面承接了先前文学的基本形态和题材，一方面又努力摆脱一般通俗社会小说的影响，追求新的视野和格局，积极地和时代思潮、重大时政事件接轨。同时也能在各方面看出一些向新文学转型的苗头。比如在《苦社会》中，虽有回目，但一些固有程式也已经消失，也删去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套语和“下场诗”等。
其次，《苦社会》在叙事和架构上，显然是有野心的。
架构上，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以“华人背井离乡、渡洋旅美”为主线，同时各人际遇为副线的多线推进的故事架构，同时以清末国家积贫积弱，政府无能又导致国际地位低下为历史背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类大事件作为时事线索，意图展开一幅远渡重洋、从民间到异域的波澜壮阔的大图景。
叙事上，将个体经历与民族命运交织一体，试图通过小人物、小家庭的悲欢，层层渲染出国弱家贫的悲凉，将主题从底层人民的疾苦呻吟，升华到自强不息、固我河山的热血呐喊。乱世之中，阮通甫、李心纯、鲁吉园、庄明卿这些人，一干知识分子、小商小贩，以及几个平凡家庭的命运因苦难而产生交集，紧紧相连，各个故事织成一张大网，沉郁顿挫的家国情怀呼之欲出……《苦社会》虽篇幅不长，但能看出其包罗内容之丰富、叙述视野的广阔。
但是，由于作者笔力和能力所限，致其在架构和叙事上的愿望皆无法实现，留下了不少遗憾。其一，综观整部作品，叙事详略的安排和各部分的叙述比例都是略有失衡的，有些场景和事件的描述十分详细，有些却草草了事，在整篇小说只有五万字的情况下，全书仍有不少“闲笔”和累赘的描写，有些转折的地方因交代不到位，又显得很突然。其二，作者对叙事的控制力不强，铺垫展开和前后呼应多有不顺利，完成度也不是很高，有的事件、人物叙述对情节的推动和主题的展开作用很小，造成整个叙事从多线沦为零散、杂乱，有的伏笔后面没有用到前面却花了笔墨去铺垫，有的人物无缘无故淡出，又无缘无故出现，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于有些人物、故事，直接没有交代了。其三，各个板块、部分之间过渡略显生硬，情节的安排也多有不科学之处。很多时候行文显得跳跃、突兀，没有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线多而线不乱的要求。
最后，在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刻画上完成度也不够高。主要的几个主人公个性并不分明，没有在对话和行动中突出各人身份、阶级、个性上的特点，其余配角更是吝于着墨，千人一面无非“穷苦困顿”四字。比如《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群像小说中，人物的描写就非常深刻细腻，有名有姓的人皆有个性，许许多多小人物能让人过目不忘。由此可见《苦社会》离经典作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且书中有些人物的性格不无转变突然、前后矛盾之处，这也是着笔之时不够细致和深刻之故。
三、思想“半成品”：《苦社会》在思考和批判上的断裂感和局限性
近代中国小说史家王钟麒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将近代中国小说的精神归结为“发愤”，其原因有三：“一愤政治之压迫，二是痛社会之浑浊，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7}，“愤”“痛”“哀”皆有之，但同时《苦社会》在对于社会现实和国家现状的批判仍是不够彻底的，对于因耻生愤、穷极思变的出路思考也是不够深入的。对谁之“愤”？源何而“痛”？为谁而“哀”？
书中一眾角色的愤怒和觉醒，是从遭受“禁约”的耻辱后开始的，其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而这政治的压迫恰恰包含着种族的歧视和文化的偏见，这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对民族情感和自豪的一种重创。在主角一行人辗转异域，远渡重洋后，看过了诸多民不聊生、自保不暇的悲剧，甚至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人间地狱景象后，作者借顾子丰之口，喊出“我们中国人给美国人糟蹋得够了……我们怎么也想一法去抵制他，才叫他晓得中国人并不是真正好欺侮的”{8}——从这一角度而言，《苦社会》是作为对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革新思潮、“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些时事背景的舆论回应，更是与“抵制美货运动”这类活动的舆论对接，从而使华人旅美经验汇入到中国社会变革、时代进程的宏大叙事中。
“新怨恨”理论是王明科博士提出的，产生于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一种理论，主要指在中国现代性背景下为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即认为“怨恨”这一情感是近代中华民族在民族意识觉醒的体现，更是觉醒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仅是由于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各种弊端而怨恨，也不仅是由于对建构现代文化之艰难而怨恨，而且还由于发现了自身无法逃脱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内在制约而产生的被局限的怨恨，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在《苦社会》一书中，这种“怨恨”是具有深度和层次的，是对暗无天日的生存现状的强烈的“恨”，结合民族情感、民族尊严的创伤而成的“愤”，然而《苦社会》一书作者对“愤”的思考和诠释，可以说是极不精细的。是弱者对强者之愤？是弱政府对强政府之愤？是弱民族对强民族之愤？ 在描写国内景象时，作者已然明白，民不聊生是执政者、政府腐朽无能造成的，作者对当权者乃至整个体制，是抱着失望、愤怒的心情去描写的。更兼在国外饱受“排华”之苦后，作者已经意识到，在国内的困苦蹉跎，谋生无路、在船上命薄如纸、贱如草芥，以及到美国后被处处欺凌、低人一等的痛苦际遇，实际上都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而造成的，也就是，中国人受到的经济剥削和种族歧视，根本上还是源于国力的衰败和政治的无能。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因耻生愤，因愤生励”，借众角色之口，点出出路在于回国团结国人，振奋精神，一同抵御外侮。
那么，这个“国”，这個团结的对象，是否包括书中大费笔墨控诉的政府和当权者？用民族热情可以团结广大的劳苦人民和有为精英、知识分子，但又能否改变政权和体制内的千疮百孔？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并非是有意回避，而是自己也想不清楚。是以这一“忧愤”，看似是纯政治性的、民族性的，实际上因为缺乏了对社会结果、阶级立场的深层思考而显得模糊不清。
这种含混和不彻底是由于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造成的，《苦社会》一书的创作者显然不是一般的农民甚至市民，一方面能从事写作，另一方面也能对家国命运、时政舆情进行独立思考，乃至于提出倡议、高呼，可见作者是从属于知识分子阶级的。
中国传统没有耶和华这样的“人格神”的存在，也没有真正的宗教崇拜，因此文化思考中也就不具有此岸和彼岸的踌躇。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觉悟，具有能将个人忧愤与民族、国家忧愤进行心理同构的文化天赋。因此，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愤，事实上，是个体在传统秩序无以为继、不断解体，而现代规则尚未成型之际，随种种利益变迁、命运浮沉而积蓄的复杂体验。进一步深入到知识分子阶级，是身份追求和文化认同双重诉求落空的困境。作者在故事中完成了对民族命运和个体生存的联结和同构，但由于对“忧愤”“怨恨”的处理不够精细和深入，不免从知识分子式的谴责思考，跌入农民式的控诉、叫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2}{3}{5}{8} 无名氏：《苦社会》，《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部分，第68页，第84页，第99页。
{4} 向忆秋：《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6} 郭延礼：《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阴山学刊》1999年第4期。
{7} 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1907年第1卷第11期。
参考文献：
[1] 盖建平.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2] 王明科.新怨恨理论视界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 刘登翰.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J].东南学术，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