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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休养止符 郭兵艺
十多年前的一个建军节，正在家里给女儿辅导暑期作业，电话突然响了。接完电话，我把自己关进书房，默默抽了好多支烟，然后找出录音机，播放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以此悼念我的军旅生涯中又一个过早离去的战友。电话是部队战友打来的：张兆文牺牲了!
和平年代，军人是最危险的职业。战斗机飞行员更是如此，几乎每次飞行都要和死神打交道。我曾在航空兵某团二大队当过两年政委，张兆文就在我们大队。他是东北人，一米七几的个头，长相普通，黝黑，壮实。他飞得不错，但运气不好。那天，他们的训练课目是飞复杂气象，要来回穿越云层。机场建在山区，云层低的时候，许多山峰都会像地雷一样钻进云里，飞行时必须格外小心，尤其是相关仪表不能出问题。可是，飞机进云后，偏偏仪表出了故障，无法准确显示地标和实际高度，给他造成错觉，最后飞机撞上了机场附近的—座山峰。机毁人亡。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消失在和平年代的天空。
他牺牲得很悲壮，那座山峰曾为之颤抖。但是，他也牺牲得很平淡，没有媒体不断追踪报道，没有造成广泛社会影响。他的牺牲，除了战友和亲友，没有在外人心里产生任何波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似乎也不是为他这种人写的。可是我总觉得，如果他就这么完全消失了，是件很不公平的事情。他的魂魄理应在《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占有一席之地。
张兆文的真诚善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第一次参加大队的会议时，大队长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当时，我还没来得及熟悉空勤楼里的哨音，集合哨音响了我还在看书，后来脚步声安静下来，我才突然意识到要开会了，匆匆奔去，还是晚了几分钟。大队长没给面子，当着大家的面提醒我以后不要迟到。我无言以对，只能“虚心”接受。张兆文当时只是一名刚从航校分来的新飞行员，会议结束后，他却悄不言声跟了过来，小声安慰我说：“政委，大队长就是那脾气，其实人挺好的。”短短一句话，暖透了我的心窝。
飞行员工作状态很紧张，每次飞行要背记大量数据资料，而且都和飞行安全相关，绝不能弄错。他们最希望心无旁骛，专心飞行，也因此容易和政工干部形成某种心理“屏障”。一次我在机场跟班飞行，张兆文飞了一个起落下来，我又习惯性地问了他一句：“怎么样?”这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礼貌性地回答我几句，而是认真地把我拉到一边，说：“政委，跟你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其实我们最烦政工干部这么问了。”接着解释说，有些政工干部不懂飞行，又不肯下工夫多学点飞行知识，了解情况老是一句“怎么样”，问不到点子上，飞行员最烦了。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感激地捶了他一拳。此后，我下工夫恶补飞行知识，再也不问那句“怎么样”了。一年后，我被师里评为优秀大队政委，再后来，我写了一批关于飞行员和天空的文学作品。
那天，在《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想起张兆文的许多点点滴滴，心头不断涌起温暖和伤感。他才二十多岁啊，就这么牺牲了。他的牺牲没影响部队的整体运行，军营仍然每天按时吹响起床号，中国军队也仍然在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中不断向前推进。
张兆文的牺牲真的就这么平淡，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吗?我困惑又难过，但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米－米－米－多!”……
这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第一个乐句，紧接着这个乐句，便是一个强有力的停顿、一个休止符!而且，第二乐句结束后，又出现了同样停顿和休止!
我心里一动，豁然醒悟。休止符似乎是旋律的停顿、空白和消失，但它却是旋律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句话，《英雄交响曲》气势磅礴，离不开它的休止符。
一支军队的生命，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军乐交响曲，每个军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音符。这部军乐交响曲之所以雄浑壮美，同样离不开它的休止符——那些在战火硝烟中倒下的一个个烈士，那些在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中逝去的一缕缕英魂，便是这部军乐交响曲中一个个伟大的“休止符”。
张兆文牺牲了，但他没有消失。他作为一个“休止符”，永远活在我们军队的这部雄奇的军乐交响曲之中。我曾想过，为了纪念军史上所有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军乐休止符”，每次过建军节，我们是否能够来一次心灵的“休止”，为他们默哀一次?
又一个建军节快到了。
真正的军人其实是没有节日的，为了明天不打仗，我们必须天天准备打仗。军乐还在继续“演奏”，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军乐休止符”。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人的节日也最多，每一个和平的日子，都可以看成是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军人的狂欢节。
那一天我明白了职责 蒋寓宁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了炊事班，成了一名“火头军”。我自觉当兵当到这个分上，实在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于是，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心想着混两年就退伍。
没过几个月，八一节快到了，团里开始准备进行八一军事大比武。这是我们部队历年来的传统，而炊事班也不例外，具体内容就是个人赛刀功，集体比炊事车在野外条件下的操作使用。看着别人在训练场上矫健的身影，再看看自己在厨房里挥汗如雨，我越发觉得没劲，想想自己也不可能上场，于是干什么都心不在焉。
7月底的天气，骄阳似火，但比赛选手们在场上却一个个动作娴熟、干净利落。虽然汗水打湿了衣背，但他们依然全力以赴为集体荣誉而拼搏。轮到我们连了，班长在炊事车上飞快地炒出了一道道看上去很美味的菜，信心十足地端到了评委面前。没想到，一筷子菜夹入口中，评委们却都皱起了眉头，我们班莫名其妙地被打了低分。比赛结束，大家一打听，说是我们班的菜味道太淡了。失望的班长还在百思不得其解，我却突然恍然大悟，开始心虚地望着连队干部们。我隐隐约约记得，昨天我在给炊事车上装调味品时，心思不知跑哪儿去了，好像误把味精当盐装了……
八一节那天，战友们都在尽情欢乐，思前想后的我终于下定了决心，主动找到班长和连长承认错误。连长轻轻地说：“你看到了吧，军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人失误了就没法打胜仗。炊事班的工作也如此，虽然是默默无闻的后勤岗位，但同样非常重要，同样需要尽到军人的职责。你看，就像八一是每个军人的节日，是不分任何岗位任何职务。我们享受了这份快乐与荣耀，也意味着每个军人都有其相应的责任……”虽然连长没有狠狠地责骂我，但这些婉转的批评却让我更加惭愧。
那个节日的夜晚，我还在咀嚼连长那番话，想了很多很多。从此以后，每当我在训练、工作、生活中稍有松懈，我都会想起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八一节。
行走在大地上 刘 娟
那年夏天刚刚结束的高考让我彻底地放松，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今后的大学生活不做任何计划，我是一只自由的鸟儿，随 心所欲。父亲是一名飞行到最高年限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希望我上军校，在革命的熔炉里接受锻炼。我不肯接受父亲的安排，还告诉父亲他的观念早已过时，现在谁还讲“革命”这样的话。父亲在我一句“老土”的回答后从盛怒到沉默，反倒是我讪讪无语，悄然退到一边不敢再言语。但内心深处，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那次争执后，父亲作了五天的准备，决定带我步行到他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友谊关和百色起义纪念馆去看看，去感悟真实的历史和生活。7月15日清晨，我被父亲强拉着走上了南宁到凭祥的二级公路。
那天清晨，风轻轻吹拂着，公路上我一个人赌气冲在前面，心中满是抱怨：怨身上军用水壶的老土沉重，记挂家中我未看完的金庸小说。太阳一点点升起来，父亲稳健地走在我身边，身上几十斤重的物品没有压弯他的脊背，他始终伴在我左右，由我怨一阵、走一阵、烦一阵。
下午时分我和父亲到达了邕宁县吴圩镇，这里是父亲飞行过的地方。父亲开始向我介绍已废弃的营房、院落，还有我上过的幼儿园、他做过锻炼的滚轮；不善言辞的父亲脸上闪耀着光彩，他用所有的感情介绍着他奉献了青春的这块土地。烦躁一点点退去，从赌气一言不发到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去看，去抚摸即将成为历史的那方红砖，我的心冷静了下来。
在路上，我看到了悠闲的水牛和随意排列的稻田，黑的瓦白的墙简朴的民居，一切都错落相间，有致却和谐。大片大片的甘蔗林里，可以看见农妇鲜红的头巾，成片的芭蕉园里调皮的孩子在追逐游戏。我看见辛劳的老农一身沧桑，一脸淡定，全然不顾额头上已被汗湿透的旧草帽，一任风雨笑平生。秋水长天，落霞孤鹜，行走在大地上，城市生活中没有感受过的真实帮我抵抗着水泥丛林的单调。在凭祥友谊关轻抚着当年抵御入侵者的弹孔，看见不远处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强烈地希望自己丢掉女孩的依赖和软弱，希望自己能融入那一片国防绿中。
8月1日，我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下时，天已昏暗。轻轻触摸汉白玉的碑石，清凉的地气侵润着我的手指。我把带来的鲜花轻轻摆放在碑石基座上，暮色中的百色人民起义纪念馆有一种夺目的蕴美。
父亲告诉我：当年起义队伍中，有农家执鞭的牛娃，有热血沸腾的桂平男儿，还有许多许多的人，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组成了我们党著名的“红星纵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革命的胜利。
这块土地上沉睡的人们啊，华夏土地上花已盛开、叶已繁茂，伟大的祖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一天天走向繁荣昌盛，和土地融为一体的你们可有笑颜?当年的你们曾经是温柔的丈夫，刚勇的军人，孝顺的儿子，热血的男儿，淳朴的姑娘，如今你们的心还在牵挂什么吗?行走在草地上，我看见一种小花，血一样的殷红，星星点点开放，蔓生的枝叶坚韧挺秀，小小的花朵呈极为规则的五角星形。似乎不经意间，已爬满大片的草地，似一串花链，穿起了山川一色。这花儿的名字叫“红军花”。
纪念馆馆长告诉我，这样的“红军花”在任何一本植物书上都是找不到的。他不是铅印的文字，而是存在于人民心中的花儿啊。
这一瞬间我想起散文大师普里什文的那篇著名的《花溪》：“行走在大地，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
1994年8月1日，此生不能忘怀的日子。
在大堤上，我宣誓入党 瞿加均
那年八一，正值金秋季节。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席卷了祖国大地。我所在团奉命开赴抗洪前线，与这场大洪水展开了生死搏斗。
刚到抗洪前线时的我有些不知所措，眼前一望无际的稻田被洪水吞没，挺拔的白杨只有树梢露在水面。一座座临时帐篷排满了公路两旁，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天还在下着大雨，洪峰一次接一次地到来，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我所在连负责的那一段防区还有好几处险情没来得及处理，一旦出现了决口，下游的百姓将会遭受更大的灾难。身为班长的我没有想那么多，在出现险情时第一个跳入了急流中，带领全班人员堵管涌，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全身被洪水泡得发白，身上瑟瑟发抖。没有御寒物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实在受不了就喝上一小口白酒。
当第二次大洪峰到来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段长约六十米的大坝出现了大面积塌方，眼看洪水就要奔涌而出。正在危难关头派谁去?还没等连长开口我便主动请缨，又一次带着全班战士冲进了塌方地段。这一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一个巨浪打来，我们全班都被浪尖“掩埋”了。全连上下没有一个说话，静得让人害怕，连长和指导员不停地摇头。巨浪好不容易才退去，我们全班才从死亡线上奔了回来。连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经过全连的共同努力，最终将这一险情排除。
还在等待第三次洪峰的来临，上级给了每一个建制连队一个入党名额。连队将我的情况上报给了上级党委，没想到得到了上级首长和党委的一致同意。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我光荣地站在了心仪已久的党旗下。当右手握拳举起的时候，泪水不听话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滴在了沾满汗渍的迷彩服上。头上方鲜红的党旗在秋风的吹拂下飘扬。这神圣的时刻见证了我们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也见证了我们战胜洪魔的决心。这一天，正好是“八一”!
特邀编辑 邓舒允
十多年前的一个建军节，正在家里给女儿辅导暑期作业，电话突然响了。接完电话，我把自己关进书房，默默抽了好多支烟，然后找出录音机，播放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以此悼念我的军旅生涯中又一个过早离去的战友。电话是部队战友打来的：张兆文牺牲了!
和平年代，军人是最危险的职业。战斗机飞行员更是如此，几乎每次飞行都要和死神打交道。我曾在航空兵某团二大队当过两年政委，张兆文就在我们大队。他是东北人，一米七几的个头，长相普通，黝黑，壮实。他飞得不错，但运气不好。那天，他们的训练课目是飞复杂气象，要来回穿越云层。机场建在山区，云层低的时候，许多山峰都会像地雷一样钻进云里，飞行时必须格外小心，尤其是相关仪表不能出问题。可是，飞机进云后，偏偏仪表出了故障，无法准确显示地标和实际高度，给他造成错觉，最后飞机撞上了机场附近的—座山峰。机毁人亡。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消失在和平年代的天空。
他牺牲得很悲壮，那座山峰曾为之颤抖。但是，他也牺牲得很平淡，没有媒体不断追踪报道，没有造成广泛社会影响。他的牺牲，除了战友和亲友，没有在外人心里产生任何波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似乎也不是为他这种人写的。可是我总觉得，如果他就这么完全消失了，是件很不公平的事情。他的魂魄理应在《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占有一席之地。
张兆文的真诚善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第一次参加大队的会议时，大队长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当时，我还没来得及熟悉空勤楼里的哨音，集合哨音响了我还在看书，后来脚步声安静下来，我才突然意识到要开会了，匆匆奔去，还是晚了几分钟。大队长没给面子，当着大家的面提醒我以后不要迟到。我无言以对，只能“虚心”接受。张兆文当时只是一名刚从航校分来的新飞行员，会议结束后，他却悄不言声跟了过来，小声安慰我说：“政委，大队长就是那脾气，其实人挺好的。”短短一句话，暖透了我的心窝。
飞行员工作状态很紧张，每次飞行要背记大量数据资料，而且都和飞行安全相关，绝不能弄错。他们最希望心无旁骛，专心飞行，也因此容易和政工干部形成某种心理“屏障”。一次我在机场跟班飞行，张兆文飞了一个起落下来，我又习惯性地问了他一句：“怎么样?”这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礼貌性地回答我几句，而是认真地把我拉到一边，说：“政委，跟你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其实我们最烦政工干部这么问了。”接着解释说，有些政工干部不懂飞行，又不肯下工夫多学点飞行知识，了解情况老是一句“怎么样”，问不到点子上，飞行员最烦了。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感激地捶了他一拳。此后，我下工夫恶补飞行知识，再也不问那句“怎么样”了。一年后，我被师里评为优秀大队政委，再后来，我写了一批关于飞行员和天空的文学作品。
那天，在《英雄交响曲》的旋律中，想起张兆文的许多点点滴滴，心头不断涌起温暖和伤感。他才二十多岁啊，就这么牺牲了。他的牺牲没影响部队的整体运行，军营仍然每天按时吹响起床号，中国军队也仍然在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中不断向前推进。
张兆文的牺牲真的就这么平淡，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吗?我困惑又难过，但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米－米－米－多!”……
这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第一个乐句，紧接着这个乐句，便是一个强有力的停顿、一个休止符!而且，第二乐句结束后，又出现了同样停顿和休止!
我心里一动，豁然醒悟。休止符似乎是旋律的停顿、空白和消失，但它却是旋律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句话，《英雄交响曲》气势磅礴，离不开它的休止符。
一支军队的生命，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军乐交响曲，每个军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音符。这部军乐交响曲之所以雄浑壮美，同样离不开它的休止符——那些在战火硝烟中倒下的一个个烈士，那些在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中逝去的一缕缕英魂，便是这部军乐交响曲中一个个伟大的“休止符”。
张兆文牺牲了，但他没有消失。他作为一个“休止符”，永远活在我们军队的这部雄奇的军乐交响曲之中。我曾想过，为了纪念军史上所有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军乐休止符”，每次过建军节，我们是否能够来一次心灵的“休止”，为他们默哀一次?
又一个建军节快到了。
真正的军人其实是没有节日的，为了明天不打仗，我们必须天天准备打仗。军乐还在继续“演奏”，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军乐休止符”。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人的节日也最多，每一个和平的日子，都可以看成是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军人的狂欢节。
那一天我明白了职责 蒋寓宁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了炊事班，成了一名“火头军”。我自觉当兵当到这个分上，实在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于是，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心想着混两年就退伍。
没过几个月，八一节快到了，团里开始准备进行八一军事大比武。这是我们部队历年来的传统，而炊事班也不例外，具体内容就是个人赛刀功，集体比炊事车在野外条件下的操作使用。看着别人在训练场上矫健的身影，再看看自己在厨房里挥汗如雨，我越发觉得没劲，想想自己也不可能上场，于是干什么都心不在焉。
7月底的天气，骄阳似火，但比赛选手们在场上却一个个动作娴熟、干净利落。虽然汗水打湿了衣背，但他们依然全力以赴为集体荣誉而拼搏。轮到我们连了，班长在炊事车上飞快地炒出了一道道看上去很美味的菜，信心十足地端到了评委面前。没想到，一筷子菜夹入口中，评委们却都皱起了眉头，我们班莫名其妙地被打了低分。比赛结束，大家一打听，说是我们班的菜味道太淡了。失望的班长还在百思不得其解，我却突然恍然大悟，开始心虚地望着连队干部们。我隐隐约约记得，昨天我在给炊事车上装调味品时，心思不知跑哪儿去了，好像误把味精当盐装了……
八一节那天，战友们都在尽情欢乐，思前想后的我终于下定了决心，主动找到班长和连长承认错误。连长轻轻地说：“你看到了吧，军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人失误了就没法打胜仗。炊事班的工作也如此，虽然是默默无闻的后勤岗位，但同样非常重要，同样需要尽到军人的职责。你看，就像八一是每个军人的节日，是不分任何岗位任何职务。我们享受了这份快乐与荣耀，也意味着每个军人都有其相应的责任……”虽然连长没有狠狠地责骂我，但这些婉转的批评却让我更加惭愧。
那个节日的夜晚，我还在咀嚼连长那番话，想了很多很多。从此以后，每当我在训练、工作、生活中稍有松懈，我都会想起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八一节。
行走在大地上 刘 娟
那年夏天刚刚结束的高考让我彻底地放松，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今后的大学生活不做任何计划，我是一只自由的鸟儿，随 心所欲。父亲是一名飞行到最高年限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希望我上军校，在革命的熔炉里接受锻炼。我不肯接受父亲的安排，还告诉父亲他的观念早已过时，现在谁还讲“革命”这样的话。父亲在我一句“老土”的回答后从盛怒到沉默，反倒是我讪讪无语，悄然退到一边不敢再言语。但内心深处，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那次争执后，父亲作了五天的准备，决定带我步行到他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友谊关和百色起义纪念馆去看看，去感悟真实的历史和生活。7月15日清晨，我被父亲强拉着走上了南宁到凭祥的二级公路。
那天清晨，风轻轻吹拂着，公路上我一个人赌气冲在前面，心中满是抱怨：怨身上军用水壶的老土沉重，记挂家中我未看完的金庸小说。太阳一点点升起来，父亲稳健地走在我身边，身上几十斤重的物品没有压弯他的脊背，他始终伴在我左右，由我怨一阵、走一阵、烦一阵。
下午时分我和父亲到达了邕宁县吴圩镇，这里是父亲飞行过的地方。父亲开始向我介绍已废弃的营房、院落，还有我上过的幼儿园、他做过锻炼的滚轮；不善言辞的父亲脸上闪耀着光彩，他用所有的感情介绍着他奉献了青春的这块土地。烦躁一点点退去，从赌气一言不发到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去看，去抚摸即将成为历史的那方红砖，我的心冷静了下来。
在路上，我看到了悠闲的水牛和随意排列的稻田，黑的瓦白的墙简朴的民居，一切都错落相间，有致却和谐。大片大片的甘蔗林里，可以看见农妇鲜红的头巾，成片的芭蕉园里调皮的孩子在追逐游戏。我看见辛劳的老农一身沧桑，一脸淡定，全然不顾额头上已被汗湿透的旧草帽，一任风雨笑平生。秋水长天，落霞孤鹜，行走在大地上，城市生活中没有感受过的真实帮我抵抗着水泥丛林的单调。在凭祥友谊关轻抚着当年抵御入侵者的弹孔，看见不远处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强烈地希望自己丢掉女孩的依赖和软弱，希望自己能融入那一片国防绿中。
8月1日，我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下时，天已昏暗。轻轻触摸汉白玉的碑石，清凉的地气侵润着我的手指。我把带来的鲜花轻轻摆放在碑石基座上，暮色中的百色人民起义纪念馆有一种夺目的蕴美。
父亲告诉我：当年起义队伍中，有农家执鞭的牛娃，有热血沸腾的桂平男儿，还有许多许多的人，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组成了我们党著名的“红星纵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革命的胜利。
这块土地上沉睡的人们啊，华夏土地上花已盛开、叶已繁茂，伟大的祖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一天天走向繁荣昌盛，和土地融为一体的你们可有笑颜?当年的你们曾经是温柔的丈夫，刚勇的军人，孝顺的儿子，热血的男儿，淳朴的姑娘，如今你们的心还在牵挂什么吗?行走在草地上，我看见一种小花，血一样的殷红，星星点点开放，蔓生的枝叶坚韧挺秀，小小的花朵呈极为规则的五角星形。似乎不经意间，已爬满大片的草地，似一串花链，穿起了山川一色。这花儿的名字叫“红军花”。
纪念馆馆长告诉我，这样的“红军花”在任何一本植物书上都是找不到的。他不是铅印的文字，而是存在于人民心中的花儿啊。
这一瞬间我想起散文大师普里什文的那篇著名的《花溪》：“行走在大地，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
1994年8月1日，此生不能忘怀的日子。
在大堤上，我宣誓入党 瞿加均
那年八一，正值金秋季节。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席卷了祖国大地。我所在团奉命开赴抗洪前线，与这场大洪水展开了生死搏斗。
刚到抗洪前线时的我有些不知所措，眼前一望无际的稻田被洪水吞没，挺拔的白杨只有树梢露在水面。一座座临时帐篷排满了公路两旁，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天还在下着大雨，洪峰一次接一次地到来，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我所在连负责的那一段防区还有好几处险情没来得及处理，一旦出现了决口，下游的百姓将会遭受更大的灾难。身为班长的我没有想那么多，在出现险情时第一个跳入了急流中，带领全班人员堵管涌，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全身被洪水泡得发白，身上瑟瑟发抖。没有御寒物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实在受不了就喝上一小口白酒。
当第二次大洪峰到来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段长约六十米的大坝出现了大面积塌方，眼看洪水就要奔涌而出。正在危难关头派谁去?还没等连长开口我便主动请缨，又一次带着全班战士冲进了塌方地段。这一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一个巨浪打来，我们全班都被浪尖“掩埋”了。全连上下没有一个说话，静得让人害怕，连长和指导员不停地摇头。巨浪好不容易才退去，我们全班才从死亡线上奔了回来。连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经过全连的共同努力，最终将这一险情排除。
还在等待第三次洪峰的来临，上级给了每一个建制连队一个入党名额。连队将我的情况上报给了上级党委，没想到得到了上级首长和党委的一致同意。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我光荣地站在了心仪已久的党旗下。当右手握拳举起的时候，泪水不听话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滴在了沾满汗渍的迷彩服上。头上方鲜红的党旗在秋风的吹拂下飘扬。这神圣的时刻见证了我们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也见证了我们战胜洪魔的决心。这一天，正好是“八一”!
特邀编辑 邓舒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