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谈到：“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五四精神的超越性发展。要想让”五四“精神成为国富民强的思想源泉、时代财富，超越才是最好的继承。
　　先说科学精神的超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认为，“五四先驱提出要以现代‘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他们所主张、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这些年，国民的精神独立性得到了积极推进，科技素养得到了提高，比如中国科学产生了“神七”飞天的辉煌。可科学化进程仍有不够独立、变味异化、盲目片面的现象。知名学者郑大华认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最典型的就是打着科学现代化的需要，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严重冷落，好像科学精神就需要和传统彻底决裂：为了春节的安静，我们可以禁放鞭炮；为了城市的外表光鲜，我们可以将人文古迹统统推到，将旧城连根摧毁，彻底重建。结果我们不但没有实现现代化，“赛先生”成了四不像。
　　所以，结合胡锦涛总书记谈到的“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科学精神不仅停留在口号和历史中，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理论激进中，停留在“权力审美”中，而是要和社会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一起，和民族文化、民俗习惯等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保持密切融合。
　　再说民主精神。人民当家作主是对民主精神的积极推进，但民主发展过程中仍有“伪民主”现象。不少官员的腐败就源于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赋予他一定的权力，却无法监控、监督和制约这种权力。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笼子”，权力容易成为滋生祸端的工具，任人唯亲，暗箱操作，徇私舞弊，铤而走险，打击报复，霸王情绪等。还有的大搞民主秀，口口声声说是“人民当家作主”，任何公共信息和决策不和群众良性互动，不听证，不公示。
　　溫总理说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重大举措”，“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是在强调，应该增加政府的透明作为，强化群众的监督权。让更多群众发声，说话，说出心里话，说出真话实话，而不是让官员自己说了算，屡屡能超越制度。对民主发展要进行必要的“法治看管”，注重规范，注重限权。
　　行文至此，想到了郎咸平教授 “大国崛起首先应归功于‘法先生’”的说法。 比如“日本明治天皇学到了法国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是日本真正赶上中国的原因”。也应该强化我们的“法先生”，用法律看管好各种社会规则，保障人民当好家，为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和权力制约，确立“规则第一，法治至上”的社会和政治文化。让“德先生”和“赛先生”有更好的施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