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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人的眼里，他是偶像级的腕儿；在观众眼里，他是光鲜与阳光的代表；在学子眼里，他睿智且幽默；在河南人的眼里，他就是形象。
坐在记者的对面，两鬓明显斑白的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坦言自己不会撸着劲，扎着膀子要做出一种文化状态。“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简单的人、平静的人。很多事都讲究机缘。”
“对主持人的锻炼提高——‘青歌赛'比‘春晚'重要”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下面请选手打分，评委参加文化知识考核。”前些日子有些媒体记者公开报道了您在“青歌赛上的口误”，并大肆炒作。您怎么看？
张泽群（以下简称张）：“炒作，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无中生有、不负责任、杜撰出来的稿件，竟然会刊登出来，甚至被有些有点名气的网站、报纸转载。这就很有问题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在一点一点地被捅破，炒作将媒体的良知撕破，这种公然对公序良俗的破坏实在令人担忧。如此以往，‘纸包子'、‘周老虎'将四处流窜。”
青：刚才提到了“公序良俗”这个词，您也是媒体人怎么评价呢？
张：去年关于陕西“华南虎”的事，这么长时间了总有个说法吧！为什么没有呢？它对人们心理底线的触动是什么？它是让人们没有是非感！
还有“艳照门”事件。我倒不是说“艳照门”本人如何，他有那样的生活行为，没有被公开之前那是他个人的事。床帏之事，那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谁在变本加厉地扩大，是谁在推波助澜地引起全社会人的好奇心、窥视心？这是公然对社会的良知、公序良俗的破坏。肆无忌惮地造谣者更是在扰乱视听以达利己之目的。
“青歌赛”中公然对我的造谣，那不是对我个人，而是拷问媒体的良知何在？同样作为媒体人，我可以不说话，但我要求自己不说假话。我也有保持沉默的时候。
青：这些事是不是都让你“路见不平，拍案而起”？
张：我向来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尽量简单点、平静点。
青：关于“青歌赛的口误”报道出来之后，您是怎么回应的？
张：为了对台里负责、对观众负责，我写了一个报告给领导。对外是在我的博客中写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看法，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如果说平时我主持时也许还会打个嗑儿，但这件事出来的第二天主持节目，我状态非常好，一个嗑儿都没有，而且非常顺利。
青：您是在用行动说话？
张：对于那些捏造的报道，我没有必要过多理会。
青：对于您来说，主持“青歌赛”比主持“春晚”更重要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张：对于我的锻炼和提高，当然是“青歌赛”。“青歌赛”是有近40来场的大型直播节目，而且在现场主持时，我低头、抬头的瞬间就要强行记住很多信息，这些对我确实是一种锻炼，甚至是考验。
《山碑》的故事
青：您对媒体人的新闻追求如何解析？
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但从198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当年10月份，我就报了一个选题：要拍摄反映林县红旗渠的记录片。
1988年播一个电视纪录片《河殇》。讲的是要融入海洋文化的观点，尽管它在政治上有错误，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当时还是广播学院的学生，认为要走向“海洋”是对的，但对于我们的黄土文化来讲，中国的传统是不能丢弃的，必须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之上走向世界。当时讲这个水文化时我就想起了红旗渠。
1960年代，是整个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那是饿死过人的年代。而林县人在太行山却修建了一个人工渠，那时拍过一部黑白的纪录片，很让人震撼。
1988年暑假，我就去了林县，还是很震撼，依然感觉是一个奇迹。人类的这种工程，农民的这种创造力，这些都让我震撼不已。
参加工作后，有条件实现我的想法了。于是我就报了我的第一个选题，跟林县申请了一万元的赞助。我作为这个片子的负责人，就拉着广播学院的老师一起来做。
1990年的正月十六我们从郑州坐着长途车到了林县，采访了十几天，回来就把提纲写好了。当时起名为《山碑》。四月份就去拍，6月份进行第二次拍摄，用来四个月做剪辑。请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片名，在大会堂搞了首播仪式。1991年的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播出了。播出时间是下午，收视率不高。但是，那是一个证明——我完成了一个作品。后来还得了个国家级的银奖。
青：这是您最初的新闻理想？
张：我从来不是一个树立远大理想的人，我追求的是干一件事完成了一个夙愿。《山碑》是我的处女作，我当导演，25岁。反响不是很大，因为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二套的覆盖面不是很大，但对我和对林县的意义都很大。由于“文革”中对红旗渠宣传的太多，“文革后”很多人不敢去面对红旗渠。后来，林县把“山碑”两个字刻在太行山上。
青：外界评价您是用思想来解剖一些深层次的现象和事物。
张：我没有听到过。我的新闻经历起始于我对身边事情的关注。1987年，我在郑州火车站，拿着录音机采访了一个流浪儿。后来就把采访录音拿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最火的栏目（也许相当于焦点访谈的）《午间半小时》栏目（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栏目），就播发了。后来又播发了一篇我的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1987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月播了我两个节目，我当时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在学校反响很大。那才让我有了要当一个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的想法，并申请从播音系转到了新闻系。
我把《山碑》这部纪录片定位为自己人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我是学播音的，虽然后来转到新闻专业。这部纪录片从导演，到剧组都是我来完成的，体现了我的追求和能力。
走过青春的《十二演播室》
青：应该说您在《十二演播室》的那段日子，给观众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张：确实如此。现在还有很多人看到我，说那是《十二演播室》的主持人，也许他们叫不上张泽群的名字。
青：也就是说，那段时间的辉煌是您对新闻追求最充分的体现？
张：是一个青年热爱本职工作的体现。在《十二演播室》的那9年，我努力做好每一次节目，把分配给我的事做好，没有想太多的事，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青：这期间有哪些记忆让您比较难忘？
张：至少有三件大事，属于特别有意义的。我在这个栏目既做支持人也做编导，1994年底我带队去了南沙群岛。这是由非军人组成的摄制组第一个走遍我国南沙岛礁的。也就在那次，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左腿到现在一遇阴天就酸疼。
1996年，我又报了一个选题，用了一年的时间拍了一部纪录片《走过青春》。这我认为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老三届的故事，解剖共和国的长子成长历程和内心思想。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期间一次去内蒙古拍摄出了车祸，颈椎错位，到现在都很难受。每个月都犯上一两次，没有时间做系统治疗，只能保守治疗。
1998年我作为总编导，做了首届全国大学生的辩论会。辩论这个节目，在我主持人生涯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记得张泽群的就是辩论会。
青：这些经历是不是让您对生命、对新闻追求有了更新的认识？
张：我开的车，车祸发生没有受太大的伤害，是神灵保佑吧！说实话，当时没有太多的感受。等片子编完之后才有些感受，结合对他们的理解，由此感慨地写了一首主题歌《走过青春》。
青：这首歌的歌词还记得一些么？
张：（拿起笔，很工整地将这首歌词完整地写下来，并郑重地签上了张泽群的名字。）当时片子编完之后，催着要主题歌，我说这怎么办啊！在一个“老三届”朋友的聚会上，我一看那种喝酒的状态，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写完了《走过青春》。
“魂牵梦萦千百回走过就不悔，风雨飘摇夜归客举杯青春泪。荣辱功过任评说别问我是谁，转星移自由情小看彩云追。走过青春，无怨无悔；走过青春，不怨不悔。”
青：这首歌词是不是您当时心态最好的写真？
张：我一向对欲望不太奢求，平静、简单做事，这是我对生活的原则。很多事都是有机缘的。
生活讲究机缘
青：机缘是您对目标的追求中的一种认识，您对自己不自信么？
张：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是一个很有奢望的人，我这人生活目标和动力都是现阶段一点点引导着你或逼迫着你走到这份儿上的。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实现目标，到现在都是。
比如说大学生辩论会。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个项目是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的领导和新加坡的电视同仁创办的。我要做这个的原因很简单，国外有为什么国内没有呢？记得1997年，我带队去新加坡，跟新加坡电视台合作来制作辩论会。当时去的首都师范大学队输了，输的不是偶然。有些内在的东西，我们对一些人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想让国内的大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这种思辨的游戏当中。因此，1998年，我们在国内搞了辩论会。提出的理念是：明理即辩，标新立异；交流、交锋、增智增德。
青：还是无法说服我，您对机缘的认识。
张：1982年，我开始第一次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初试都没过。后来连续考了四年。1985年，我觉得没有希望了，就跑到北京去考。
初试过了以后，通知我参加复试。为了节省路费，就跟学校商量，能不能在河南进行复试，老师也同意了。录取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原来都是等消息，考完了就给一个小条，写着没有录取。这次我就觉得自己挺有希望的，怎么没有消息。这时一个同学要去北京玩，我就来北京问一下情况。如果不问，学校老师可能关注到，不会那么关注。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命运决定的。
学校招生办的老师非常负责任，一个姓殷的老师，叫我把这个情况写一下。完事儿之后，学校反复地研究，也跟河南这边协商。这个协商的过程我不知道。打长途电话咨询那时很不容易，要到邮电局去打。学校总说快了快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年的9月9日打的电话，老师说发出去了。9月10日上午我收到通知书，下午就得走。1985年的9月11日，我到这个学校来报到。
青：您去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是如此？
张：能留在北京也是很偶然。1988年12月底，在农业展览馆，召开的大学生供需见面会，中国农业电业制片厂设了展台要人，我就报名，他们就招了我。1989年4月底，我碰到老毕（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他说我分到农影厂了。我第二天就去了。
可以留在北京了，有工作了，环境又不错，这里人不太多，又是个电影厂，平时也不是太忙。这院子里有花花草草的，里面有标准的大放映间。感觉特满足、很幸福。
我们这行业在那个时候就业就不容易了。那时除了三大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要人，其它台的很难招人。
记得，1987年我送几个比我高两级的老校友去青海时，我就感慨自己毕业以后去哪里！他们就说去三大台啊！当时就想这离我也太遥远了。
1988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主持人大赛，如意杯主持人大赛。我当时是学生，就参加业余组了，得了业余组第三名。他们（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就非常希望要我。那时，他们让我去是主持一个农业节目，中央二套有一个栏目《农业教育与科技》，这是中央7套的前身。
青：上学时有当主持人的想法么？
张：当时想能干上这行就行了。那时想能在毕业之后，回河南省在这行做就不错了。1988年底，各省来京招人。我和同学跑到河南来人住的招待所去推销自己，结果人没有找到。
青：登陆中央电视台也是机缘？
张：199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报纸上刊登在全国范围内招考电视主持人的广告。我就去报了，结果就考了第一。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最早的节目支持人大赛、中央电视台青年主持人大赛、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开招考电视播音人员考试，在我的同行里，连着参加三次这样的考试，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好多人不了解、不知道我，说“青歌赛”中的张泽群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按年头算的话，我干电视这行已经20年了。至少没有给淘汰。长征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方向在哪里？大家基本上都在跟着走。真的，我这20年，至少我一直在跟着电视走。今年是中国电视50周年，我经历了20年。20年的起起落落，但一直往前走，没有被淘汰。这是很欣慰的事。
青：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十二演播室》？
张：从实习到做编导、主持人，12年时间做的都是关于青少年的节目，自己那时也走过青春了，而且该做的选题都做了。说实话，没有什么激情了。于是便主动选择离开。
期间，敬一丹老师告诉我《东方时空》改版，让我去试试。于是，就去考试、录像，录了好多遍。去《文化视点》也是类似的机缘。
没必要模仿谁
青：有网友称呼您为“平和的大哥”，您同意这种观点么？
张：同意。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是尽量让自己生活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会路见不平，拍案而起。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简单的人、平静的人。但对于一些事很难让人静下来。我可以激昂地说，也可以平静地说。我选择后者。我们领导上初一的孩子评价我的主持风格：方方正正。
青：平和是您的风格，有没有遇到过挑战？
张：去《东方时空》栏目，就搞的我很没有自信。因为到一个地方你要适应，而适应的时候恰恰就容易迷失自己。你比如说，白岩松怎么做，你就要去模仿，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他们眼里只有白岩松、水均益的那种方式。他们就要求你最起码要像他们的方式，所以一开始我就得努力地去适应。首先要他们看得过去，以后再慢慢调整自己。事情都是这样。
青：您怎么面对？
张：记得在民生银行上市的那一天，我去采访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民生银行的董事长经叔平。对话原稿中就有这样一条“不持股的董事长”，当时问题中有一句话“不持股是否意味着不负责？”当年经老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这种话从我嘴里是问不出去的。我说“不持股是不是意味在自己、在个人利益上和这企业保持距离？”我觉得问的问题意思已经到了。
回来以后，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小姑娘就跟制片人说，张泽群不按照制定的稿子来问。当时我已经在外地出差了，制片人的电话就打过来问，“为什么不按照制定的稿子来念？”我说，“问题的意思已经完成了。”又问，“为什么不按照原稿念？”“我没有办法按照原稿提问。”像这种情况多了，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毕竟来说，你是让我问问题，又不由着我的思维习惯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就离开吧！
青：《文化视点》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
张：这个访谈节目，选题也不是太难。不过真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自己要撸着劲，扎着膀子要做出一种文化状态，反倒让自己脱离土壤了。
有些选题有些高高在上，谈话方式至少缺乏一种娱乐状态，不平和。这让我想起了易中天用评书的方式来解读书籍和历史，这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
青：您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在网上，我可以躺着说”，这怎么理解为平和？
张：我连对方是人是狗都不知道，目的也不知道，当然可以躺着说。
青：您博客中的文章，总感觉有点像《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痞子蔡”似的，有一种忧伤却又无法倾诉。
张：我没有感觉到这样。
青：有网友问：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说的。您回答是：君子必辩，曾子说的。这也是新闻平和的积淀？
张：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对名利没有想法，比的是谁能在说话时引经据典，对什么问题有什么观点什么看法。或者附庸风雅，或者是风气所带动。
那时，国内思想很活跃。我读了很多书，杂文、翻译的书籍。《梦的解析》虽然看不懂，但也看；弗洛伊德的书，看着累也看。至少我们那时的学习氛围比现在要浓。
青：您心目中的平和、简单的状态能更直观地表述么？
张：幸福的状态，平静的状态这就是我对工作、对生活的追求。
青：您不做主持人会选择什么行业？
张：自己开心的职业。
坐在记者的对面，两鬓明显斑白的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坦言自己不会撸着劲，扎着膀子要做出一种文化状态。“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简单的人、平静的人。很多事都讲究机缘。”
“对主持人的锻炼提高——‘青歌赛'比‘春晚'重要”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下面请选手打分，评委参加文化知识考核。”前些日子有些媒体记者公开报道了您在“青歌赛上的口误”，并大肆炒作。您怎么看？
张泽群（以下简称张）：“炒作，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无中生有、不负责任、杜撰出来的稿件，竟然会刊登出来，甚至被有些有点名气的网站、报纸转载。这就很有问题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在一点一点地被捅破，炒作将媒体的良知撕破，这种公然对公序良俗的破坏实在令人担忧。如此以往，‘纸包子'、‘周老虎'将四处流窜。”
青：刚才提到了“公序良俗”这个词，您也是媒体人怎么评价呢？
张：去年关于陕西“华南虎”的事，这么长时间了总有个说法吧！为什么没有呢？它对人们心理底线的触动是什么？它是让人们没有是非感！
还有“艳照门”事件。我倒不是说“艳照门”本人如何，他有那样的生活行为，没有被公开之前那是他个人的事。床帏之事，那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谁在变本加厉地扩大，是谁在推波助澜地引起全社会人的好奇心、窥视心？这是公然对社会的良知、公序良俗的破坏。肆无忌惮地造谣者更是在扰乱视听以达利己之目的。
“青歌赛”中公然对我的造谣，那不是对我个人，而是拷问媒体的良知何在？同样作为媒体人，我可以不说话，但我要求自己不说假话。我也有保持沉默的时候。
青：这些事是不是都让你“路见不平，拍案而起”？
张：我向来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尽量简单点、平静点。
青：关于“青歌赛的口误”报道出来之后，您是怎么回应的？
张：为了对台里负责、对观众负责，我写了一个报告给领导。对外是在我的博客中写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看法，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如果说平时我主持时也许还会打个嗑儿，但这件事出来的第二天主持节目，我状态非常好，一个嗑儿都没有，而且非常顺利。
青：您是在用行动说话？
张：对于那些捏造的报道，我没有必要过多理会。
青：对于您来说，主持“青歌赛”比主持“春晚”更重要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张：对于我的锻炼和提高，当然是“青歌赛”。“青歌赛”是有近40来场的大型直播节目，而且在现场主持时，我低头、抬头的瞬间就要强行记住很多信息，这些对我确实是一种锻炼，甚至是考验。
《山碑》的故事
青：您对媒体人的新闻追求如何解析？
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但从198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当年10月份，我就报了一个选题：要拍摄反映林县红旗渠的记录片。
1988年播一个电视纪录片《河殇》。讲的是要融入海洋文化的观点，尽管它在政治上有错误，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当时还是广播学院的学生，认为要走向“海洋”是对的，但对于我们的黄土文化来讲，中国的传统是不能丢弃的，必须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之上走向世界。当时讲这个水文化时我就想起了红旗渠。
1960年代，是整个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那是饿死过人的年代。而林县人在太行山却修建了一个人工渠，那时拍过一部黑白的纪录片，很让人震撼。
1988年暑假，我就去了林县，还是很震撼，依然感觉是一个奇迹。人类的这种工程，农民的这种创造力，这些都让我震撼不已。
参加工作后，有条件实现我的想法了。于是我就报了我的第一个选题，跟林县申请了一万元的赞助。我作为这个片子的负责人，就拉着广播学院的老师一起来做。
1990年的正月十六我们从郑州坐着长途车到了林县，采访了十几天，回来就把提纲写好了。当时起名为《山碑》。四月份就去拍，6月份进行第二次拍摄，用来四个月做剪辑。请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片名，在大会堂搞了首播仪式。1991年的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播出了。播出时间是下午，收视率不高。但是，那是一个证明——我完成了一个作品。后来还得了个国家级的银奖。
青：这是您最初的新闻理想？
张：我从来不是一个树立远大理想的人，我追求的是干一件事完成了一个夙愿。《山碑》是我的处女作，我当导演，25岁。反响不是很大，因为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二套的覆盖面不是很大，但对我和对林县的意义都很大。由于“文革”中对红旗渠宣传的太多，“文革后”很多人不敢去面对红旗渠。后来，林县把“山碑”两个字刻在太行山上。
青：外界评价您是用思想来解剖一些深层次的现象和事物。
张：我没有听到过。我的新闻经历起始于我对身边事情的关注。1987年，我在郑州火车站，拿着录音机采访了一个流浪儿。后来就把采访录音拿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最火的栏目（也许相当于焦点访谈的）《午间半小时》栏目（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栏目），就播发了。后来又播发了一篇我的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1987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月播了我两个节目，我当时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在学校反响很大。那才让我有了要当一个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的想法，并申请从播音系转到了新闻系。
我把《山碑》这部纪录片定位为自己人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我是学播音的，虽然后来转到新闻专业。这部纪录片从导演，到剧组都是我来完成的，体现了我的追求和能力。
走过青春的《十二演播室》
青：应该说您在《十二演播室》的那段日子，给观众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张：确实如此。现在还有很多人看到我，说那是《十二演播室》的主持人，也许他们叫不上张泽群的名字。
青：也就是说，那段时间的辉煌是您对新闻追求最充分的体现？
张：是一个青年热爱本职工作的体现。在《十二演播室》的那9年，我努力做好每一次节目，把分配给我的事做好，没有想太多的事，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青：这期间有哪些记忆让您比较难忘？
张：至少有三件大事，属于特别有意义的。我在这个栏目既做支持人也做编导，1994年底我带队去了南沙群岛。这是由非军人组成的摄制组第一个走遍我国南沙岛礁的。也就在那次，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左腿到现在一遇阴天就酸疼。
1996年，我又报了一个选题，用了一年的时间拍了一部纪录片《走过青春》。这我认为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老三届的故事，解剖共和国的长子成长历程和内心思想。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期间一次去内蒙古拍摄出了车祸，颈椎错位，到现在都很难受。每个月都犯上一两次，没有时间做系统治疗，只能保守治疗。
1998年我作为总编导，做了首届全国大学生的辩论会。辩论这个节目，在我主持人生涯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记得张泽群的就是辩论会。
青：这些经历是不是让您对生命、对新闻追求有了更新的认识？
张：我开的车，车祸发生没有受太大的伤害，是神灵保佑吧！说实话，当时没有太多的感受。等片子编完之后才有些感受，结合对他们的理解，由此感慨地写了一首主题歌《走过青春》。
青：这首歌的歌词还记得一些么？
张：（拿起笔，很工整地将这首歌词完整地写下来，并郑重地签上了张泽群的名字。）当时片子编完之后，催着要主题歌，我说这怎么办啊！在一个“老三届”朋友的聚会上，我一看那种喝酒的状态，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写完了《走过青春》。
“魂牵梦萦千百回走过就不悔，风雨飘摇夜归客举杯青春泪。荣辱功过任评说别问我是谁，转星移自由情小看彩云追。走过青春，无怨无悔；走过青春，不怨不悔。”
青：这首歌词是不是您当时心态最好的写真？
张：我一向对欲望不太奢求，平静、简单做事，这是我对生活的原则。很多事都是有机缘的。
生活讲究机缘
青：机缘是您对目标的追求中的一种认识，您对自己不自信么？
张：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是一个很有奢望的人，我这人生活目标和动力都是现阶段一点点引导着你或逼迫着你走到这份儿上的。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实现目标，到现在都是。
比如说大学生辩论会。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个项目是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的领导和新加坡的电视同仁创办的。我要做这个的原因很简单，国外有为什么国内没有呢？记得1997年，我带队去新加坡，跟新加坡电视台合作来制作辩论会。当时去的首都师范大学队输了，输的不是偶然。有些内在的东西，我们对一些人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想让国内的大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这种思辨的游戏当中。因此，1998年，我们在国内搞了辩论会。提出的理念是：明理即辩，标新立异；交流、交锋、增智增德。
青：还是无法说服我，您对机缘的认识。
张：1982年，我开始第一次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初试都没过。后来连续考了四年。1985年，我觉得没有希望了，就跑到北京去考。
初试过了以后，通知我参加复试。为了节省路费，就跟学校商量，能不能在河南进行复试，老师也同意了。录取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原来都是等消息，考完了就给一个小条，写着没有录取。这次我就觉得自己挺有希望的，怎么没有消息。这时一个同学要去北京玩，我就来北京问一下情况。如果不问，学校老师可能关注到，不会那么关注。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命运决定的。
学校招生办的老师非常负责任，一个姓殷的老师，叫我把这个情况写一下。完事儿之后，学校反复地研究，也跟河南这边协商。这个协商的过程我不知道。打长途电话咨询那时很不容易，要到邮电局去打。学校总说快了快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年的9月9日打的电话，老师说发出去了。9月10日上午我收到通知书，下午就得走。1985年的9月11日，我到这个学校来报到。
青：您去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是如此？
张：能留在北京也是很偶然。1988年12月底，在农业展览馆，召开的大学生供需见面会，中国农业电业制片厂设了展台要人，我就报名，他们就招了我。1989年4月底，我碰到老毕（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他说我分到农影厂了。我第二天就去了。
可以留在北京了，有工作了，环境又不错，这里人不太多，又是个电影厂，平时也不是太忙。这院子里有花花草草的，里面有标准的大放映间。感觉特满足、很幸福。
我们这行业在那个时候就业就不容易了。那时除了三大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要人，其它台的很难招人。
记得，1987年我送几个比我高两级的老校友去青海时，我就感慨自己毕业以后去哪里！他们就说去三大台啊！当时就想这离我也太遥远了。
1988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主持人大赛，如意杯主持人大赛。我当时是学生，就参加业余组了，得了业余组第三名。他们（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就非常希望要我。那时，他们让我去是主持一个农业节目，中央二套有一个栏目《农业教育与科技》，这是中央7套的前身。
青：上学时有当主持人的想法么？
张：当时想能干上这行就行了。那时想能在毕业之后，回河南省在这行做就不错了。1988年底，各省来京招人。我和同学跑到河南来人住的招待所去推销自己，结果人没有找到。
青：登陆中央电视台也是机缘？
张：199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报纸上刊登在全国范围内招考电视主持人的广告。我就去报了，结果就考了第一。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最早的节目支持人大赛、中央电视台青年主持人大赛、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开招考电视播音人员考试，在我的同行里，连着参加三次这样的考试，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好多人不了解、不知道我，说“青歌赛”中的张泽群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按年头算的话，我干电视这行已经20年了。至少没有给淘汰。长征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方向在哪里？大家基本上都在跟着走。真的，我这20年，至少我一直在跟着电视走。今年是中国电视50周年，我经历了20年。20年的起起落落，但一直往前走，没有被淘汰。这是很欣慰的事。
青：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十二演播室》？
张：从实习到做编导、主持人，12年时间做的都是关于青少年的节目，自己那时也走过青春了，而且该做的选题都做了。说实话，没有什么激情了。于是便主动选择离开。
期间，敬一丹老师告诉我《东方时空》改版，让我去试试。于是，就去考试、录像，录了好多遍。去《文化视点》也是类似的机缘。
没必要模仿谁
青：有网友称呼您为“平和的大哥”，您同意这种观点么？
张：同意。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是尽量让自己生活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会路见不平，拍案而起。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简单的人、平静的人。但对于一些事很难让人静下来。我可以激昂地说，也可以平静地说。我选择后者。我们领导上初一的孩子评价我的主持风格：方方正正。
青：平和是您的风格，有没有遇到过挑战？
张：去《东方时空》栏目，就搞的我很没有自信。因为到一个地方你要适应，而适应的时候恰恰就容易迷失自己。你比如说，白岩松怎么做，你就要去模仿，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他们眼里只有白岩松、水均益的那种方式。他们就要求你最起码要像他们的方式，所以一开始我就得努力地去适应。首先要他们看得过去，以后再慢慢调整自己。事情都是这样。
青：您怎么面对？
张：记得在民生银行上市的那一天，我去采访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民生银行的董事长经叔平。对话原稿中就有这样一条“不持股的董事长”，当时问题中有一句话“不持股是否意味着不负责？”当年经老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这种话从我嘴里是问不出去的。我说“不持股是不是意味在自己、在个人利益上和这企业保持距离？”我觉得问的问题意思已经到了。
回来以后，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小姑娘就跟制片人说，张泽群不按照制定的稿子来问。当时我已经在外地出差了，制片人的电话就打过来问，“为什么不按照制定的稿子来念？”我说，“问题的意思已经完成了。”又问，“为什么不按照原稿念？”“我没有办法按照原稿提问。”像这种情况多了，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毕竟来说，你是让我问问题，又不由着我的思维习惯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就离开吧！
青：《文化视点》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
张：这个访谈节目，选题也不是太难。不过真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自己要撸着劲，扎着膀子要做出一种文化状态，反倒让自己脱离土壤了。
有些选题有些高高在上，谈话方式至少缺乏一种娱乐状态，不平和。这让我想起了易中天用评书的方式来解读书籍和历史，这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
青：您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在网上，我可以躺着说”，这怎么理解为平和？
张：我连对方是人是狗都不知道，目的也不知道，当然可以躺着说。
青：您博客中的文章，总感觉有点像《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痞子蔡”似的，有一种忧伤却又无法倾诉。
张：我没有感觉到这样。
青：有网友问：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说的。您回答是：君子必辩，曾子说的。这也是新闻平和的积淀？
张：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对名利没有想法，比的是谁能在说话时引经据典，对什么问题有什么观点什么看法。或者附庸风雅，或者是风气所带动。
那时，国内思想很活跃。我读了很多书，杂文、翻译的书籍。《梦的解析》虽然看不懂，但也看；弗洛伊德的书，看着累也看。至少我们那时的学习氛围比现在要浓。
青：您心目中的平和、简单的状态能更直观地表述么？
张：幸福的状态，平静的状态这就是我对工作、对生活的追求。
青：您不做主持人会选择什么行业？
张：自己开心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