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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超乎想象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出版业也不能例外。
1999年，当当上线，图书销售渠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亚马逊Kindle问世，电纸书被认为是出版业的第二次革命；2010年前后，智能手机在国内普及，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的碎片化阅读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2012年，微信公众号上线，新媒体玩法再次刷新出版人的“世界观”；2016年，知识付费风潮初起，知识社区、社交平台、新闻媒体等纷纷入局，出版业在知识付费领域已然“慢了半拍”；与此同时，童书出版逆势上扬，出版业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融合发展日渐深化的时代，出版业正在变化或势必变化的是什么？始终不变的又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曾在《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变与不变》一文中，从体制、理念、经营含量、人才四个角度论述了出版业的变与不变，他说：“这是一个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数字技术还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任何静止的断言，都显得过于轻率。”是的，唯有改变是不变的。
传统出版中，一般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链：作者-出版社-渠道-读者，读者是图书的终端用户，也是一本书实现其文化传承价值的终点。当移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内容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变。当下的读者变成了集用户、内容生产者和内容传播者为一体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曾经以内容为中心的时代行将结束，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到来。阅读方式的多元化使得纸质书不再是读者接触知识和文化的唯一途径，相反，许多比纸质书更便捷和智能化的阅读方式，抢夺了读者的大部分阅读时间，尤其是以音视频为主要形式的知识付费大热之后，读者的阅读途径日渐丰富。
无形的内容需要依靠有形的载体进行传播。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内容产品形态从最初的竹简、锦帛进化到纸张，又发展到磁带、光盘、硬盘、云存储，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伴随着市场的消费升级。细数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前一种载体被后一种载体取代的时间越来越短，似乎磁带和光盘没有流行多久，智能手机和云存储就来了，新概念和新玩法层出不穷，稍不留意，就会被时代抛弃。上海远东出版社总经理曹建认为，目前，出版物已经不再大量依靠纸张或磁盘、光盘等材料，电子书、数据库、有声书、知识付费课程、混合现实（MR）出版物等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出版形态。
不仅如此，出版物也不再以单一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过去，一本书主要通过文字将内容呈现给读者；现在，出版机构通过二维码、AR/VR等技术，用更为立体直观的方式将内容呈现给读者，或者以书中内容为基础延伸出更为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内涵。
在人们获取信息渠道较为单一的时代，编辑的选题策划方式和方向相对固定。但到了“互联网+”时代，编辑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挖掘具备畅销潜质的草根作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直接接触行业大咖，进而策划选题。可以说，有了互联网，编辑找到作者的机会是均等的，但面对同样的作者和选题，能做出什么样的差异性则是新的考验。
过去，大家认为好编辑是杂家，对每个领域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而现在，除此之外，好编辑还必须是产品经理，通晓以内容策划为基础的各种推广方式、渠道策略，甚至还要看到图书内容背后的商业价值延伸，并善于利用互联网让图书内容实现增值。大批出版人正在成为既熟悉传统出版流程又能熟练运用数字出版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伴随着自媒体的涌现，出版主体的泛化使得人人可以参与内容创作，更多的作品得到了出版机会。互联网的便捷性和大众化，使读者能方便地在互联网上创作内容，并利用互联网渠道传播内容。创作平民化的趋势日渐凸显。同时，“互联网+”时代任意组合的动态传播模式使得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有了更大的传播自主性，每个读者都可能是一个传播中心，由此而产生的圈层效应不可估量。
线上营销、借助新媒体的营销、出版流程中就要开展的营销以及读书会等其他渠道的营销成为必选项，综合这些营销手段的全方位立体营销成为主流营销形态，多元化的营销环境构建了媒介融合的大营销体系，产业链的共生和跨界已成为大势所趋。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出版机构的盈利模式非常单一，就是靠图书销售，有期刊的出版机构可能还有一部分广告收入，几乎再无其他营收来源。但当下出版机构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以固有盈利模式为基础，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如不少出版机构开设社办书店、天猫旗舰店、微店等，既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盈利，也可以积累读者大数据，为后续的用户经营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尝试基于图书产品的再开发，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第一，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增加图书附加值，如岳麓书社的名家演播版《四大名著》；通过数据库的搭建，整合图书内容资源，为特定人群提供内容服务，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东京审判数据库”。
近年来，出版业在回归本源，从拼规模、品种转向重效益和内容质量，图书出版的真正价值正在被业内外重塑。而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出版业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本质是一以贯之的，正如聂震宁所言，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是出版业的目标和彼岸，“互联网+”是方法和到达彼岸的桥或船，“彼岸不变，使用桥、船、皮筏艇，都是随时可变的。出版业要渡过这条难以驾驭的技术之河，倘不能有效推进理念、经营和技术的变化，那么，到达彼岸的目标将成为一个空想，最后有可能导致全面崩盘”。
进入新时代，出版工作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近期，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在京主办2019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在会上提出，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当前出版工作的8种关系。“小”和“大”的关系：出版产业虽然经济体量较小，但承担着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功能。“多”和“少”的关系：现在每年出版图书超过50万种，但也存在重复出版、跟风出版和粗制滥造的现象，这就需要压缩选题数量、优化选题质量，提高出版门槛。“快”和“慢”的关系，出版是有周期的，写得快、出得快也容易扔得快，而精品需要反复打磨。“高”和“低”的关系，一些出版物“高大上”，在普及化、大众化方面不足，为此出版人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远”和“近”的关系，要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下力气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纸”和“网”的关系，要处理好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关系，虽然传播手段、呈现方式等在飛速变化，但对高品质内容的追求不会变。“主”和“次”的关系，要处理好一元和多元的关系，挺拔主业、去除枝蔓，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和“外”的关系，要进一步优化引进与输出结构，推动出版走出去。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的确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但不论是在铅与火的时代，光与影的时代，还是在移动互联时代，出版行业传承知识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功能从未发生过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代变革给出版行业带来的更多是时代语境、国际环境、行业生态等方面的改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内容仍是核心竞争力，失掉了内容的“皮”，“毛将焉附”？数十年来，各出版机构积累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编辑，能够高效地对知识和思想加以高品质的呈现和传播。越是在知识信息获取更便捷的时代，有价值的精品内容资源就会愈加显得珍贵。
1999年，当当上线，图书销售渠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亚马逊Kindle问世，电纸书被认为是出版业的第二次革命；2010年前后，智能手机在国内普及，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的碎片化阅读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2012年，微信公众号上线，新媒体玩法再次刷新出版人的“世界观”；2016年，知识付费风潮初起，知识社区、社交平台、新闻媒体等纷纷入局，出版业在知识付费领域已然“慢了半拍”；与此同时，童书出版逆势上扬，出版业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融合发展日渐深化的时代，出版业正在变化或势必变化的是什么？始终不变的又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曾在《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变与不变》一文中，从体制、理念、经营含量、人才四个角度论述了出版业的变与不变，他说：“这是一个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数字技术还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任何静止的断言，都显得过于轻率。”是的，唯有改变是不变的。
出版形态的改变
传统出版中，一般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链：作者-出版社-渠道-读者，读者是图书的终端用户，也是一本书实现其文化传承价值的终点。当移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内容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变。当下的读者变成了集用户、内容生产者和内容传播者为一体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曾经以内容为中心的时代行将结束，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到来。阅读方式的多元化使得纸质书不再是读者接触知识和文化的唯一途径，相反，许多比纸质书更便捷和智能化的阅读方式，抢夺了读者的大部分阅读时间，尤其是以音视频为主要形式的知识付费大热之后，读者的阅读途径日渐丰富。
无形的内容需要依靠有形的载体进行传播。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内容产品形态从最初的竹简、锦帛进化到纸张，又发展到磁带、光盘、硬盘、云存储，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伴随着市场的消费升级。细数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前一种载体被后一种载体取代的时间越来越短，似乎磁带和光盘没有流行多久，智能手机和云存储就来了，新概念和新玩法层出不穷，稍不留意，就会被时代抛弃。上海远东出版社总经理曹建认为，目前，出版物已经不再大量依靠纸张或磁盘、光盘等材料，电子书、数据库、有声书、知识付费课程、混合现实（MR）出版物等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出版形态。
不仅如此，出版物也不再以单一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过去，一本书主要通过文字将内容呈现给读者；现在，出版机构通过二维码、AR/VR等技术，用更为立体直观的方式将内容呈现给读者，或者以书中内容为基础延伸出更为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内涵。
在人们获取信息渠道较为单一的时代，编辑的选题策划方式和方向相对固定。但到了“互联网+”时代，编辑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挖掘具备畅销潜质的草根作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直接接触行业大咖，进而策划选题。可以说，有了互联网，编辑找到作者的机会是均等的，但面对同样的作者和选题，能做出什么样的差异性则是新的考验。
过去，大家认为好编辑是杂家，对每个领域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而现在，除此之外，好编辑还必须是产品经理，通晓以内容策划为基础的各种推广方式、渠道策略，甚至还要看到图书内容背后的商业价值延伸，并善于利用互联网让图书内容实现增值。大批出版人正在成为既熟悉传统出版流程又能熟练运用数字出版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伴随着自媒体的涌现，出版主体的泛化使得人人可以参与内容创作，更多的作品得到了出版机会。互联网的便捷性和大众化，使读者能方便地在互联网上创作内容，并利用互联网渠道传播内容。创作平民化的趋势日渐凸显。同时，“互联网+”时代任意组合的动态传播模式使得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有了更大的传播自主性，每个读者都可能是一个传播中心，由此而产生的圈层效应不可估量。
线上营销、借助新媒体的营销、出版流程中就要开展的营销以及读书会等其他渠道的营销成为必选项，综合这些营销手段的全方位立体营销成为主流营销形态，多元化的营销环境构建了媒介融合的大营销体系，产业链的共生和跨界已成为大势所趋。
盈利模式的改变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出版机构的盈利模式非常单一，就是靠图书销售，有期刊的出版机构可能还有一部分广告收入，几乎再无其他营收来源。但当下出版机构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以固有盈利模式为基础，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如不少出版机构开设社办书店、天猫旗舰店、微店等，既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盈利，也可以积累读者大数据，为后续的用户经营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尝试基于图书产品的再开发，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第一，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增加图书附加值，如岳麓书社的名家演播版《四大名著》；通过数据库的搭建，整合图书内容资源，为特定人群提供内容服务，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东京审判数据库”。
近年来，出版业在回归本源，从拼规模、品种转向重效益和内容质量，图书出版的真正价值正在被业内外重塑。而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出版业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本质是一以贯之的，正如聂震宁所言，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是出版业的目标和彼岸，“互联网+”是方法和到达彼岸的桥或船，“彼岸不变，使用桥、船、皮筏艇，都是随时可变的。出版业要渡过这条难以驾驭的技术之河，倘不能有效推进理念、经营和技术的变化，那么，到达彼岸的目标将成为一个空想，最后有可能导致全面崩盘”。
进入新时代，出版工作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近期，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在京主办2019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在会上提出，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当前出版工作的8种关系。“小”和“大”的关系：出版产业虽然经济体量较小，但承担着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功能。“多”和“少”的关系：现在每年出版图书超过50万种，但也存在重复出版、跟风出版和粗制滥造的现象，这就需要压缩选题数量、优化选题质量，提高出版门槛。“快”和“慢”的关系，出版是有周期的，写得快、出得快也容易扔得快，而精品需要反复打磨。“高”和“低”的关系，一些出版物“高大上”，在普及化、大众化方面不足，为此出版人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远”和“近”的关系，要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下力气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纸”和“网”的关系，要处理好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关系，虽然传播手段、呈现方式等在飛速变化，但对高品质内容的追求不会变。“主”和“次”的关系，要处理好一元和多元的关系，挺拔主业、去除枝蔓，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和“外”的关系，要进一步优化引进与输出结构，推动出版走出去。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的确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但不论是在铅与火的时代，光与影的时代，还是在移动互联时代，出版行业传承知识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功能从未发生过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代变革给出版行业带来的更多是时代语境、国际环境、行业生态等方面的改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内容仍是核心竞争力，失掉了内容的“皮”，“毛将焉附”？数十年来，各出版机构积累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编辑，能够高效地对知识和思想加以高品质的呈现和传播。越是在知识信息获取更便捷的时代，有价值的精品内容资源就会愈加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