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校企合作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路径。本文在简述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国内外校企合作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行为学视阈系统构建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传导机制，基于管理学、战略管理、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梳理技能型人才培养中蕴含在校企合作间的激励机理，以期更好促进我国新时代和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校企合作和技能型人才培养。
关键词：技能型人才；培养；文献综述；机制；机理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8-00
2009年11月，英国政府颁布《国家技能战略》指出国家未来只能由受过教育、有进取心、并且掌握正确技能的人们来建设。为保持和提高英国在国际经济体中的有利排序和话语权，英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技能方面成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一， 成为世界技能方面领航者的伟大理想[1]。2010年7月，我国政府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六章第十四条强调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亦发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换挡提速…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号召和动员令。此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文件相继公布，《职业教育法》修改工作有序进展[2]，《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问世并提出整体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硬实力和软实力，改善技能型人才培养环境、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服务“中国制造2025”，建设200所有影响力、竞争力、示范性和骨干型的 “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目前《中国职业教育2030》（学术版）文件研究起草工作已经启动。从“纲要”、“规划”、到“行动计划”等文件的相继出台，显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国家层面有短期和中长期两步走战术指导思想。
一、问题提出
截至2015年12月，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数量达1 341所，为行业培养出322万技能大军，在校生专科人数达1 048万。按照教育部提出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至2018年我国专科层次的在校生规模将达1420万人。即使不考虑在校生人数每年增长的事实，按照2015年的毕业生人数测算，2016到2020年这五年期间，将培养1610万专科毕业生。然而据人社部专项调查数据表明我国22 500万第二产业职员构成中技能型人才合计约为11 900万人，以制造业为例，高达400多万高层次技能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其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据麦肯锡最新报告预测，如果职员的综合技能素养不能有效换挡升级，呈现“钻石型”结构，至2020年中国将面对2 400万技能人才的短缺[3]。说明现有的高职和专科毕业生并不完全符合高素质技术技能型的标准，并不完全“管用实惠”。技能型人才匮乏和供需失衡的现状严重阻碍了产业转型、企业的技术升级和竞争优势。因此，研究如何又好又快的推进技能型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解决技能型人才低端化、表面化、同质化和需求端缺口弥合的难题，为我国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源源不断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这是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因此，校企合作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集聚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本文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和关注点，基于行为学视阈系统分析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传导机制，基于管理学、战略管理、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视阈厘清技能型人才培养中蕴含在校企合作间的激励机理，以期更好促进我国新时代和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校企合作和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文献简述
中國、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均重视经济体系中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开发与培养，然不同国家和不同研究人员所处的环境、经历、价值观、关注点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的科学问题的研究视阈呈百花争鸣景象。由于校企合作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逐步浮现出主导和主体的功能，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对校企合作模式、机制、作用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逐步成为热点。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的相关文献予以梳理，以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1.国外研究
校企合作教育形式最早产生于1903年英国的“三明治”教育模式，1919年德国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立足本土国情、教育现状、德国制造和社会责任四重合力形成著名的“双元制”模式。到20世纪中叶盛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和实践从表象向纵深发展。
Roomkin、Bolton以及《关于欧洲校企合作的研究报告》等基于课堂学习和在职培训相结合、校企合作模式、产学研联盟和创业孵化中心、“校—企—政”协同等组织模式展开研究[4-5]。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合作的深入，Antonya和Talaba指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校企合作应达到增值的目的，学校应及时转变观念，实现知识成果向经济效益的转[6]。Birchall、Chanaron支持这一论断，指出校企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转移方式问题[7-8]。Gail Edmondson（2012）则强调不要执着于知识产权，不要执着于评价合作结果，他认为成功的校企合作要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要建立长期的灵活的合作战略、要明确分工和职责、要任人唯贤、要鼓励对话和交流、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学习和解决社会问题[9]。
2.国内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国内职业教育从业者和研究者已经较系统的基于校企合作模式、方式、机制、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周建松、朱兆平、马粤娴、唐林伟等分别从校企合作运行、管理、驱动、长效和旋转门等体制机制的不同视阈予以研究，提出资源、信息和服务等利益交互，混编混岗等隐性知识互溢的师资队伍等校企合作机制[10-13]。而王炎斌、黄立峰、杜岩等基于中部地区职业院校的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共生环境进行了分析和分类，探讨和分享了了校企"共生态"办学模式和共生发展的观点，提出了高职校企合作“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多维生态位”，强调整体利益最大化是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动力源[14-16]。另外，吴健辉、马志强等从博弈论角度构建高校服务价值模型，探讨了校企合作长期稳定性和鞍点均衡问题，并提出校企合作创新对策[17-18]。 3.研究评述
国内外学者和从业人员在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的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运行经验，在校企合作模式与路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如何实现校企共生、共长、共享和共管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所有这些为校企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19]。然而，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后需要强调的是：鲜有文献具体阐述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资源互溢的传导机制以及基于经济学、管理学、战略管理和心理学等视阈交叉、系统剖析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蕴含的激励机理，因此本文的研究便应运而生。
三、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资源互溢的传导机制
校企合作的本质是校企双方为了培养和获得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进行的资源交换的过程。因此，探索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资源互溢的传导机制，厘清职业院校对企业资源溢出的影响要素和溢出机制，有助于推动职业院校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优化治理结构，重塑教育质量，实现补短板、提服务和增效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提供优质的、有效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分析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影响要素和溢出机制，有助于企业合理规避体制性壁垒，推动企业更好的参与和融入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提高职业院校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匹配度，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20]。校企资源互溢的统合是校企双主体围绕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逐步演化为资源互溢、过程共管、平台共创、契约共守的校企合作生态系统。
（一）职业院校对企业资源溢出的传导机制
职业院校对企业的资源溢出是一个系统的、协同的、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在这传导机制中，职业院校是资源溢出方，企业是资源接受方。职业院校的资源溢出与企业需求相啮合的前提下，职业院校对企业的资源溢出方能有效实现。所以，职业院校师资结构决定其专业结构，专业结构决定其知识属性，知识属性决定其培养的人力资源属性，人力资源属性高低、专有与共有、特殊与一般直接影响企业对资源溢出的需求。此外，职业院校的创新能力、技术攻关能力、研发能力、解决企业员工再教育能力和提供场地的能力等综合服务要素能力间接影响企业对企业溢出的需求。职业院校溢出意愿、执行主体履行学校的意愿、政策法规和人才环境等因素影响资源溢出效果。而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需求受职业院校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相关度和吸收度的双重影响。再者，职业院校与企业的社会关系、政府出台的政策同样影响职业院校对企业资源溢出的绩效。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越强，其资源溢出的供给度越高、匹配度越好。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产教融合、产学或产学研合作促成校企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互信，形成社会网络，减低企业应用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成本和费用，提高了创新能力、技术攻关能力、研发能力和职员继续教育的需求。因此，通过产教融合、产学或产学研合作、校企间交流等形式构建的校企社会网络是资源溢出机制的主要渠道。
（二）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传导机制
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过程类似职业院校对企业的资源溢出的传导机制。其区别在于：一是资源溢出的主体角色切换，资源溢出方是企业，资源接受方是职业院校；二是资源溢出的影响要素。企业所在的行业属性决定企业属性，企业属性决定其知识属性，知识属性决定企业的人力资本属性，人力资本属性与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是否存在共性联系，其供给与受体的供需匹配度是决定资源溢出效能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品牌影响力、企业文化、引入行业标准、前沿技术、企业兼职教师建构层次、提供教师顶岗实践和学生顶岗实习的践行度、领航打造基于工作流程的操作手册的执行力等企业的服务能力是考量资源溢出的重要因素；再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人力资本的溢出意愿是判断资源溢出效能的直接因素；最后，政府的政策法规和社会环境是评价职业院校接受资源溢出效能的外部因素。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贡献在于颁布出台相关具有激励性和引导性的文件，明确产教融合、产学或产学研联合体、人才要素流动通畅、构建混编师资队伍使得校企间交流常态化等政策是资源溢出机制的主要途径。
三、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激励机理研究
伴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良方之一，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有效手段，校企合作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药方。因而，研究校企合作的激励机理，解决校企利益冲突，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双主体的深度融合，是解决技术升级的需要，是解决产业转型的需要，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需要。研究校企合作的激励机理，本文基于校企合作的显性主体和隐性主体的视域，显性主体指职业院校和企业，隐性主体指供职于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和供职于企业的人力资本。
（一）校企合作显性主体的激励机理研究
1.学校人力资源的供给和企业需求的统合
职业院校的定位是遵循教育规律，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属性与教师的知识属性密切相关。虽然职业院校（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从2005年的267 855人增加到2014年的572 908人，10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生师比从2005年26.62：1下降到2014年的17.57：1.教师数的增加和生师比的下降，说明职业院校（高职院校）的师资配置在数量上趋向合理。但是，双师型教师严重匮乏，以笔者所在单位的二级学院会计与国贸学院为例，32位专职教师中仅有2位教师来自企业，因此，教师的实践操作等技能与企业的技术型人力资本存在差距，培养的人力资源供给與企业的岗位需求难以啮合。所以，企业参与培养技能型人才，提供包括兼职教师在内的优质资源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和拓展教师的知识属性，宣传企业的战略思想、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优先选择和吸引企业需要的、优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避免逆向选择，从而实现学校人力资源的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有机统合，是校企跨界融合的原动力。 2.非竞争性战略联盟实现资源交互效用
战略联盟的核心观点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组织，在主体独立和资源互为稀缺的前提下，为实现合作双方或者多方共同的、特定的目标而互溢、共享资源的合作关系，有竞争性战略联盟和非竞争性战略联盟两种类型。传统的战略联盟因行业相同而存在竞争性关系故称为竞争性的战略联盟。非竞争性战略联盟是指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中不同产业的两个以上的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的或者特定的目标，双方资源共享、过程共管、平台共创、契约共守的动态的、生态的、演化的联盟关系。非竞争、低成本、多角化和长期性、稳定性、互利性是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显著特征。学校承载教育功能，是典型的非盈利组织，以培养人才为首要职能；企业承载生产要素转换的功能，属于盈利性组织，以实现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校企双方为非竞争性关系，校企跨界融合、深度合作实现差异化资源的交互使用和相互溢出，实现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拓展教师知识结构、课程体系的完善和实现企业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企业文化的传播和员工再教育等功能，形成共赢格局。
3.校企人才资本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协同效应
所谓校企人才资本（教师）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协同效应是指在学校和企业两个不同的时空下，人力资本或者人才资本的个人经历（干中学）、知识属性、研究方向、社会网络等资源要素的差异化，协同合作组成基于某一项目为中长期目标的新的团队产生边际效应递增的效能。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在专项课题研究、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要素资源具有比较优势，企业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在经营管理、技术开发和实操技能等要素资源具有比较优势，两者的差异性决定了两个不同的团队在不同领域活动中效率和质量优先的特征。因此，校企人才资本和人力资本异质性和专属性的跨界协同有利于提高校企双方的认同感、双重网络嵌入、自组织能力、技能型人才可塑性和核心竞争力。
4.政治、政府及法律法规等外部因素的激励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校企合作的主要管制者、主导者和激励者，对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产生重大影响。政治、政府及法律法规等因素对校企合作提供巨大的机会或者巨大的威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上下联动，进一步办好职业教育。李克强总理批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促进双创的战略之举。此外，广西、山西、江西、重庆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类似文件。国家的政治宣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指示批示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奖励政策深化校企合作、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等表明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面临巨大的战略机遇期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校企合作隐性主体的激励机理研究
1.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和需求导向的统合
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与企业的人力资本在不改变主体身份的前提下双向流动，校企双方的稀缺资源双向溢出和反复使用，实现溢出资源的附加值提升，同时增加溢出隐性主体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企业的人力资本以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兼职教师等多个身份从事专业群体系研讨、课程设置、专题讲座和一线课堂教学实践，不仅使得职业院校节约教育成本和满足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而且获得额外的工资形式的效价。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以专家、培训师和教师等多个身份从事企业的职员培训、技术攻关和横向课题研究等企业活动，提高了企业员工的一般技能水平、解决了企业的关键技术和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实现其经济边际效应递增的效果。因此，从经济学的视域，该激励机理是市场经济利益分配和需求导向的统合形成的。
2.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意愿的公平理论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主观地将其投入的教育程度、努力程度、经验水平和能力水平等要素与所得到的报酬同参照对象得到的报酬进行横向比较后评判其报酬是否公平。即个人所得的报酬/个人的投入与别人所得的报酬/别人的投入相比较，出现三种状态：大于、小于或者等于。无论是大于（所得过高）还是小于（所得过低）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与企业的人力资本都认为是不公平，前者则可能激励人们更加积极的投入校企合作，学校与人才资本、企业与人力资本学校与人力资本、企业与人才资本等显性主体与隐性主体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的契约关系，实现知识的良性溢出和共享；后者则可能导致他们认为付出没有得到重视，逐步滋生负面情绪，减低知识溢出意愿，甚至离开组织，隐性知识溢出完全受阻。两者相等则保持正常的溢出意愿。因此，校企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意愿不仅遵循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和需求导向的统合，同时公平理论是推动隐性知识溢出的基本因素。
3.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意愿的期望理论
弗罗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人们从事某项工作的激励效果完全决定于经其努力后取得预期结果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对个体而言必须具有关键要素的吸引力，个体才会采取特定行动有助于实质上实现价值的努力。可表达为：激励力度=效价×期望值。校企隐性主体在各自单位内的努力、发展、成果、成长和诉求只有得到组织的重视，甚至欣赏，实现相应的效价和期望值（效价和期望值大于零，越大越好），从而乐愿分享隐性知识。反之，则不愿溢出隐性知识。因此，关注职业院校人才资本和企业人力资本等隐性主体的个人目标，协调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激励力度强、既定结果对个体吸引力较大能够提升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的意愿度。因此，从管理学的期望理论角度，该激励机理是组织治理者统合个人期望和效用形成的，是推动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黃放.英国终身学习政策研究——在应对技能短缺问题中的作用[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2017， 30（1）：58-61.
[2] 姜大源.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应然之策——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的跨界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27）：5-9. [3] 高建斌， 吴泗宗.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J].求索， 2016（10）：54-59.
[4]Roomkin M， Somers G G. The Wage Benefits of Alternative Sources of Skill Development[J]. Industrial
关键词：技能型人才；培养；文献综述；机制；机理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8-00
2009年11月，英国政府颁布《国家技能战略》指出国家未来只能由受过教育、有进取心、并且掌握正确技能的人们来建设。为保持和提高英国在国际经济体中的有利排序和话语权，英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技能方面成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一， 成为世界技能方面领航者的伟大理想[1]。2010年7月，我国政府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六章第十四条强调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亦发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换挡提速…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号召和动员令。此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文件相继公布，《职业教育法》修改工作有序进展[2]，《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问世并提出整体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硬实力和软实力，改善技能型人才培养环境、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服务“中国制造2025”，建设200所有影响力、竞争力、示范性和骨干型的 “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目前《中国职业教育2030》（学术版）文件研究起草工作已经启动。从“纲要”、“规划”、到“行动计划”等文件的相继出台，显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国家层面有短期和中长期两步走战术指导思想。
一、问题提出
截至2015年12月，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数量达1 341所，为行业培养出322万技能大军，在校生专科人数达1 048万。按照教育部提出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至2018年我国专科层次的在校生规模将达1420万人。即使不考虑在校生人数每年增长的事实，按照2015年的毕业生人数测算，2016到2020年这五年期间，将培养1610万专科毕业生。然而据人社部专项调查数据表明我国22 500万第二产业职员构成中技能型人才合计约为11 900万人，以制造业为例，高达400多万高层次技能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其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据麦肯锡最新报告预测，如果职员的综合技能素养不能有效换挡升级，呈现“钻石型”结构，至2020年中国将面对2 400万技能人才的短缺[3]。说明现有的高职和专科毕业生并不完全符合高素质技术技能型的标准，并不完全“管用实惠”。技能型人才匮乏和供需失衡的现状严重阻碍了产业转型、企业的技术升级和竞争优势。因此，研究如何又好又快的推进技能型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解决技能型人才低端化、表面化、同质化和需求端缺口弥合的难题，为我国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源源不断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这是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因此，校企合作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集聚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本文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和关注点，基于行为学视阈系统分析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传导机制，基于管理学、战略管理、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视阈厘清技能型人才培养中蕴含在校企合作间的激励机理，以期更好促进我国新时代和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校企合作和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文献简述
中國、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均重视经济体系中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开发与培养，然不同国家和不同研究人员所处的环境、经历、价值观、关注点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的科学问题的研究视阈呈百花争鸣景象。由于校企合作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逐步浮现出主导和主体的功能，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对校企合作模式、机制、作用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逐步成为热点。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的相关文献予以梳理，以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1.国外研究
校企合作教育形式最早产生于1903年英国的“三明治”教育模式，1919年德国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立足本土国情、教育现状、德国制造和社会责任四重合力形成著名的“双元制”模式。到20世纪中叶盛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和实践从表象向纵深发展。
Roomkin、Bolton以及《关于欧洲校企合作的研究报告》等基于课堂学习和在职培训相结合、校企合作模式、产学研联盟和创业孵化中心、“校—企—政”协同等组织模式展开研究[4-5]。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合作的深入，Antonya和Talaba指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校企合作应达到增值的目的，学校应及时转变观念，实现知识成果向经济效益的转[6]。Birchall、Chanaron支持这一论断，指出校企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转移方式问题[7-8]。Gail Edmondson（2012）则强调不要执着于知识产权，不要执着于评价合作结果，他认为成功的校企合作要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要建立长期的灵活的合作战略、要明确分工和职责、要任人唯贤、要鼓励对话和交流、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学习和解决社会问题[9]。
2.国内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国内职业教育从业者和研究者已经较系统的基于校企合作模式、方式、机制、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周建松、朱兆平、马粤娴、唐林伟等分别从校企合作运行、管理、驱动、长效和旋转门等体制机制的不同视阈予以研究，提出资源、信息和服务等利益交互，混编混岗等隐性知识互溢的师资队伍等校企合作机制[10-13]。而王炎斌、黄立峰、杜岩等基于中部地区职业院校的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共生环境进行了分析和分类，探讨和分享了了校企"共生态"办学模式和共生发展的观点，提出了高职校企合作“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多维生态位”，强调整体利益最大化是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动力源[14-16]。另外，吴健辉、马志强等从博弈论角度构建高校服务价值模型，探讨了校企合作长期稳定性和鞍点均衡问题，并提出校企合作创新对策[17-18]。 3.研究评述
国内外学者和从业人员在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的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运行经验，在校企合作模式与路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如何实现校企共生、共长、共享和共管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所有这些为校企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19]。然而，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后需要强调的是：鲜有文献具体阐述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资源互溢的传导机制以及基于经济学、管理学、战略管理和心理学等视阈交叉、系统剖析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蕴含的激励机理，因此本文的研究便应运而生。
三、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资源互溢的传导机制
校企合作的本质是校企双方为了培养和获得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进行的资源交换的过程。因此，探索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合作资源互溢的传导机制，厘清职业院校对企业资源溢出的影响要素和溢出机制，有助于推动职业院校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优化治理结构，重塑教育质量，实现补短板、提服务和增效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提供优质的、有效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分析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影响要素和溢出机制，有助于企业合理规避体制性壁垒，推动企业更好的参与和融入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提高职业院校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匹配度，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20]。校企资源互溢的统合是校企双主体围绕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逐步演化为资源互溢、过程共管、平台共创、契约共守的校企合作生态系统。
（一）职业院校对企业资源溢出的传导机制
职业院校对企业的资源溢出是一个系统的、协同的、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在这传导机制中，职业院校是资源溢出方，企业是资源接受方。职业院校的资源溢出与企业需求相啮合的前提下，职业院校对企业的资源溢出方能有效实现。所以，职业院校师资结构决定其专业结构，专业结构决定其知识属性，知识属性决定其培养的人力资源属性，人力资源属性高低、专有与共有、特殊与一般直接影响企业对资源溢出的需求。此外，职业院校的创新能力、技术攻关能力、研发能力、解决企业员工再教育能力和提供场地的能力等综合服务要素能力间接影响企业对企业溢出的需求。职业院校溢出意愿、执行主体履行学校的意愿、政策法规和人才环境等因素影响资源溢出效果。而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需求受职业院校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相关度和吸收度的双重影响。再者，职业院校与企业的社会关系、政府出台的政策同样影响职业院校对企业资源溢出的绩效。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越强，其资源溢出的供给度越高、匹配度越好。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产教融合、产学或产学研合作促成校企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互信，形成社会网络，减低企业应用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成本和费用，提高了创新能力、技术攻关能力、研发能力和职员继续教育的需求。因此，通过产教融合、产学或产学研合作、校企间交流等形式构建的校企社会网络是资源溢出机制的主要渠道。
（二）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传导机制
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过程类似职业院校对企业的资源溢出的传导机制。其区别在于：一是资源溢出的主体角色切换，资源溢出方是企业，资源接受方是职业院校；二是资源溢出的影响要素。企业所在的行业属性决定企业属性，企业属性决定其知识属性，知识属性决定企业的人力资本属性，人力资本属性与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是否存在共性联系，其供给与受体的供需匹配度是决定资源溢出效能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品牌影响力、企业文化、引入行业标准、前沿技术、企业兼职教师建构层次、提供教师顶岗实践和学生顶岗实习的践行度、领航打造基于工作流程的操作手册的执行力等企业的服务能力是考量资源溢出的重要因素；再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人力资本的溢出意愿是判断资源溢出效能的直接因素；最后，政府的政策法规和社会环境是评价职业院校接受资源溢出效能的外部因素。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企业对职业院校资源溢出的贡献在于颁布出台相关具有激励性和引导性的文件，明确产教融合、产学或产学研联合体、人才要素流动通畅、构建混编师资队伍使得校企间交流常态化等政策是资源溢出机制的主要途径。
三、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激励机理研究
伴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良方之一，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有效手段，校企合作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药方。因而，研究校企合作的激励机理，解决校企利益冲突，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校企双主体的深度融合，是解决技术升级的需要，是解决产业转型的需要，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需要。研究校企合作的激励机理，本文基于校企合作的显性主体和隐性主体的视域，显性主体指职业院校和企业，隐性主体指供职于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和供职于企业的人力资本。
（一）校企合作显性主体的激励机理研究
1.学校人力资源的供给和企业需求的统合
职业院校的定位是遵循教育规律，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属性与教师的知识属性密切相关。虽然职业院校（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从2005年的267 855人增加到2014年的572 908人，10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生师比从2005年26.62：1下降到2014年的17.57：1.教师数的增加和生师比的下降，说明职业院校（高职院校）的师资配置在数量上趋向合理。但是，双师型教师严重匮乏，以笔者所在单位的二级学院会计与国贸学院为例，32位专职教师中仅有2位教师来自企业，因此，教师的实践操作等技能与企业的技术型人力资本存在差距，培养的人力资源供给與企业的岗位需求难以啮合。所以，企业参与培养技能型人才，提供包括兼职教师在内的优质资源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和拓展教师的知识属性，宣传企业的战略思想、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优先选择和吸引企业需要的、优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避免逆向选择，从而实现学校人力资源的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有机统合，是校企跨界融合的原动力。 2.非竞争性战略联盟实现资源交互效用
战略联盟的核心观点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组织，在主体独立和资源互为稀缺的前提下，为实现合作双方或者多方共同的、特定的目标而互溢、共享资源的合作关系，有竞争性战略联盟和非竞争性战略联盟两种类型。传统的战略联盟因行业相同而存在竞争性关系故称为竞争性的战略联盟。非竞争性战略联盟是指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中不同产业的两个以上的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的或者特定的目标，双方资源共享、过程共管、平台共创、契约共守的动态的、生态的、演化的联盟关系。非竞争、低成本、多角化和长期性、稳定性、互利性是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显著特征。学校承载教育功能，是典型的非盈利组织，以培养人才为首要职能；企业承载生产要素转换的功能，属于盈利性组织，以实现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校企双方为非竞争性关系，校企跨界融合、深度合作实现差异化资源的交互使用和相互溢出，实现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拓展教师知识结构、课程体系的完善和实现企业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企业文化的传播和员工再教育等功能，形成共赢格局。
3.校企人才资本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协同效应
所谓校企人才资本（教师）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协同效应是指在学校和企业两个不同的时空下，人力资本或者人才资本的个人经历（干中学）、知识属性、研究方向、社会网络等资源要素的差异化，协同合作组成基于某一项目为中长期目标的新的团队产生边际效应递增的效能。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在专项课题研究、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要素资源具有比较优势，企业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在经营管理、技术开发和实操技能等要素资源具有比较优势，两者的差异性决定了两个不同的团队在不同领域活动中效率和质量优先的特征。因此，校企人才资本和人力资本异质性和专属性的跨界协同有利于提高校企双方的认同感、双重网络嵌入、自组织能力、技能型人才可塑性和核心竞争力。
4.政治、政府及法律法规等外部因素的激励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校企合作的主要管制者、主导者和激励者，对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产生重大影响。政治、政府及法律法规等因素对校企合作提供巨大的机会或者巨大的威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上下联动，进一步办好职业教育。李克强总理批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促进双创的战略之举。此外，广西、山西、江西、重庆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类似文件。国家的政治宣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指示批示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奖励政策深化校企合作、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等表明服务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面临巨大的战略机遇期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校企合作隐性主体的激励机理研究
1.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和需求导向的统合
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与企业的人力资本在不改变主体身份的前提下双向流动，校企双方的稀缺资源双向溢出和反复使用，实现溢出资源的附加值提升，同时增加溢出隐性主体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企业的人力资本以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兼职教师等多个身份从事专业群体系研讨、课程设置、专题讲座和一线课堂教学实践，不仅使得职业院校节约教育成本和满足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而且获得额外的工资形式的效价。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以专家、培训师和教师等多个身份从事企业的职员培训、技术攻关和横向课题研究等企业活动，提高了企业员工的一般技能水平、解决了企业的关键技术和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实现其经济边际效应递增的效果。因此，从经济学的视域，该激励机理是市场经济利益分配和需求导向的统合形成的。
2.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意愿的公平理论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主观地将其投入的教育程度、努力程度、经验水平和能力水平等要素与所得到的报酬同参照对象得到的报酬进行横向比较后评判其报酬是否公平。即个人所得的报酬/个人的投入与别人所得的报酬/别人的投入相比较，出现三种状态：大于、小于或者等于。无论是大于（所得过高）还是小于（所得过低）职业院校的人才资本与企业的人力资本都认为是不公平，前者则可能激励人们更加积极的投入校企合作，学校与人才资本、企业与人力资本学校与人力资本、企业与人才资本等显性主体与隐性主体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的契约关系，实现知识的良性溢出和共享；后者则可能导致他们认为付出没有得到重视，逐步滋生负面情绪，减低知识溢出意愿，甚至离开组织，隐性知识溢出完全受阻。两者相等则保持正常的溢出意愿。因此，校企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意愿不仅遵循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和需求导向的统合，同时公平理论是推动隐性知识溢出的基本因素。
3.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意愿的期望理论
弗罗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人们从事某项工作的激励效果完全决定于经其努力后取得预期结果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对个体而言必须具有关键要素的吸引力，个体才会采取特定行动有助于实质上实现价值的努力。可表达为：激励力度=效价×期望值。校企隐性主体在各自单位内的努力、发展、成果、成长和诉求只有得到组织的重视，甚至欣赏，实现相应的效价和期望值（效价和期望值大于零，越大越好），从而乐愿分享隐性知识。反之，则不愿溢出隐性知识。因此，关注职业院校人才资本和企业人力资本等隐性主体的个人目标，协调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激励力度强、既定结果对个体吸引力较大能够提升隐性主体的隐性知识溢出的意愿度。因此，从管理学的期望理论角度，该激励机理是组织治理者统合个人期望和效用形成的，是推动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黃放.英国终身学习政策研究——在应对技能短缺问题中的作用[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2017， 30（1）：58-61.
[2] 姜大源.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应然之策——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的跨界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27）：5-9. [3] 高建斌， 吴泗宗.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J].求索， 2016（10）：54-59.
[4]Roomkin M， Somers G G. The Wage Benefits of Alternative Sources of Skill Development[J]. Indust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