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戏剧和文学

　　《检察风云》：《主角》里写到最大的场面是10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是根据你的真实经历创作的吗？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的？
　　陈彦：确实是我亲身经历的事，1993—1995年，政府经常办一些物资交流大会，规模特别庞大，什么地方人多，政府就在什么地方吸引人，剧团就会去那些地方演出。我当时在省戏曲研究院担任一个剧团的团长，带团在那种场合演出过好多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孩子们来玩的，爬到树上的，钻到舞台底下的，还有进行物资交流的，人声鼎沸。
　　《检察风云》：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柳青的《创业史》是不是对你影响最大的小说？
　　陈彦：我年轻的时候，家乡陕西镇安县文学氛围特别浓，《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以及我们陕西当地的文学期刊《延河》大家都爱读，好像当时的年轻人都在做着文学梦，这是补充自己的一种方式，补充着就可能介入文学了。
　　我读《创业史》是比较晚的事。1980—1985年，能读到一些外国小说了。那时候我读的就比较多了，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莎士比亚全集》。苏联的一些小说也在文学青年中流传。当时“伤痕文学”已经开始流行了，出了一系列特别吸引人的中短篇。

小试牛刀

　　《检察风云》：你觉得戏剧创作对于小说中的对话、人物、戏剧性冲突的把握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吗？
　　陈彦：我一开始写小说，也写散文。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让我试一试，看是不是能写个舞台剧，算是完成一个任务吧。我就写了《她在他们中间》，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和她的学生的故事。报到省里后，我也没有当一回事，结果四五个月之后，我得了二等奖。从这开始我进入戏剧创作，写了很多舞台剧，然后我就调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专业编剧。
　　我有一个观点：世界上很多小说家同时也是戏剧家，也是诗人，戏剧和小说，相通的地方还比较多。你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就是这样，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这一类的作家还比较多，加缪、萧伯纳都是。戏剧的这种言说方式、凝练性、对生活提纯和概括的能力，我认为对于小说也是适用的。同时我认为阅读小说对戏剧创作也大有好处，戏剧需要借鉴小说，戏剧有时候抽得过干，它需要毛茸茸的生活的質感，这就需要向小说学习。
　　《检察风云》：你25岁到西安工作，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专业编剧。我知道你创作非常认真，创作《西京故事》时，你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笔记。深入生活是不是一直是你的创作原则？
　　陈彦：我到西安后写了很多戏，有三部的生命力比较长，像《迟开的玫瑰》推上舞台已经有22年了。《大树西迁》描写的则是上海交大西迁到西安的过程，一开始准备拍影视剧，我去深入生活，在西安交大待了四个半月，在上海交大外教楼还是博士楼我住了30多天，采风下来感觉影视剧不太好弄，那我就先写一个舞台剧，现在这部戏已经上演17年了，观众仍然非常认可。
　　我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会做很多功课。《西京故事》后来我之所以会写成长篇小说，就是因为收集的资料特别多，生活笔记写了很多，舞台剧就只有两个多小时的长度，两万多字容纳不下，后来我就又写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都是因为生活积累，觉得舞台剧展示不完，才写成小说。像我的小说《装台》和《主角》，都是我几十年亲历的生活，可以说都是浸泡式的写法把它写出来的。

《主角》创作扎根陕西的语言

　　《检察风云》：《主角》动笔最早是在2011年，那是你还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时候，当时定的名字叫《花旦》，后来怎么改名叫《主角》的？最初写这样一部小说是为了表现秦腔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吗？
　　陈彦：一开始以“花旦”的名字写了5万多字，当时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院长，觉得生活扑面而来，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后来我从研究院出来后，跳出这个圈子，看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李敬泽看了我的《装台》后给了比较高的评价，后来他说你应该写角儿，你在文艺团体待了这么多年不写角儿可惜了。我说我原来写了一个，放在那了，现在我思想清晰了，准备接着写。我觉得“花旦”像是一个行当的叫法，“主角”更有象征和隐喻，涵盖面更广一些。
　　我调到陕西行政学院之后，有了寒暑假，时间相对宽裕一些，我也想对自己几十年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回眸。虽然不是写自己，但是很多人物的奋斗经历、困境和突围，都和自己生活这方面或那方面有联系，特别熟悉，所以写起来也就特别得劲，写起来也很自然，如果一部小说只是写一个角儿的励志故事，那就太简单了，不是我想要写的东西，总是想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带进来，让读者有带入感。而且我们也经历了这种社会变化历程，的确心里也有想法想表达，借这些事件、人物把它们展示出来。如果完全从正面来写改革开放是一种方法，可是像我这样，写一个乡村的放羊孩子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的历程，由此牵出的社会生活信息会更加丰富。它把中国整个乡村、县城、中等城市、大城市乃至首都和百老汇的生活都勾连起来了。我希望有一个博大的气象，包括小说中涉及的乡村的三五个演员在土台子上的表演、几十个老太太的演出，一直到10万观众这样的大场面，方方面面都涉及了。我觉得还是写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渐变，在这个渐变过程中，人的生命、际遇的改变。
　　《检察风云》：女主角的名字叫“忆秦娥”，怎么想到用一个词牌名来为女主角命名的？这个人物现实中有原型吗？
　　陈彦：没有原型，应该说是多个人物的综合体。我觉得用词牌名也比较特别，字面上看这三个字也有意味在其中。
　　《检察风云》：《主角》里出现了很多具有陕西特色的民间语言，为小说增色不少，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对其他的方言小说，比如沪语《繁花》你怎么看？如果不请教懂沪语的朋友，阅读时会不会有障碍和困难？
　　陈彦：我们的小说用翻译语言多一些，城市化之后，乡村的记忆、地域性的文化记忆越来越少。比如我们看中国传统小说，不管是《金瓶梅》《红楼梦》还是《水浒传》《西游记》，其中有很多地方的方言，今天我们已经不懂了，可是我们揣摩字的意思，会觉得它非常美妙。最近我又在重读四大名著，我反复在想其中的语言，应该说带着地域性的、民族性的语言非常多，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我写三秦文化，肯定要用当地的方言。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特色，就像戏曲如果不用方言，这个剧种就不存在。我想小说也是这样的，我想追求中国的审美、民族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总是要在语言上有一些特色，如果随大流，这小说读起来就没味道。
　　《繁花》我读了，《繁花》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作为一个北方读者感觉是不是沪语用得太多了。一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都会找来阅读，学习借鉴一下，《繁花》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我也特别阅读了，非常快意。但是上海的方言用得过多之后，我们北方人有些地方有阅读障碍，有些话读半天读不懂，理解不了。特别是小说里的“不响”，这也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弄懂“不响”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不影响小说的美。
　　采访：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