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冯友兰曾說，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简单来讲，就是现在人做了好事，他们觉得与古人比还是差一点;现在的人做了坏事，就会感叹人心不古。总体来说，这些人认为今不如昔，希望回到从前。孔子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的理想是恢复周礼，充满了浓浓的复古意识。比如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于自己的学问，孔子坚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这种现象并非旧时中国人独有，现在依然很常见，尤其是一些坏事情出现的时候。比如今人喜欢说“道德滑坡”，其潜台词是以前的道德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上;提起腐败，往往会说以前的领导干部好多了，现在如何如何。即使当下出现一些值得赞美的人，与先贤亦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不少人，也乐于抒写以前某个时代的好，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艳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据冯友兰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大部分人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从人的心理而言，听说的世界总感觉比看到的世界要好。二是中国旧时是农业社会，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对于循环的事情，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而有经验的人常常年高德劭，“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所以，冯友兰认为，随着中国渐变为工业社会，贵古贱今的人很少了。
　　 然而，从今天来看，贵古贱今的人并不少。如果详加分析，发现冯友兰所说的“贵所闻而贱所见”依然适用。对于今天的人，了解古代的主要方式就是书籍，如曾国藩所言：“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读的多了，难免对其中的某些事物产生眷恋，对某个时代产生偏好，比如不少读书人，就对宋朝重视知识分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只是，再客观的书籍，与实际情形都有距离，况且还有不少粉饰之词，这会让人产生认知偏差，想当然地认为某个时代河清海晏，令人向往。如果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大家也乐于选择“宁可信其有”，以此来满足内心的期许。而对于当下发生的事，总觉得不够精彩。
　　 至于冯友兰认为中国原来是农业社会，人们对“古”不知不觉有尊敬之心的说法，恐怕要重新来看。其实，人们对“古”有尊敬之心，与中国是什么社会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比如，现在虽然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不像以前一样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高年”来指导生产生活，但人们对“古”的尊敬并没有消减。一方面，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传统，那么对古代发生的事就不能等闲视之，连民间都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另一方面，对于过去的事，大家或多或少有些敬畏和怀念，会不自觉生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慨，也时常会“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贵古”虽然并不一定会“贱今”，但两者紧密相关。面对今天社会出现的种种病灶，有的人只是发发牢骚，感叹今不如昔，如果你真让他回到从前，便不乐意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心理不足为怪。还有的人“贵古”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今天的我们不要“重复昨天的故事”。
　　 而有的人，正因为有“贵所闻而贱所见”的心态，加上对现实的不满，理所当然地认为世风日下，今不胜昔，“贵古”里往往隐藏着“贱今”。在这样的叙述里，我们能够读到他们对现世的批判，也能够读到他们对自我处境的不满。于是，在有些舆论场里，80后羡慕70后，90后羡慕80后，似乎每一代人都生不逢时，都渴望活在别人的年代里。
　　 然而，事实往往不是这样。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既不是直线向前，也不是循环往复。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你忿忿不平的时代，有时就是别人翘首以待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批判现今的不足，但无需否定整个时代、感叹生不逢时。因为我们对时代的心态，有时和对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正享受的都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