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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肉喇叭”说再见！
革命这两个字，过往被赋予太多色彩，只要一说起革命，至少会联想到暴力。但其实，革命也可以是很开心，很个性，很张扬以及很浪漫的。“超级女声”的拔地而起，被视之革命，很是典雅。
电视媒体迎来了个性传播的新时代。在此之前，由于传播形式和表现方式的一律化和一致性，有些言辞犀利的人，就把这种千篇一律的激越和高亢，称之为“肉喇叭”现象。
“超级女声”的脱茧而出，本身就是对肉喇叭的告别仪式。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终于有机会给普罗大众提供一个尽情宣泄个性的平台。人们惊讶，个性的舒展和张扬，是如此受人追捧，还有什么比“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更让人感到无比快乐的呢？
不要给“超级女声”赋予过多的政治牵强附会。开心就好，难道共和国的公民们，就没有一丝半点开心的权利吗？
拥抱“超级女声”，向“肉喇叭”说再见！
杨锦麟 (凤凰卫视)
超女，娱乐·民主实验
很有人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面对素质如此低下的百姓，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百姓的肠胃消化不了。据说这种观点很主流。这些人对民主有两个撒手锏，一是一棒子打死，因为你们不懂国情；二是坚决否认，因为你们不懂民主。
超女无疑是今年夏天最强劲的风暴，在风暴中，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平等、公开、透明、海选等民主的一些元素。 超女风暴，从头到尾，都是超女们自己的事。那些习惯暗箱操作的人在海选的程序里，稍有风吹草动就被媒体劈头盖脸骂回去。当然他们更怕超女“粉丝”，怕失掉庞大的“粉丝”市场，任何权力的暗箱操作都会导致“粉丝”弃之而去。这个结局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所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一程序。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汇合在一起，协同前行，归于一途。
迟国维(北京)
融进我们血脉的傻劲
读到《马云龙 我就是一堂吉诃德》，（南方人物周刊8月24日第17期）把笔者带回到6年前——在马云龙“手下”作编辑记者的千余个日夜。
老爷子的仗义执言在脸上常常表现为一股子“王爷气”，不认识他的人结合他那光头，会联想到黑社会——一回他独自去洛阳采访，在中巴上被身后的小偷割了包，拿走了钱。他从腰里摸出把短刀搁在肩膀上，头也不回，说：“把钱放回去！”小偷误认为撞上了同行，真的把钱还了给他。可他一笑，你会发现他是和蔼的，甚至有点憨厚。一帮女编辑曾经民意测验：如果必须吻四个领导其中之一，你会亲亲谁？结果马总得票第一——这或许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8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数十万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可截至1999年年底，上报材料还说河南没有艾滋病。2000年，我们写了10个版的《艾滋病在河南》。先是得到熟人的“传话”：有关部门转告两位执笔的记者，天热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冰箱、空调等，稿子最好不发。后是大学同学代表当地求情，说为了“投资环境”“安定团结”等等，稿子千万别发。最后是离休多年的家父来电话，担心发稿后我们的安全。而马云龙始终只说一个字：“发！”
马云龙终于淡出江湖了，可他“与风车作战”的憨劲傻劲悄悄地融进了我们的血脉。他于无言中传授给我们的何谓良知、何谓敬业的财富，我们将回馈社会。
杰弗逊说：“当一个人受到公众信任时，他就应该把自己看作公众的财产。”马云龙已经不可能再有赋闲的“孤独”了。
宋立民（湛江）
杨振宁的“成功论”颇堪玩味
杨振宁说，2004年他曾在清华大学为大一学生上过一学期物理课，此前他曾在美国教过两次大一物理。相比之下，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
判定大学教育成功与否，并无直接量化的标准，但同为诺奖得主的爱因斯坦的一席话可资参照。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爱翁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大学不应是人才的加工厂，或者是生产技工的流水线，而应是培养青年人性灵和谐的场所。那么，权衡大学教育是否成功，就当以它所培育出的学生是否和谐为准。
对中美教育深有研习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感叹道，美国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所以不断地有新的天才出现，而中国是用种种考试凝固学生。在我们周围，常听到有人感叹现如今的大学生多木讷。试想，在种种桎梏的凝固之下，那些可怜的学生又怎能生龙活虎、灵气十足？一个思维僵硬、老气横秋的学生又怎能称得上和谐的人？
学者布迪厄认为，教育的积极社会作用还有更高的要求，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民主行为的实践和示范作用。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大一学生基础扎实”显然仅是形而下的层次，远远没有达到形而上。
石城客（南京）
不能让“超生”成富人特权
当下，富人们生育多少孩子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能够付出因超生而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但是，当超生以特权形式出现时，富人生育给普通人带来的是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想要多生的并非只有富人。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是现有的制度使他们放弃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数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自由实现时，富人却可以通过特权顺利地多生，这种境遇反差鲜明的对比，将破坏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使人们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富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财富越多，责任越大。
李劭强 （南京）
棒打“官煤联姻”
为遏制煤矿事故频发多发势头，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从本质上来说，“官煤联姻”就是公权力寻租，只不过，其寻租行为被巧妙地包装成“投资”、“入股”形式，而“租金”也隐匿在“分红”之内。说破了，官员的所谓“投资”，不外乎是一种“权力入股”。对于心有所图的矿主来说，吸引官员入股，显然也不是看上那点钱，而是因为权力的加盟，可以带来一般投资者所无法产生的巨大收益，比如权力可以为违规的煤矿生产提供保护伞。
但在“有关规定”之外再设“最后期限”，意味着对理当执行的处罚“既往不咎”，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极大地有损于执政者的权威，更根本违背了法治的要义。
吴钩（广州）
李肇星成为“公众明星”
在不到3年时间里，外交部先后举行了8次公众外交“开放日”活动，这种与公众沟通、交流的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我们历来对权力好像有一种“仰视”的习惯，认为权力行使是行政部门的事情，离自己太遥远。然而，李肇星却将国家外交事务这样的“庞然大物”拉进了公众视野，并将倾听民意列入了日常行为规范的行列当中。公众对我国外交有了近距离的认识，外交部也由此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李肇星也成了“公众明星”。
从单纯的处理政府事务到关心民众呼声与利益，到耐心听取与解说外交政策来消除公众的疑虑，外交部如今推行的“公众外交”举措显然是意识到了权力行使“平民根基”的重要性。那么拓展开来想，既然外交部都可以走下“圣坛”，深入公众，那么对于省、市、县等级别的政府部门，是不是更有必要从“衙门”走出来，将倾听百姓声音给“制度化”呢？
愚东方（青岛）
革命这两个字，过往被赋予太多色彩，只要一说起革命，至少会联想到暴力。但其实，革命也可以是很开心，很个性，很张扬以及很浪漫的。“超级女声”的拔地而起，被视之革命，很是典雅。
电视媒体迎来了个性传播的新时代。在此之前，由于传播形式和表现方式的一律化和一致性，有些言辞犀利的人，就把这种千篇一律的激越和高亢，称之为“肉喇叭”现象。
“超级女声”的脱茧而出，本身就是对肉喇叭的告别仪式。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终于有机会给普罗大众提供一个尽情宣泄个性的平台。人们惊讶，个性的舒展和张扬，是如此受人追捧，还有什么比“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更让人感到无比快乐的呢？
不要给“超级女声”赋予过多的政治牵强附会。开心就好，难道共和国的公民们，就没有一丝半点开心的权利吗？
拥抱“超级女声”，向“肉喇叭”说再见！
杨锦麟 (凤凰卫视)
超女，娱乐·民主实验
很有人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面对素质如此低下的百姓，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百姓的肠胃消化不了。据说这种观点很主流。这些人对民主有两个撒手锏，一是一棒子打死，因为你们不懂国情；二是坚决否认，因为你们不懂民主。
超女无疑是今年夏天最强劲的风暴，在风暴中，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平等、公开、透明、海选等民主的一些元素。 超女风暴，从头到尾，都是超女们自己的事。那些习惯暗箱操作的人在海选的程序里，稍有风吹草动就被媒体劈头盖脸骂回去。当然他们更怕超女“粉丝”，怕失掉庞大的“粉丝”市场，任何权力的暗箱操作都会导致“粉丝”弃之而去。这个结局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所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一程序。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汇合在一起，协同前行，归于一途。
迟国维(北京)
融进我们血脉的傻劲
读到《马云龙 我就是一堂吉诃德》，（南方人物周刊8月24日第17期）把笔者带回到6年前——在马云龙“手下”作编辑记者的千余个日夜。
老爷子的仗义执言在脸上常常表现为一股子“王爷气”，不认识他的人结合他那光头，会联想到黑社会——一回他独自去洛阳采访，在中巴上被身后的小偷割了包，拿走了钱。他从腰里摸出把短刀搁在肩膀上，头也不回，说：“把钱放回去！”小偷误认为撞上了同行，真的把钱还了给他。可他一笑，你会发现他是和蔼的，甚至有点憨厚。一帮女编辑曾经民意测验：如果必须吻四个领导其中之一，你会亲亲谁？结果马总得票第一——这或许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8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数十万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可截至1999年年底，上报材料还说河南没有艾滋病。2000年，我们写了10个版的《艾滋病在河南》。先是得到熟人的“传话”：有关部门转告两位执笔的记者，天热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冰箱、空调等，稿子最好不发。后是大学同学代表当地求情，说为了“投资环境”“安定团结”等等，稿子千万别发。最后是离休多年的家父来电话，担心发稿后我们的安全。而马云龙始终只说一个字：“发！”
马云龙终于淡出江湖了，可他“与风车作战”的憨劲傻劲悄悄地融进了我们的血脉。他于无言中传授给我们的何谓良知、何谓敬业的财富，我们将回馈社会。
杰弗逊说：“当一个人受到公众信任时，他就应该把自己看作公众的财产。”马云龙已经不可能再有赋闲的“孤独”了。
宋立民（湛江）
杨振宁的“成功论”颇堪玩味
杨振宁说，2004年他曾在清华大学为大一学生上过一学期物理课，此前他曾在美国教过两次大一物理。相比之下，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
判定大学教育成功与否，并无直接量化的标准，但同为诺奖得主的爱因斯坦的一席话可资参照。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爱翁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大学不应是人才的加工厂，或者是生产技工的流水线，而应是培养青年人性灵和谐的场所。那么，权衡大学教育是否成功，就当以它所培育出的学生是否和谐为准。
对中美教育深有研习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感叹道，美国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所以不断地有新的天才出现，而中国是用种种考试凝固学生。在我们周围，常听到有人感叹现如今的大学生多木讷。试想，在种种桎梏的凝固之下，那些可怜的学生又怎能生龙活虎、灵气十足？一个思维僵硬、老气横秋的学生又怎能称得上和谐的人？
学者布迪厄认为，教育的积极社会作用还有更高的要求，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民主行为的实践和示范作用。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大一学生基础扎实”显然仅是形而下的层次，远远没有达到形而上。
石城客（南京）
不能让“超生”成富人特权
当下，富人们生育多少孩子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能够付出因超生而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但是，当超生以特权形式出现时，富人生育给普通人带来的是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想要多生的并非只有富人。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是现有的制度使他们放弃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数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自由实现时，富人却可以通过特权顺利地多生，这种境遇反差鲜明的对比，将破坏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使人们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富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财富越多，责任越大。
李劭强 （南京）
棒打“官煤联姻”
为遏制煤矿事故频发多发势头，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从本质上来说，“官煤联姻”就是公权力寻租，只不过，其寻租行为被巧妙地包装成“投资”、“入股”形式，而“租金”也隐匿在“分红”之内。说破了，官员的所谓“投资”，不外乎是一种“权力入股”。对于心有所图的矿主来说，吸引官员入股，显然也不是看上那点钱，而是因为权力的加盟，可以带来一般投资者所无法产生的巨大收益，比如权力可以为违规的煤矿生产提供保护伞。
但在“有关规定”之外再设“最后期限”，意味着对理当执行的处罚“既往不咎”，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极大地有损于执政者的权威，更根本违背了法治的要义。
吴钩（广州）
李肇星成为“公众明星”
在不到3年时间里，外交部先后举行了8次公众外交“开放日”活动，这种与公众沟通、交流的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我们历来对权力好像有一种“仰视”的习惯，认为权力行使是行政部门的事情，离自己太遥远。然而，李肇星却将国家外交事务这样的“庞然大物”拉进了公众视野，并将倾听民意列入了日常行为规范的行列当中。公众对我国外交有了近距离的认识，外交部也由此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李肇星也成了“公众明星”。
从单纯的处理政府事务到关心民众呼声与利益，到耐心听取与解说外交政策来消除公众的疑虑，外交部如今推行的“公众外交”举措显然是意识到了权力行使“平民根基”的重要性。那么拓展开来想，既然外交部都可以走下“圣坛”，深入公众，那么对于省、市、县等级别的政府部门，是不是更有必要从“衙门”走出来，将倾听百姓声音给“制度化”呢？
愚东方（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