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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仲元，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修英文，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工作，1987年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从那时起到2008年，整整21年时间，国仲元一直参与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的事务……
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一事“缓办”
1987年4月，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国仲元，由教育部借调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北京大学外事处原处长、时任公使衔参赞的倪孟雄。
国仲元来到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上班的第一天，倪孟雄参赞便要他到使馆指定的房间，先行阅读和熟悉与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有关的信件、报告等档案文书。倪孟雄告诉国仲元，阅读之后，他们将一起去拜会司徒雷登的主要助手傅泾波，向他通报：先前曾商议的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一事，接到国内指示，要“缓办”。在此之前，曾在燕京大学就读的国仲元，只是从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著名文章中知道了司徒雷登校长的名字。
国仲元阅读的材料有两份：一份是1986年中央批准司徒雷登归葬燕园的文件：另一份是外交部在1987年4月的通知，说因为有不同意见，此事暂缓办理，要求通知傅泾波先生。
原来，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京原燕京大学之墓地。”遗嘱中还提到，1946年周恩来离开南京前送给他的礼物，一个仿明式的清代花瓶，也应物归原主，回到中国。
实际上，火化并不符合基督徒的传统，但为了便于归葬，司徒雷登破了规矩选择火化。1962年9月19日，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辞世。他的骨灰长期安放在傅泾波家中，经常有在美国的燕大校友前去吊唁。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政府组织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趁此机会回到了她幼年生活的北京。父亲让她带口信给周恩来表示问候。周恩来知晓后，以个人名义向傅泾波发出邀请，傅随即在1973年回到中国，前后住了10个月。但当时中国政局波诡云谲，傅泾波没能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则指示专人负责，派富有经验的裁缝前来，为傅泾波量身定制了三套西服，作为以周恩来名义赠送的礼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谈及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事情。
1983年，“文革”结束已经7年，傅泾波又来到北京，见到了当时负责海峡两岸事务的杨尚昆，两人有一番长谈，杨尚昆希望傅泾波为两岸统一发挥作用。
然而，回到美国后，傅泾波的身体日渐衰弱。1985年11月，傅泾波委托正在撰写司徒雷登传记的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代拟致邓小平的信，希望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燕园。信中强调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双亲和妻子均安葬在中国，希望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待归葬司徒雷登一事，不涉及历史评价。
1986年1月2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亦为燕大校友的韩叙来到傅泾波住处，专门商洽此事。傅泾波将委托林孟熹代拟的信交给韩叙，并希望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花瓶送还中国。
十年之后重启归葬事宜
198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接收司徒雷登收藏的周恩来所赠花瓶，并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在燕园临湖轩一带。
没想到，事情会很快发生变化。当年11月，傅泾波就听说北大有人不赞成此举。进入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变动，对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的原有决定也变化了。4月，外交部向驻美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通知傅泾波先生，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一事“暂缓办理”，同意接收傅泾波先生送回的花瓶。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华盛顿辞世，推动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的事情，则主要由他的儿子、此时已是美军二星将军的傅履仁来负责。
2006年5月，傅履仁担任美国第四任“百人会”会长，该会成员都是有影响的华裔人士，最初由著名建筑家贝聿铭、音乐家马友友等人发起。就在这个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团访问美国，经“百人会”公共关系部主任安平女士安排，“百人会”在华盛顿宴请了习近平。
在席间，傅履仁谈起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事宜。此后不久，傅履仁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来信。信中说，原定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已经中央批准，后来没有安葬，如拟安葬在杭州，需正式提出报告，请有关部门批准。傅履仁即请安平和国仲元起草回信，后由安平执笔完成。
这时，浙江杭州的司徒雷登故居已作为历史文化遗址向公众开放。2007年12月，傅履仁和两个姐姐一起来到杭州，参观经过修缮的故居，并参加司徒雷登遗物捐赠仪式。
12月3日晚，时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宴请傅家姐弟，安平和国仲元也出席了。宴会开始前，主宾在会客厅小坐寒暄，周国富对傅履仁说：“如果司徒雷登骨灰在杭州安葬，我们欢迎。”
第二天下午，浙江省外事办派来一辆专车，由名人紀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沈建中陪同傅履仁，去看拟议中的司徒雷登安葬地——杭州安贤园，国仲元随行。参观之后，可以看出傅履仁已有明显的同意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的意向。安贤园陵园也给国仲元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校长回到杭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归宿。”
经过讨论，大家逐渐认为，杭州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还有父母故居，长眠在出生之地也有充分的道理，而且这是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最快捷的途径。
司徒雷登的最后一程
2008年春夏之间，确定了司徒雷登墓地在杭州安贤园名人园中的位置，相应的设计和施工顺利进行。9月25日，浙江省外事办主任阮忠训致信傅履仁，确定安葬仪式于11月17日举行。
次日，傅履仁告知国仲元，他同意来自杭州的意见，将和夫人参加安葬仪式。两位姐姐因身体欠佳，此次不能来杭。
送归司徒雷登骨灰盒的事务即着手安排。傅履仁从早先的司徒雷登卧室中取出了久存的骨灰盒。它是木制的，重约16公斤，有一个铁制提手，可能是当初为了便于携带安装的。但现在已经不便于年事渐高的傅履仁携带了。
经向几家航空公司询问，傅履仁又请老朋友、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代向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了解，都答复这样的骨灰盒不能由个人携带，建议将骨灰取出，装袋携行。
于是，骨灰盒被送到殡仪馆，打开外面的木盒，里面却是一个密封的铜制盒子。原来，这些事务都是当年由傅泾波亲手操办的，傅履仁不知道细节。操作人员说，如果再要打开，就得把盒子熔化、锯开甚至炸开，但这样会损坏骨灰。无奈之下，傅履仁夫人建议，司徒雷登曾是驻华大使，能不能问问美国国务院，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个建议马上被采纳。
10月9日，傅履仁告诉国仲元，当天上午接到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肯尼迪发来的通知，他们（美国国务院）负责将司徒雷登的骨灰盒送到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傅履仁11月14日到达上海后，再加以确认。
此后的运送过程是，10月16日上午，美国外交信使队送司徒雷登骨灰盒到韩国首尔，暂存那里的美国外交信使中心，然后于10月20日送达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
为护送司徒雷登的最后一程，傅履仁和夫人于11月14日抵达上海，准备去美国总领馆将骨灰盒取出。在联系时，美国驻沪总领事康碧翠告诉傅履仁：“总领馆将专门安排护送大使（司徒雷登）去杭州。”
2008年11月17日10时，杭州市名人纪念馆馆长胡耀清主持安葬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和丈夫，及领事馆几位官员。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也前来参加仪式。
从此，司徒雷登长眠在了出生之地杭州……
（摘自《名人传记》钱江）
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一事“缓办”
1987年4月，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国仲元，由教育部借调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北京大学外事处原处长、时任公使衔参赞的倪孟雄。
国仲元来到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上班的第一天，倪孟雄参赞便要他到使馆指定的房间，先行阅读和熟悉与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有关的信件、报告等档案文书。倪孟雄告诉国仲元，阅读之后，他们将一起去拜会司徒雷登的主要助手傅泾波，向他通报：先前曾商议的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一事，接到国内指示，要“缓办”。在此之前，曾在燕京大学就读的国仲元，只是从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著名文章中知道了司徒雷登校长的名字。
国仲元阅读的材料有两份：一份是1986年中央批准司徒雷登归葬燕园的文件：另一份是外交部在1987年4月的通知，说因为有不同意见，此事暂缓办理，要求通知傅泾波先生。
原来，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京原燕京大学之墓地。”遗嘱中还提到，1946年周恩来离开南京前送给他的礼物，一个仿明式的清代花瓶，也应物归原主，回到中国。
实际上，火化并不符合基督徒的传统，但为了便于归葬，司徒雷登破了规矩选择火化。1962年9月19日，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辞世。他的骨灰长期安放在傅泾波家中，经常有在美国的燕大校友前去吊唁。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政府组织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趁此机会回到了她幼年生活的北京。父亲让她带口信给周恩来表示问候。周恩来知晓后，以个人名义向傅泾波发出邀请，傅随即在1973年回到中国，前后住了10个月。但当时中国政局波诡云谲，傅泾波没能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则指示专人负责，派富有经验的裁缝前来，为傅泾波量身定制了三套西服，作为以周恩来名义赠送的礼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谈及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事情。
1983年，“文革”结束已经7年，傅泾波又来到北京，见到了当时负责海峡两岸事务的杨尚昆，两人有一番长谈，杨尚昆希望傅泾波为两岸统一发挥作用。
然而，回到美国后，傅泾波的身体日渐衰弱。1985年11月，傅泾波委托正在撰写司徒雷登传记的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代拟致邓小平的信，希望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燕园。信中强调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双亲和妻子均安葬在中国，希望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待归葬司徒雷登一事，不涉及历史评价。
1986年1月2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亦为燕大校友的韩叙来到傅泾波住处，专门商洽此事。傅泾波将委托林孟熹代拟的信交给韩叙，并希望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花瓶送还中国。
十年之后重启归葬事宜
198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接收司徒雷登收藏的周恩来所赠花瓶，并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在燕园临湖轩一带。
没想到，事情会很快发生变化。当年11月，傅泾波就听说北大有人不赞成此举。进入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变动，对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的原有决定也变化了。4月，外交部向驻美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通知傅泾波先生，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一事“暂缓办理”，同意接收傅泾波先生送回的花瓶。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华盛顿辞世，推动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的事情，则主要由他的儿子、此时已是美军二星将军的傅履仁来负责。
2006年5月，傅履仁担任美国第四任“百人会”会长，该会成员都是有影响的华裔人士，最初由著名建筑家贝聿铭、音乐家马友友等人发起。就在这个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团访问美国，经“百人会”公共关系部主任安平女士安排，“百人会”在华盛顿宴请了习近平。
在席间，傅履仁谈起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事宜。此后不久，傅履仁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来信。信中说，原定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已经中央批准，后来没有安葬，如拟安葬在杭州，需正式提出报告，请有关部门批准。傅履仁即请安平和国仲元起草回信，后由安平执笔完成。
这时，浙江杭州的司徒雷登故居已作为历史文化遗址向公众开放。2007年12月，傅履仁和两个姐姐一起来到杭州，参观经过修缮的故居，并参加司徒雷登遗物捐赠仪式。
12月3日晚，时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宴请傅家姐弟，安平和国仲元也出席了。宴会开始前，主宾在会客厅小坐寒暄，周国富对傅履仁说：“如果司徒雷登骨灰在杭州安葬，我们欢迎。”
第二天下午，浙江省外事办派来一辆专车，由名人紀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沈建中陪同傅履仁，去看拟议中的司徒雷登安葬地——杭州安贤园，国仲元随行。参观之后，可以看出傅履仁已有明显的同意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的意向。安贤园陵园也给国仲元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校长回到杭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归宿。”
经过讨论，大家逐渐认为，杭州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还有父母故居，长眠在出生之地也有充分的道理，而且这是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最快捷的途径。
司徒雷登的最后一程
2008年春夏之间，确定了司徒雷登墓地在杭州安贤园名人园中的位置，相应的设计和施工顺利进行。9月25日，浙江省外事办主任阮忠训致信傅履仁，确定安葬仪式于11月17日举行。
次日，傅履仁告知国仲元，他同意来自杭州的意见，将和夫人参加安葬仪式。两位姐姐因身体欠佳，此次不能来杭。
送归司徒雷登骨灰盒的事务即着手安排。傅履仁从早先的司徒雷登卧室中取出了久存的骨灰盒。它是木制的，重约16公斤，有一个铁制提手，可能是当初为了便于携带安装的。但现在已经不便于年事渐高的傅履仁携带了。
经向几家航空公司询问，傅履仁又请老朋友、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代向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了解，都答复这样的骨灰盒不能由个人携带，建议将骨灰取出，装袋携行。
于是，骨灰盒被送到殡仪馆，打开外面的木盒，里面却是一个密封的铜制盒子。原来，这些事务都是当年由傅泾波亲手操办的，傅履仁不知道细节。操作人员说，如果再要打开，就得把盒子熔化、锯开甚至炸开，但这样会损坏骨灰。无奈之下，傅履仁夫人建议，司徒雷登曾是驻华大使，能不能问问美国国务院，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个建议马上被采纳。
10月9日，傅履仁告诉国仲元，当天上午接到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肯尼迪发来的通知，他们（美国国务院）负责将司徒雷登的骨灰盒送到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傅履仁11月14日到达上海后，再加以确认。
此后的运送过程是，10月16日上午，美国外交信使队送司徒雷登骨灰盒到韩国首尔，暂存那里的美国外交信使中心，然后于10月20日送达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
为护送司徒雷登的最后一程，傅履仁和夫人于11月14日抵达上海，准备去美国总领馆将骨灰盒取出。在联系时，美国驻沪总领事康碧翠告诉傅履仁：“总领馆将专门安排护送大使（司徒雷登）去杭州。”
2008年11月17日10时，杭州市名人纪念馆馆长胡耀清主持安葬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和丈夫，及领事馆几位官员。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也前来参加仪式。
从此，司徒雷登长眠在了出生之地杭州……
（摘自《名人传记》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