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没有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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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债务谈判出现微弱曙光。
  当地时间2月21日,希腊内阁批准了关于债务大规模减记计划和额外削减3.25亿欧元支出的两项议案。
  同日,欧元区财长达成了对希腊总额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协议。根据此协议,希腊私营部门债权人通过大规模债券置换将其所持有的希腊债券的面值减记53.5%,希腊未偿债务减少1070亿欧元。
  尽管如此,紧缩政策之后将伴随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希腊仍无法以内生增长来偿还高企的债务,这一点曙光并不足以平息全球投资者的担忧。
  2月17日,年届古稀、曾参与欧元诞生、欧盟发展和扩大的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造访北京,在中国大饭店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
  普罗迪对今日欧洲所陷入的危机并不吃惊,亦不忧心忡忡。普罗迪认为,欧元区各国在政治上一步步地妥协,与欧元从初步的货币统一走向下一步的财政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危机警醒和时间磨合是必要历程。
  自1967年7月1日欧洲共同体诞生始,欧洲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坚定笃行,今日统一的货币联盟已经历了近50年的酝酿、筹备和积累。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约束,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受高额赤字所累,欧债危机爆发并一再深化,欧元存续面临挑战。
  “欧洲各国经济从欧元中获益颇多,我们没有任何替代选择,也没有回头路。”普罗迪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让希腊退出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会逐个袭击其他国家,而最终会终结欧元,没有人将会从欧元区解体中获得好处。
  欧元诞生时,来自欧洲各国的政治阻力,导致财政约束在当时并不可行。十年之后,危机爆发,倒逼各国政治底线后退,财政政策迈出改革和融合的第一步。
  普罗迪表示,“这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决策机制,也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概念。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联盟已经进行了不可估量的努力,我并不吃惊未来仍需要漫长的时间。”
  1996年,普罗迪被推选为意大利总理候选人,并在大选中一举成功当选总理并执政至1998年。期间,意大利成为首批欧元区成员国。
  1999年,普罗迪被推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其任职期间,他成功地推动了欧元,促成了欧盟吸收中、东、南欧国家入盟,使其成员达到25个,并全力支持和推动了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
  2006年,他在选举中再一次获胜,出任意大利总理并任职至2008年5月8日。
  
  希腊纾困
  《财经》: 希腊政府已通过紧缩计划,欧盟也决定为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但金融市场走势显示投资者并未舒怀,担忧情绪不减。你对希腊债务危机未来的解决有信心吗?
  普罗迪:危机之下,我十分乐观。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欧洲不得不走向团结,因为欧元的持续运行是德国、希腊等国的共同利益。自德国始,及至每个欧洲国家,任何替代选择都会更加糟糕。我们讨论、谈判、博弈,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当然必要的紧缩计划仍将制定。处理希腊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执行严峻的紧缩政策时,避免希腊民众的牺牲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我认为希腊议会已经做了所能想象的最大程度的牺牲,此计划最终也将被谨慎地执行,这就是我在长久危机之下并不表现悲观的原因。
  欲重塑现有机制需要大量的时间,欧债危机最终会见曙光,但是我们需要慢慢来。
  
  《财经》:希腊仍然有超过20%的失业率,政府债务高达3510亿欧元,在国际市场中毫无竞争力,债务偿还仍不具有可持续性,紧缩之后希腊会非常困难,希腊复兴之路在哪里?
  普罗迪:这就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希腊的原因。我们必须帮助希腊走出债务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否则问题永远不会解决。在一段时间内希腊经济形势会比较紧张,但是我不认为希腊会走不出来。
  
  《财经》:有学者称,最好让希腊离开欧元区,否则希腊将会因失业率和社会动荡而付出过高的代价。如果希腊回归原有货币,可以通过本币贬值和债券违约来拯救自身经济。如何看待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建议?
  普罗迪: 我一点都不同意,若希腊退出欧元区,情况也不会更好。希腊会爆发恶性通货膨胀,他们目前的债务状况将导致希腊走入更大的灾难。
  没有一个欧元区国家有任何兴趣希望希腊发生灾难。因为如果让希腊退出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会逐个袭击欧元区其他国家,而最终会终结欧元。
  德国作为欧元区的领袖国家,其在过去积累的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也是得益于欧元,得益于意大利等国家没有像以往一样贬值货币。德国不像瑞士,德国依靠出口和制造业;若欧元解体,欧洲货币间汇率自由浮动,新的德国马克将会面临大幅升值,届时德国出口额将立即消失。
  谁将在欧元解体之后获得好处?我的回答是:没有人。
  
  下一步:财政联盟?
  《财经》:当前有共识说,欧元区必须加强财政联盟以加固现有的货币联盟,但是这需要时间,你心中是否有一番图景,欧洲怎样才能走向财政联盟?需要做些什么?
  普罗迪:逻辑上,财政联盟和货币联盟应该是一体的,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是政治规则的一部分。
  当年我也努力推动欧元区结成财政联盟,但并不可行。想想看,在欧洲实现同一货币已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努力,而欧洲国家内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进行财政约束阻力很大。我记得德国总理当年对我说,长期来讲我们必须有财政联盟,但是在此刻从政治上说做不到,当时摈弃马克之前已经有大幅的升值。欧洲调整这个结构需要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但是货币政策的统一必须伴随财政政策的规划,这点从一开始就是明晰的。我们需要一次危机,而这场危机现在已经到来。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 “我知道财政政策并不在议程上,很多年之后会有危机,来促使财政政策的变革。”这是政治上的困难改变了欧元图景的生动例子。
  正如苏联解体的过程,或者有政变或者战争,很快能分崩离析,否则国家的组合和分离是需要时间的。在欧洲,我们已经有共同的市场和共同的契约,但是欧元的进程我们也走了将近50年才到今天。我并不吃惊我们未来还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因为这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概念。货币和军队是国家的两大支柱,这相当于改变了半个国家,是极大的飞跃。
  
  《财经》:你任职意大利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正是欧元诞生期。回首思考,你如何评价欧元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其优势和劣势如何?
  普罗迪: 欧元正式流通以来,八年间运行良好,两年前投机者开始攻击不同国家的市场时才出现问题。
  欧元地区比美国地区巩固很多,财政赤字比美国低很多,加利福尼亚州预算赤字状况更差于希腊,不过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我们应该继续从欧元中获益,而不是走回头路,危机解决需要时间。在政治上我们又得时时面临选举的压力,所以需要谨慎地推进进程。
  
  《财经》:欧洲央行通过推行长期再融资计划(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 LTRO)向金融市场中注入流动性。欧洲央行也在危机中越陷越深,其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前后是否有所变化?将来是否会由欧洲央行发行泛欧元债券?
  普罗迪:虽然从法律角度上什么都没变,但是从行为角度上一切都变了。欧洲央行的政策意图已经超越了最初设立时的计划,这恰恰是过去所发生的转变点。当然,欧洲央行还不全然像美联储,毕竟美联储还有很多其他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信用恐慌,欧洲央行不得不推出货币政策,而且很明显,这一政策超出我们先前理解的欧洲央行的职能边界。
  至于泛欧元债券,短期内不会有,但是长期会有的。从政治上说,这是慢慢会实现的改变。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如果没有共同的立场,欧元债券很难在未来推行,我们也不会有健康的欧元。
  
  《财经》:欧洲央行的LTRO操作释放的流动性可以拯救欧洲吗?
  普罗迪:这已经改善了银行的状况,这不是终结的一揽子方案,但是为解决问题争取了时间。
  
  意大利复苏
  《财经》:意大利私人经济实际运行不错,其问题主要来自公共部门负债。你如何看待高负债率下,意大利福利体系的未来?
  普罗迪:意大利加入欧元时,债务占GDP比是120%,现在该比例仍是120%上下,这并不是新闻。但是自此刻起,财政赤字被严格控制仍是紧迫的选择。意大利债券的信用状况堪忧,但是我们仍然在无纾困的情况下成功按时付息。
  福利体系的现状正如你所说,但是我们已经做出改变。目前的意大利养老金体系是欧洲最好的,意大利政府在去年12月已推出一揽子紧缩计划,民众业已做出牺牲,将退休时间延后,此刻可以说我们未来的福利体系是稳定的。
  当然,意大利需要付这么高的利息,在欧元框架下需每年偿还一定数量的负债,但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鉴于当前严厉的政府,很明显这是容易做到的。意大利政府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因为其国债的剩余期限都很长,未来数月也足够蒙蒂政府来控制债券的利差。我的预期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很实际的。
  
  《财经》:激进的紧缩政策之后,蒙蒂政府已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在高债务低增长的环境下,意大利仍然很脆弱,意大利未来可能遭遇哪些风险?
  普罗迪:这是另外一面。长期我们需要经济增长,只有增长后债务才是可负担的。改革计划中的经济增长部分已经被采纳,而劳动改革当前正在讨论中。意大利已经采取了很多痛苦的决策,剩下的也都会一一跟上,对此我是乐观的。虽然这些政策都为经济复苏量身定做,但是如果整个欧洲经济停滞不前,意大利经济也会复苏乏力,当然这是最差的情形。
  我们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在如此的紧缩计划之下为何经济还不会复苏。复苏必然不会是今年,而是明年二季度开始。
  欧元区的调整不仅仅是财政赤字国家需要努力,盈余国家也要承担责任。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希望德国作出决定,来增加其经济增长。现在德国经济大量仰仗出口,如果德国能扩大内需,足以帮助意大利、法国等恢复经济。
  
  《财经》:德国都有哪些政策选择?是期待他们自身财政刺激,还是直接抒困其他国家?
  普罗迪:这是德国的决定。我们所能期望的是,德国刺激其内部需求。这一点可以从不同工具来实现,例如增加商业零售、减税等等。德国政府应该起到领导欧洲的作用。
  
  《财经》:而德国的决定是号召财政赤字国家降低预算,缩减财政支出。而这一切将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萎缩。你如何看?
  普罗迪:财政紧缩是必要的,但是经济体系的重构也是恢复整个欧洲秩序平衡的重要一步。财政的自律需要被执行,长期的赤字在同一个货币联盟中是不被允许的,然后下一步就需要重振经济。欧洲国家的确需要共同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紧缩,不能像希腊不停地支出,把巨大的债务都藏在地毯下。
  现在回想为什么当初这些会发生?欧元建立时,希腊已有3%的财政赤字,当时我跟德国、法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我说我们得要求其他国家控制资产负债表,但是德国和法国对此说不,所以希腊才会一路绿灯失去控制。
  
  《财经》:所以你很多年前已经预见了这些情况会发生?
  普罗迪: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就说,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很愚蠢,所有人都会埋怨他们。
  但事实上也没有那么错,因为很明显,在政治上你需要一步一步地来。欧元这个货币联盟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银行的政策,而是政治选择,这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决策机制。
  想象中国和日本有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会怎样?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历史上也是一样的,站在这个立场,你即可以想象我们在政治上需要多少时间,而仅技术问题我们找一些学者马上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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