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在与内地疏离了近四十年之后，西藏重新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西藏僧俗精英会愿意接受这种命运？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滕华睿（Gray Tuttle）博士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书要探讨的主题。该书二○○五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香港大学出版社则在二○一二年出版了陈波博士汉文译本。滕华睿认为，民国时期部分汉藏僧俗精英对佛教文化的共同认同和积极倡导，是让之后西藏愿意重新拥抱中华国家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佛教造就了现代中国。
　　在第一章，滕华睿回顾了藏传佛教徒作为链接清帝国和西藏中介的传统。清朝征服西藏后，由当地僧俗精英实施统治权，而帝国的满洲和蒙古精英则只负责与这些僧俗精英进行合作，进而维持对西藏的控制。在这一合作体系中，藏传佛教徒充当了中介的角色。清代早期，达赖喇嘛通过派驻北京和五台山的僧人代表和朝廷进行联系。而随着帝国对青海的征服，来自那里的喇嘛就成了皇帝与西藏方面沟通的使者。有清一代，朝廷让管理宫禁事务的内务府负责藏传佛教徒事务，凸显了藏传佛教徒事务在帝国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同时，朝廷严格限制汉人介入涉藏事务，不仅在涉藏事务的主要官员任命上几乎排除了汉人，也不鼓励涉藏汉文文献创作，这导致清帝国解体前内地汉人对西藏了解极少。滕华睿认为清帝国区隔汉人和满、蒙、藏、回等内陆亚洲诸族乃是为了避免帝国因整体汉化而衰落。
　　但是俄国和英国商业利益在西藏的扩张引起了帝国精英的极度担忧，进而改变了清帝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章，滕华睿叙述了帝国精英如何试图将西藏拉入民族—国家的结构中。由于清帝国晚期各地叛乱频发，平叛主力—汉人精英的力量随之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得到提升，他们现在可以染指之前遭到禁入的内陆亚洲事务。就西藏而言，帝国第一次允许一位汉人—张荫棠担任了驻藏帮办大臣。面对俄、英的威胁，张的应对策略是民族主义，即削弱西藏的自治地位，将之整合进中华民族—国家的结构中。张的策略被汉军旗人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继承，他们在康藏一带强力推行整合计划。帝国的民族主义策略引起藏人的极大抵抗，他们趁辛亥革命爆发赶走驻藏官兵从而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旦达赖喇嘛的政府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西藏统治精英就跟之前的汉人一样对内实施集权化的民族主义策略。这让原来享受自治地位的部分寺院精英难以忍受，其中包括了九世班禅喇嘛和诺那呼图克图，他们最终选择流亡内地。当然，满洲精英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意识到帝国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设计出一套“五族大同”话语以图挽救危亡，中心思想是：合满、蒙、汉、藏、回为一个公民体。这套话语虽然没有挽救清帝国，但汉人继承者却接受下来，希冀保有帝国疆土。
　　不过，因为民国政府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所以仅凭“五族共和”之类的话语断难恢复西藏等清帝国疆土。滕华睿指出，幸运的是，当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都显乏力的同时，汉人开始改变对藏传佛教的敌视态度，而这反过来将在日后增进西藏对汉地的好感。在第三章，滕华睿描述了现代汉传佛教徒是如何变得愿意接受藏传佛教徒的。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晚清俗家居士杨文会，作为外交官，他在与海外佛学研究者的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其他佛教系统与汉传佛教一样，也具有很大的正面价值，而且这些佛教系统典藏中有许多汉传佛教中没有的文本。杨文会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太虚法师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汉传佛教徒。太虚法师通过创办佛学院鼓励学生去了解藏传佛教。就在部分汉传佛教徒试图了解藏传佛教时，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徒也在展现自己的魅力。七世章嘉呼图克图说服了袁世凯放弃没收内地佛教寺院财产，蒙古族喇嘛白普仁和藏族喇嘛多杰觉拔通过一系列消灾和护国密宗法会引起了汉人的兴趣。当这两拨人相遇时，火花擦出了：以大勇、法尊和能海为代表的汉僧们决定去西藏求法。而以班禅喇嘛、诺那呼图克图和多杰觉拔为代表的旅居内地藏僧则积极开展在内地传法。第四章继续讲述汉僧在藏地的遭遇以及藏僧在汉地的遭遇。汉僧的入藏求法之旅遭遇了财力、语言、文化、自然和政治障碍，几位坚持下来的人不得不依靠当地藏族喇嘛的帮助，也因此，法尊和能海两位汉僧与帮助他们的个别藏族喇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关系。而内地的汉人居士则继续邀请旅居内地的藏族喇嘛做法事，这些俗家居士甚至引导政府卷入此类法事，一个显著的事件是多杰觉拔受俗家居士之邀入川办密宗法会，四川军政要人争相欢迎并布施。太虚看到四川军政要人对佛教的兴趣，便争取到他们支持创办汉藏教理院，以便学生们即便在内地也可学习藏语和藏传佛教知识。
　　在四川军阀通过宗教与西藏发生联系时，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则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加强与西藏的联系。为了结束西藏事实上的疏离状态，国民政府诉诸五族共和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国民政府这些意识形态修辞看起来并没有对旅居内地的藏族喇嘛产生多大影响。滕华睿在第五章通过分析与九世班禅喇嘛有关的藏文和汉文文献来证明国民政府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滕华睿发现，在他读到的九世班禅喇嘛藏文文献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五族”概念，并且完全没有采用汉语中的“民族”概念。这些概念仅是偶尔出现在九世班禅喇嘛代表所发布的汉文材料中。滕华睿分析发布时机和修辞使用后认为，九世班禅喇嘛选择使用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话语仅仅是为了讨好特定的听众，自己并没有真心接受。
　　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失败之际，国民政府在戴季陶的努力下，用藏传佛教自己的术语，成功地将旅居内地的藏传佛教徒们包容进来，把宗教和政治的角色合并在给与这些大活佛的职位上。在第六章，滕华睿分析戴季陶的努力和大活佛的积极回应。戴季陶主动邀请九世班禅喇嘛来南京传法，并在法会上和夫人接受密宗灌顶仪式和佛名，之后又请国民政府授予班禅喇嘛“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封号，班禅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一封号。在利用宗教吸纳九世班禅喇嘛之后，国民政府又授予他政治性职位—西陲宣化使，以助国家安抚边疆。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笼络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戴季陶还积极倡导佛教本身和藏传佛教领袖对国家的重要性。戴季陶的努力显然得到了积极的成果，藏传佛教迎来了在内地活动的高潮，而班禅喇嘛开始使用“五族”和“民族”话语，并积极帮助国民政府安抚边疆，直到一九三七年在青海去世。 　　班禅喇嘛的去世，标志着汉僧将代替藏族高僧主导在内地的藏传佛教活动。这些汉僧通过兴办教育、宗教交流来促进汉藏文化的结合。第七章便是围绕着内地藏传佛教教育的本土化来阐述汉藏文化的链接。太虚法师的汉藏教理院在开办数年之后，主要师资逐渐替换曾经在藏区求过学的汉僧。汉僧能海也在内地开办佛教道场并创办藏文佛经翻译中心。国民政府和内地军阀也并未因部分旅居内地藏族高僧的圆寂而放弃对藏传佛教和文化的支持，他们继续资助汉藏交流、藏传佛教活动、藏文字典出版、藏族人才培养等。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惯性支持甚至延续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以致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的藏传佛教僧人，一九四九年后还继续在体制化的佛教中发挥着显著作用。所有这些，都促使一九五一年前后的西藏众多僧俗精英们相信回归中华国家，并不会影响政教大业的发展。
　　滕华睿这本著作的一大亮点是利用文化范式解释了在西藏回归中华国家过程中制度论未触及的现象。戈尔斯坦在他的巨著《西藏现代史（1913—1951）》中将西藏回归主要归因于制度主义：一方面，处于传统政教制度下的西藏社会，保守力量异常强大，以致现代化改革努力屡遭失败，导致其军事力量难以抵抗身经百战且装备优良的中共军队；另一方面，传统政教制度塑造出来的西藏精英，又长期安于自我封闭，失去向国际社会寻求承认其独立地位的机会。制度主义展示出西藏回归中华国家的被动性，却未能很好解释回归中的主动一面：当时西藏的许多贵族和寺院精英并不认为接受《十七条协议》就是坏的选择，他们建议达赖喇嘛要和汉人合作。这些僧俗精英相信中国是佛国，回归中华国家，可以保持西藏政教大业不堕。正如我们所知，民国时期的西藏和汉地，交往并不频繁，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西藏都缺乏有效的教育和宣传工具向僧俗精英灌输此类观念。滕华睿这本书则给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奥秘，西藏僧俗精英在宗教上对汉人的正面观感来自民国时期汉藏宗教上的交流。无论是内地汉僧、俗家居士还是军政要员都给旅居内地的藏传佛教徒造成一种印象：汉人和他们的精英尊重佛教，值得信赖。滕华睿觉得这种印象也影响了在西藏的僧俗精英，从而促成一九五一年中共解放西藏相对顺利。但是，当检视一九五一年前后的历史，我们应该注意到，由好感产生实际政治效果的过程并不简单。一九四九年，西藏当局以涉嫌“中共特务”为由将国民政府所有在藏官员尽行驱逐。“驱汉事件”表明，执政的藏人僧俗精英中存在着很大一股对汉人的敌视力量，只是他们在昌都战役失利后遭到了挫败，给了亲汉者上位的机会。
　　这本著作除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滕华睿对佛教之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重要性的再发掘，给中共处理当代汉藏关系提供了启示。正如他在书中所暗示的，提升对藏传佛教及其僧人的尊重，将有利于获得藏人的好感，增加汉藏关系的亲近，也势必有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共对借助藏传佛教来维护西藏稳定并不陌生。改革开放后，中共就借鉴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经验：资助藏传佛教寺院；授予藏传佛教高僧一定的政治地位；对活佛转世制度进行管理。
　　在文献使用上，这本书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众所周知，从事西藏现代史研究的一大难处是，档案资料匮乏。相比于戈尔斯坦，滕华睿因为所涉时代的缘故，更无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可供使用。即便如此，他还是找到了不少重要的汉文和藏文档案资料以及二手文献，并且凭借其出色的汉藏文能力，使这本书成为西藏现代史研究领域第一本运用汉藏文献的英文专著。
　　（《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滕华睿著，陈波译，香港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