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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与“起义”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造反的思维是小山寨、小团伙、小打小闹式的，而起义是有理性、有纲领、有信条的大思维。
"Rebellion" and "Uprising"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thought of rebellion is the tiny stronghold or group, yet, but the uprising is a rational, programmed, doctrine thinking.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思维形态的改变，是理念、情感、行为发生改变的基础。思维有大思维和小思维、深思维和浅思维、实思维和空思维的区别。仅就大思维和小思维而论，从古至今的中国常常被小思维困扰着。这一点，我们应当正视。
古代中国曾是思维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连世界的顶尖级哲学家黑格尔也说过“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听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当然会认为很给中国露脸、提气。但深入地想一想，也有值得自知、自审、自谦的地方。如排在《世界图书概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印）发行榜第二位的《老子》（第一位的是《圣经》），就曾“热”得很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道”，这无疑是大思维。但是老子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却是“小国寡民”，即“邻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听听，连鸡犬那样的门户之事也念念不忘，这样的思维就小得可怜了。这也使人联想到上世纪中后期“阶级斗争”式的“大思维”，但在实际上十亿人所想所干的事，无非都是小家子气十足的心思和行为在作怪。真正的革命，“造反”与“起义”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造反的思维是小山寨、小团伙、小打小闹式的，而起义是有理性、有纲领、有信条的大思维。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先进社会之后，就尤其需要大思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与大思维仍有多少距离？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无谦虚精神。
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民族自尊心，以及保护和发扬中国特有的国粹、国学、国风，无疑都是应当的和必须的。但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民族自尊，以及保护和发扬中国的种种优良传统，都离不开对中国某些思维弱势的自审和反思，批评和克服。因为这才是高品位的爱国，才是对民族的真正负责。正如当年鲁迅用了太多的精力和笔墨去讲中国国民性中的种种惰性，而他本人却真正无愧于“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反倒是鲁迅同时代的某些人，为了表示“爱国”大肆跪拜某些愚昧落后的“国粹”，大肆喊叫“整理国故”，或是在外国人面前刻意显示中国带有陈腐性的独特“美感”，连脓肿、溃烂也誉之为“艳若桃花，美如乳酪”，使鲁迅觉得那是“拿肉麻当有趣”。
我们必须尊重和提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和今天正在形成的大思维，但又必须正视我们中国在小思维（包括小见识、小心思、小聪明、小本领）的境界中沉溺太久。必须承认，有太多的大思维都不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而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以近代、现代而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大思维还是社会科学的大思维几乎都不是中国自生的。自然科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物种起源、相对论、微积分、元素周期表、电学等等，都是外国人发现的。即使社会科学中最高思想结晶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首创者也是外国人。另如音乐中对音阶、音程的科学确认，和美术中对色彩学、光谱学、透视学的科学判定，也源于外国。如此一比就应当承认我们在上述的大思维面前，仍要谦虚。
此外，我们还可以追溯一下古代的事，看一看中外在思维活跃度上的差别。以形象思维的产品即文学作品而论，公元前八世纪口头流传、公元前六世纪形成文字的古希腊长诗《荷马史诗》，上下两部总计近两万八千行！至于希腊神话中塑造的人性味十足的神，也是不胜枚举。而那时中国的神话文字，只有用极少文字写出的神仙小传。连洋洋六卷的《穆天子传》，总计也无非千字左右。而且，中国造出的神又大多是符号，没有具体形象。
在这里，我们也不妨说说古代的中外军事思维。无论是希腊时期的战争还是罗马时期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洲际性的战争。而中国的古代战争，大都是国内战争，即同胞中不同政治集团或武力集团的战争，打到外国去的事近于没有。
我们还可以举现代、当代获得国际大奖的例子，中国人之中获科学奖、文学奖的也有，但他们的思维习惯又都是在外国的环境中形成的。
今天，中国的思维变革是醒目的。无论是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文化思维还是道德思维，都日益活跃，这是应当赞美的。但是否真正走近了当代世界大思维的前沿？种种小思维是否仍在纠缠中国？我看不妨要多打几个问号。举例说，中国的政治思维像许多国家一样，占主体的是权力思维（也可称之为官方思维），即对权力如何运用的思维。这本来是常识，无须否认，关键是中国能否将权力思维上升为权力科学和权力文明。什么是权力科学、权力文明？根本的也是首要的标志是使权力成为社会公器而不能私有化或世袭化。任何官位、官阶、官衔，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任何时候都可能因时因事而置换，而撤消。但中国的权力拥有者，他们身上佩戴的社会符号非但是个人资本的标志，而且常常带有固定性、传承性，没有彻底克服封建因素。因此他们的某些政治思维，很难与小农思维、小市民思维彻底绝缘。
另如中国的经济思维，很多时候尚未对经济自身的运转规律和操作法则给予特殊的尊重，而常常成为政治的仆从或与之联姻、官商勾结的事屡见不鲜。加上家族意识的顽固，致使经济往往成为小思维的井蛙之鸣。顺便说，虽然追求小康社会是一种求真务实之举，但安于小康、止于小康也有小思维意味。
此外中国的文化思维，特别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思维，小家子气的因素尤为醒目。满足于或陶醉于对短近事物、琐碎事物的解读或发挥，至多是对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彰扬，而对地球命运、人类命运的关注也常常取回避态度或疏远态度。
至于中国对道德的思维，虽然有关道德的理论和信条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只因为对“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始终没有理解得很科学、很通用、很有实效，致使很多人在空道德、小道德的海域中盲游。
中国从古至今产生的具有全民族影响、全国影响的巨人、伟人、卓人、名人太多太多了。编印的各式《中国名人大辞典》往往很多很厚，涉及的人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在《世界名人大辞典》中所占的席位并不很多。而且，切实改变了世界面目、切实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也较少。原因之一就是小思维多而大思维少。无论是古代创立而今天仍有数亿信徒的宗教，还是近代、现代涌现出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巨匠，必须承认大都诞生于外国，这也是因其习惯于大思维。我这样说，根本的心思是什么？是爱国。当年鲁迅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哀有怒就是爱国。今天，中国实现了大进步、大腾飞，无疑应当易哀为乐，易怒为喜。但又必须做到：乐中有思，喜中有忧。有反思习惯、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才是最有出息的民族！中国注定是有大出息的民族，而大出息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自知之明，有自强之志。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
"Rebellion" and "Uprising"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thought of rebellion is the tiny stronghold or group, yet, but the uprising is a rational, programmed, doctrine thinking.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思维形态的改变，是理念、情感、行为发生改变的基础。思维有大思维和小思维、深思维和浅思维、实思维和空思维的区别。仅就大思维和小思维而论，从古至今的中国常常被小思维困扰着。这一点，我们应当正视。
古代中国曾是思维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连世界的顶尖级哲学家黑格尔也说过“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听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当然会认为很给中国露脸、提气。但深入地想一想，也有值得自知、自审、自谦的地方。如排在《世界图书概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印）发行榜第二位的《老子》（第一位的是《圣经》），就曾“热”得很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道”，这无疑是大思维。但是老子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却是“小国寡民”，即“邻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听听，连鸡犬那样的门户之事也念念不忘，这样的思维就小得可怜了。这也使人联想到上世纪中后期“阶级斗争”式的“大思维”，但在实际上十亿人所想所干的事，无非都是小家子气十足的心思和行为在作怪。真正的革命，“造反”与“起义”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造反的思维是小山寨、小团伙、小打小闹式的，而起义是有理性、有纲领、有信条的大思维。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先进社会之后，就尤其需要大思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与大思维仍有多少距离？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无谦虚精神。
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民族自尊心，以及保护和发扬中国特有的国粹、国学、国风，无疑都是应当的和必须的。但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民族自尊，以及保护和发扬中国的种种优良传统，都离不开对中国某些思维弱势的自审和反思，批评和克服。因为这才是高品位的爱国，才是对民族的真正负责。正如当年鲁迅用了太多的精力和笔墨去讲中国国民性中的种种惰性，而他本人却真正无愧于“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反倒是鲁迅同时代的某些人，为了表示“爱国”大肆跪拜某些愚昧落后的“国粹”，大肆喊叫“整理国故”，或是在外国人面前刻意显示中国带有陈腐性的独特“美感”，连脓肿、溃烂也誉之为“艳若桃花，美如乳酪”，使鲁迅觉得那是“拿肉麻当有趣”。
我们必须尊重和提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和今天正在形成的大思维，但又必须正视我们中国在小思维（包括小见识、小心思、小聪明、小本领）的境界中沉溺太久。必须承认，有太多的大思维都不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而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以近代、现代而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大思维还是社会科学的大思维几乎都不是中国自生的。自然科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物种起源、相对论、微积分、元素周期表、电学等等，都是外国人发现的。即使社会科学中最高思想结晶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首创者也是外国人。另如音乐中对音阶、音程的科学确认，和美术中对色彩学、光谱学、透视学的科学判定，也源于外国。如此一比就应当承认我们在上述的大思维面前，仍要谦虚。
此外，我们还可以追溯一下古代的事，看一看中外在思维活跃度上的差别。以形象思维的产品即文学作品而论，公元前八世纪口头流传、公元前六世纪形成文字的古希腊长诗《荷马史诗》，上下两部总计近两万八千行！至于希腊神话中塑造的人性味十足的神，也是不胜枚举。而那时中国的神话文字，只有用极少文字写出的神仙小传。连洋洋六卷的《穆天子传》，总计也无非千字左右。而且，中国造出的神又大多是符号，没有具体形象。
在这里，我们也不妨说说古代的中外军事思维。无论是希腊时期的战争还是罗马时期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洲际性的战争。而中国的古代战争，大都是国内战争，即同胞中不同政治集团或武力集团的战争，打到外国去的事近于没有。
我们还可以举现代、当代获得国际大奖的例子，中国人之中获科学奖、文学奖的也有，但他们的思维习惯又都是在外国的环境中形成的。
今天，中国的思维变革是醒目的。无论是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文化思维还是道德思维，都日益活跃，这是应当赞美的。但是否真正走近了当代世界大思维的前沿？种种小思维是否仍在纠缠中国？我看不妨要多打几个问号。举例说，中国的政治思维像许多国家一样，占主体的是权力思维（也可称之为官方思维），即对权力如何运用的思维。这本来是常识，无须否认，关键是中国能否将权力思维上升为权力科学和权力文明。什么是权力科学、权力文明？根本的也是首要的标志是使权力成为社会公器而不能私有化或世袭化。任何官位、官阶、官衔，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任何时候都可能因时因事而置换，而撤消。但中国的权力拥有者，他们身上佩戴的社会符号非但是个人资本的标志，而且常常带有固定性、传承性，没有彻底克服封建因素。因此他们的某些政治思维，很难与小农思维、小市民思维彻底绝缘。
另如中国的经济思维，很多时候尚未对经济自身的运转规律和操作法则给予特殊的尊重，而常常成为政治的仆从或与之联姻、官商勾结的事屡见不鲜。加上家族意识的顽固，致使经济往往成为小思维的井蛙之鸣。顺便说，虽然追求小康社会是一种求真务实之举，但安于小康、止于小康也有小思维意味。
此外中国的文化思维，特别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思维，小家子气的因素尤为醒目。满足于或陶醉于对短近事物、琐碎事物的解读或发挥，至多是对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彰扬，而对地球命运、人类命运的关注也常常取回避态度或疏远态度。
至于中国对道德的思维，虽然有关道德的理论和信条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只因为对“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始终没有理解得很科学、很通用、很有实效，致使很多人在空道德、小道德的海域中盲游。
中国从古至今产生的具有全民族影响、全国影响的巨人、伟人、卓人、名人太多太多了。编印的各式《中国名人大辞典》往往很多很厚，涉及的人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在《世界名人大辞典》中所占的席位并不很多。而且，切实改变了世界面目、切实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也较少。原因之一就是小思维多而大思维少。无论是古代创立而今天仍有数亿信徒的宗教，还是近代、现代涌现出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巨匠，必须承认大都诞生于外国，这也是因其习惯于大思维。我这样说，根本的心思是什么？是爱国。当年鲁迅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哀有怒就是爱国。今天，中国实现了大进步、大腾飞，无疑应当易哀为乐，易怒为喜。但又必须做到：乐中有思，喜中有忧。有反思习惯、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才是最有出息的民族！中国注定是有大出息的民族，而大出息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自知之明，有自强之志。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