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毛衣的标价由499元变为299元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同时对原价299元的毛衣視而不见。当一双可买可不买的鞋子在品牌官网以3折出售时，我们会狂点鼠标争先恐后地买下它——完全忽略那些堆满鞋柜的浮夸而糟糕的打折款。我们会为了买更便宜的东西“烧”掉本已不多的工资，会为了“11·11”那些标着半价的非生活必需品刷爆信用卡。我们在便宜货和打折品的海洋里狂欢，毫不吝啬地奉献着对便宜货的爱。然后，我们会找尽理由为自己开脱。其中最好用的一条是：之所以喜欢买便宜货，是因为我们赚得少。
　　我们为什么赚得少？一个残酷的、完美体现因果报应的根本源头是，因为我们太爱买便宜货。
　　众所周知，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大工业时代有关。19世纪末，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机器产能占国民生产的大半。工人不再需要掌握全部技术，只需要将大机器生产的环节拆解开来，每位工人只负责一小部分，并在一天中无限重复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动作。
　　通过压榨劳力的方式，大量廉价品出现在大盒子式的卖场中供人选择。越来越多的“奢侈品”走下神坛，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日常消费。
　　于是，美国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廉价理念输出基地。一个“消费共和国”开始崛起。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莉莎贝斯·科恩这样解释：“其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都基于大规模消费之上，这种消费将迷人的物质生活和对更伟大的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承诺联系在一起。”价格的民主成为工人的任务——他们有必要更服从机器与市场，努力地加快生产速度以降低商品售价。
　　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鲁诺描绘了一个由廉价而生的“下流社会”：“公司因追求低成本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尽可能地压榨价值链上的工人。工人变穷，失去了实现社会流动性的可能。我们创造了低收入的工人，使其成为低薪的消费者，而他们又去寻求廉价商品。于是，人们策划建立廉价商店，来招呼这些低薪的顾客，上架货品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些人买得起。结果就是，工人之间斗得你死我活，而那些公司大人物却作壁上观。”
　　消费社会不需要节俭。购买廉价品也不意味着节俭。《大西洋月刊》与《纽约时报》的著名写手埃伦·拉佩尔说出了有关节俭与廉价的真相：“节俭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和自我约束，耐心地衡量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摒弃更深层次的满足感。一个节俭的人会未雨绸缪，为长期的拉锯战做准备。一个节俭的人不会驱车几英里，只为在买中筒袜时省下3美元。一个追求廉价的人才会这样做。”
　　低价社会可能已到尽头。人们虽然可以爱上廉价，却永远戒不掉附着在美好品质之上的记忆与感情。
　　一个关于廉价品的真相是：它们并不廉价。廉价破坏了人的价值，让我们失去对品质的尊重、对匠人的感情。想要重建对人对物的爱与尊重，想要节制被廉价品喂养出来的欲望，想要控制廉价生产业滋养出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想要回到一个以独特和节约为基石的世界，我们需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