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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那样“17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紧密结合的一个特点是：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本身都有很高的经济学造诣，或者本身就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身为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斯密在其社会哲学基础上构建起了他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在他的著作中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经济学著作《国富论》。这两本著作成就了他在经济学和哲学上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一道为世人所熟知的难题——“斯密问题”，即两部著作的出发点问题之争。
1 “斯密问题”
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斯密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就是亚当斯密认为的同情本性。紧接着他强调道，“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但是在《国富论》中，我们看到了亚当斯密描绘的另外一种场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斯密将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利己心”定义为每个人都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同时将“利己心”看作是人类的本能要求，是人类的天性。在他们看来，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将人们的行为动机归结于利他或同情之心，但是在《国富论》中却将人们的行为动机归结与为利己或者自私，很明显的我们在斯密著作中看出了这种利己和利他这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这就是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的矛盾，这也就就构成了困惑学界的“斯密问题”。
2 对“斯密问题”的不同理解
经济学家对“斯密问题”的看法是很耐人寻味的。古典经济学派是根据《国富论》来解释和发展斯密问题的，基本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对斯密经济思想的意义，这样“斯密问题”在他们眼中是不存在的。有学者讲到《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其本质而言具有一致性。可以这么说，这种一致性是指两者“都是从人类利己本性出发的”，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利他的目的。所以利己和利他可以一致。当然存在一些经济学家承认“斯密问题”的存在。并且认为《道德情操论》的利己主义和《国富论》的利他主义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亚当·斯密在这两部著作中研究了人性的两个不同方面，论述了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其实两部著作是一个整体，它们分别研究了人性的利己利他两方面。这一观点很是契合西方一直留传的人性观点——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3 对“斯密问题”的重新审视
亚当·斯密在其一生之中，都在试图通过对人类的天性研究期望，给予其科学的阐释。在笔者看来，斯密的思想体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斯密的经济人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二者统一于经济活动中。
首先，从斯密的理论体系来看，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他在《国富论》著作中详细地考察了人的自利动机，用他的话说“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而在早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利他心。事实上，斯密利己利他都是从经济人出发来讲的。他认为，经济人之间也存有竞争，但这种竞争的定性是“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所以实际上，斯密在写《道德情操论》的同时也奠定了《国富论》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亚当·斯密理论体系中的利己利他是统一的。
其次，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了利他和利己是统一的。这是因为经济是主体通过供给以实现增值的活动。人们必须要通过市场媒介交换其劳动所得，从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的需要。通俗的讲，只有提供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劳动所得，才能够满足他人和社会的某种需求，从而才能得到他人与社会的认可，这样便体现了其价值所在。这就是斯密在“看不见的手”观点中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认为个体实际上是无法理解社会的利益指向的。正是因为无法理解，才会使得这些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却达成了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可见，在经济活动中利己和利他是内在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
最后。斯密的利己利他观点深受休谟人性论的影响。休谟曾在《人性论》中指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各类科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性有关，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人性，所以哲学应该研究人性。休谟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自私”和“贪欲”这种自然本性的表现，而“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是人类道德世界的普遍形式。亚当·斯密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企图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
总之，斯密的利己与利他之间是存在着辩证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斯密问题”之解应该是：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这一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基础；而社会道德标准的确立和立法则提供了利己与利他一致的保证。
4 斯密问题与现实
其实亚当斯密没有简单地将利他与利己分离开来：他一方面否认心理学将利己主义作为其可行的动机理论，同时他也拒绝将利他主义与道德动机等同起来，并创设出“公正旁观者”概念，它成功地解释了道德动机的问题，这样我们看到的动机既不是非人性的也不是主观的，最终得出“公正而非仁慈”才是社会基本美德的结论。他认为不管是利己，或是利他，他们都认为是人性使然，都只不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存在，利己或利他这种情绪会在特定的环境下被放大，即便是这样也绝不能导致永恒。同时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全面的，具有联系性的在人性多维的基础来考量人性假设问题。这或许就是“斯密问题”带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利己和利他的分离的现象。就像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欺行霸市、假冒伪劣等丑恶行径，三鹿奶粉事件、苏丹红、地沟油事件等等食品问题不断凸现，还有在对外贸易上多发的反倾销事件和商品质量不达标问题，这些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也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虽然我国政府进行了专项打击，但是这些行为却屡禁屡兴，禁而不止。这些不道德现象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伴生物，也是经济人自私利己的体现。然而经济人利己和利他的调和一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是要在“斗争”中实现的。我们应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有力措施，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使道德融入到经济活动中，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繁荣和发展。也许这才是斯密真正想向我们传达的东西。
注释
1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2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3 陈太福.经济哲学的沉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
4 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一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8.
5 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10.
1 “斯密问题”
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斯密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就是亚当斯密认为的同情本性。紧接着他强调道，“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但是在《国富论》中，我们看到了亚当斯密描绘的另外一种场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斯密将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利己心”定义为每个人都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同时将“利己心”看作是人类的本能要求，是人类的天性。在他们看来，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将人们的行为动机归结于利他或同情之心，但是在《国富论》中却将人们的行为动机归结与为利己或者自私，很明显的我们在斯密著作中看出了这种利己和利他这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这就是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的矛盾，这也就就构成了困惑学界的“斯密问题”。
2 对“斯密问题”的不同理解
经济学家对“斯密问题”的看法是很耐人寻味的。古典经济学派是根据《国富论》来解释和发展斯密问题的，基本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对斯密经济思想的意义，这样“斯密问题”在他们眼中是不存在的。有学者讲到《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其本质而言具有一致性。可以这么说，这种一致性是指两者“都是从人类利己本性出发的”，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利他的目的。所以利己和利他可以一致。当然存在一些经济学家承认“斯密问题”的存在。并且认为《道德情操论》的利己主义和《国富论》的利他主义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亚当·斯密在这两部著作中研究了人性的两个不同方面，论述了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其实两部著作是一个整体，它们分别研究了人性的利己利他两方面。这一观点很是契合西方一直留传的人性观点——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3 对“斯密问题”的重新审视
亚当·斯密在其一生之中，都在试图通过对人类的天性研究期望，给予其科学的阐释。在笔者看来，斯密的思想体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斯密的经济人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二者统一于经济活动中。
首先，从斯密的理论体系来看，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他在《国富论》著作中详细地考察了人的自利动机，用他的话说“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而在早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利他心。事实上，斯密利己利他都是从经济人出发来讲的。他认为，经济人之间也存有竞争，但这种竞争的定性是“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所以实际上，斯密在写《道德情操论》的同时也奠定了《国富论》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亚当·斯密理论体系中的利己利他是统一的。
其次，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了利他和利己是统一的。这是因为经济是主体通过供给以实现增值的活动。人们必须要通过市场媒介交换其劳动所得，从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的需要。通俗的讲，只有提供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劳动所得，才能够满足他人和社会的某种需求，从而才能得到他人与社会的认可，这样便体现了其价值所在。这就是斯密在“看不见的手”观点中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认为个体实际上是无法理解社会的利益指向的。正是因为无法理解，才会使得这些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却达成了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可见，在经济活动中利己和利他是内在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
最后。斯密的利己利他观点深受休谟人性论的影响。休谟曾在《人性论》中指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各类科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性有关，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人性，所以哲学应该研究人性。休谟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自私”和“贪欲”这种自然本性的表现，而“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是人类道德世界的普遍形式。亚当·斯密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企图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
总之，斯密的利己与利他之间是存在着辩证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斯密问题”之解应该是：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这一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基础；而社会道德标准的确立和立法则提供了利己与利他一致的保证。
4 斯密问题与现实
其实亚当斯密没有简单地将利他与利己分离开来：他一方面否认心理学将利己主义作为其可行的动机理论，同时他也拒绝将利他主义与道德动机等同起来，并创设出“公正旁观者”概念，它成功地解释了道德动机的问题，这样我们看到的动机既不是非人性的也不是主观的，最终得出“公正而非仁慈”才是社会基本美德的结论。他认为不管是利己，或是利他，他们都认为是人性使然，都只不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存在，利己或利他这种情绪会在特定的环境下被放大，即便是这样也绝不能导致永恒。同时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全面的，具有联系性的在人性多维的基础来考量人性假设问题。这或许就是“斯密问题”带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利己和利他的分离的现象。就像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欺行霸市、假冒伪劣等丑恶行径，三鹿奶粉事件、苏丹红、地沟油事件等等食品问题不断凸现，还有在对外贸易上多发的反倾销事件和商品质量不达标问题，这些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也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虽然我国政府进行了专项打击，但是这些行为却屡禁屡兴，禁而不止。这些不道德现象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伴生物，也是经济人自私利己的体现。然而经济人利己和利他的调和一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是要在“斗争”中实现的。我们应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有力措施，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使道德融入到经济活动中，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繁荣和发展。也许这才是斯密真正想向我们传达的东西。
注释
1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2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3 陈太福.经济哲学的沉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
4 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一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8.
5 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