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秋之际，尚未完成长征会师的各路红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激烈交战，而在南京扬子饭店、上海沧州饭店，却出现了几位身着西装、貌似游客的国共两党代表，在密室中开始了一轮轮谈判……

“蒋贼”变“蒋总司令”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及其后台英、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共双方接触谈判有了基本前提。
　　不久，《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这一改变，实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消息，马上做出了反应。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后，他也想试探一下和平解决方式。
　　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妻姐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愿意谈判之意。宋庆龄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正率红军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得知此事，于3月4日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等5项条件。然而，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条件的差距很大。

蒋介石的态度一变再变

　　1936年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两广事变”反蒋，进军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
　　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同昔日隐蔽战线上的对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在香港会面。尔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多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30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两广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四方面军未遇拦阻，通过草地进入甘南。
　　然而，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态度又强硬起来，胡宗南的第一军于9月间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日日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边打边谈，实力说话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3000人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11月18日发布了“決战动员令”，号召3个方面军的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着重打击胡宗南部。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3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然而，国共两党谈判频繁，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协议，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就在国共谈判陷入胶着之际，“西安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