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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普通国民下半旗志哀，这意味着，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共识在政府、公众以及社会组织间达成，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个时刻
公元2008年5月19日凌晨四时五十六分，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她近60年的历史里，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普通国民下半旗志哀。这意味着，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共识在政府、公众以及社会组织间达成。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个时刻。
汶川大地震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无法衡量。数万同胞失去生命，众多顽强的受灾者仍在不为人知的黑暗里与灾难抗争。然而，巨大的灾难不应只是一场苦难，更应成为中国社会一次谋求进步的契机。
地震不仅检验中国房屋的质量，也同样检验中国社会自我组织的质量，以及这个社会超拔于苦难之上、在困厄中前行的能力。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积极回应灾难的发生，参与抢险救灾，正力争使每个人重新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类的怀抱，回到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地震能震出大地裂痕，也能弥合社会伤口，让人心心相连。地震会摧毁房屋、夷平家园，但是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它也拆掉了人际与国际的樊篱，让每个人开始抽身于日常的忙碌与纷争，重新直面生命的脆弱，思考生活的真义。
面对灾难，人们抛弃对他人生命、不同文化的種种傲慢与偏见，拆掉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搁置了因种种名目风生水起的左右之争，摒弃了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壁垒。尽管这一切注定只是暂时的，但是灾难至少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或者得出一个判断，即在这个丰饶而又贫瘠的世界里，苦难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灾难拷问社会。诚如德鲁克所说，“克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中国社会此次积极救灾，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响应，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之美、生命之美、世界之美。然而，无论其间出现多少感人场面，在如此巨大的伤亡面前，任何人都请不要轻言“胜利”二字，更不要庸俗化“将坏事变好事”。
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当以抗击灾害时的万众一心，投身于制度化建设与日常的改造，灾后重建更应着力于对一切潜在灾害的防御。有目共睹的是，尽管掌握科技和物质力量的人类至今仍然无法消弭突发性的自然灾难，但是至少可以依靠对自然的认知、理解来预防和规避灾难。如果能提前做好预防灾害的制度准备，如果可以更好地厘清相关部门的责任，如果能在法律体系中做尽可能好的安排，定可以大大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害。
灾难不仅修复人性，重现人性的光辉，也可以修复社会，并以美好的制度设计回报曾经受苦受难的人。早在2003年，SARS疫情的扩散与瞒报事件，曾经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这也成为此次汶川大地震灾害信息得到及时披露的重要原因。同样，此次救灾与上次雪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NGO组织和公民的自救与互助力量，也已成为救灾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救灾过程中，人的生命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这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力量。由此，或可进入以生命价值为核心的制度革新，为构建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公民社会提供巨大契机。当然，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还需要一系列的权利、权力建设与制度培育，不能冀望于从一次灾难中提炼出改革药方来。从此一方面说，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苦难的发生，但是对于已然发生的苦难，如果我们心存希望与理想，背负道义与责任，总还有事可做。
加缪说，“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幸福生活。”当地震发生后，生活还在继续，承载中国光荣与梦想的社会转型还在继续。在苦难之上积极生活，谋求时代进步注定是现代中国的命运。
人类历史并非只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一部血流成河的历史，一部道尽人性坏话的历史，一部灾害连连的历史。有时，我们只是看到灾难，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江河的两岸，人们在灾难过后有能力重建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儿女，歌唱欢乐，谱写诗篇；人类也更有能力以理性凝聚共识，将苦难的种子开出理性改革、共同进步的文明花朵。
让我们为汶川大地震同胞默哀，并在灾难中汲取进步的力量。
公元2008年5月19日凌晨四时五十六分，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她近60年的历史里，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普通国民下半旗志哀。这意味着，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共识在政府、公众以及社会组织间达成。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个时刻。
汶川大地震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无法衡量。数万同胞失去生命，众多顽强的受灾者仍在不为人知的黑暗里与灾难抗争。然而，巨大的灾难不应只是一场苦难，更应成为中国社会一次谋求进步的契机。
地震不仅检验中国房屋的质量，也同样检验中国社会自我组织的质量，以及这个社会超拔于苦难之上、在困厄中前行的能力。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积极回应灾难的发生，参与抢险救灾，正力争使每个人重新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人类的怀抱，回到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地震能震出大地裂痕，也能弥合社会伤口，让人心心相连。地震会摧毁房屋、夷平家园，但是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它也拆掉了人际与国际的樊篱，让每个人开始抽身于日常的忙碌与纷争，重新直面生命的脆弱，思考生活的真义。
面对灾难，人们抛弃对他人生命、不同文化的種种傲慢与偏见，拆掉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搁置了因种种名目风生水起的左右之争，摒弃了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壁垒。尽管这一切注定只是暂时的，但是灾难至少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或者得出一个判断，即在这个丰饶而又贫瘠的世界里，苦难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灾难拷问社会。诚如德鲁克所说，“克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中国社会此次积极救灾，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响应，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之美、生命之美、世界之美。然而，无论其间出现多少感人场面，在如此巨大的伤亡面前，任何人都请不要轻言“胜利”二字，更不要庸俗化“将坏事变好事”。
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当以抗击灾害时的万众一心，投身于制度化建设与日常的改造，灾后重建更应着力于对一切潜在灾害的防御。有目共睹的是，尽管掌握科技和物质力量的人类至今仍然无法消弭突发性的自然灾难，但是至少可以依靠对自然的认知、理解来预防和规避灾难。如果能提前做好预防灾害的制度准备，如果可以更好地厘清相关部门的责任，如果能在法律体系中做尽可能好的安排，定可以大大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害。
灾难不仅修复人性，重现人性的光辉，也可以修复社会，并以美好的制度设计回报曾经受苦受难的人。早在2003年，SARS疫情的扩散与瞒报事件，曾经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这也成为此次汶川大地震灾害信息得到及时披露的重要原因。同样，此次救灾与上次雪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NGO组织和公民的自救与互助力量，也已成为救灾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救灾过程中，人的生命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这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力量。由此，或可进入以生命价值为核心的制度革新，为构建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公民社会提供巨大契机。当然，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还需要一系列的权利、权力建设与制度培育，不能冀望于从一次灾难中提炼出改革药方来。从此一方面说，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苦难的发生，但是对于已然发生的苦难，如果我们心存希望与理想，背负道义与责任，总还有事可做。
加缪说，“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幸福生活。”当地震发生后，生活还在继续，承载中国光荣与梦想的社会转型还在继续。在苦难之上积极生活，谋求时代进步注定是现代中国的命运。
人类历史并非只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一部血流成河的历史，一部道尽人性坏话的历史，一部灾害连连的历史。有时，我们只是看到灾难，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江河的两岸，人们在灾难过后有能力重建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儿女，歌唱欢乐，谱写诗篇；人类也更有能力以理性凝聚共识，将苦难的种子开出理性改革、共同进步的文明花朵。
让我们为汶川大地震同胞默哀，并在灾难中汲取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