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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香港特殊的中西文化交融环境。在此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冲决、压抑，构成了亦舒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关键钥匙，对传统爱情的执念造就了谋爱的失落。
【关键词】：香港；文化身份；谋爱；失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素有“香港文坛三大奇迹”之一的亦舒，以其清新的风格、简洁的叙事和脱俗的情节设计掀起了民间“亦舒热”的阅读潮流。在大学图书馆里，亦舒的小说占据了书架的一层，知网上的数据也表明，学界对亦舒小说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仔细阅读却发现她们对亦舒小说的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存在不少误读，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仍停留在对“经典”作品的解读阶段，且多从先验视角和先验命题出发，导致了对小说理解的狭窄化和薄弱化。本文的目的，意在通过对香港这一特殊地域文化图景的呈现，探析亦舒小说中人物谋爱失落的现象。
一、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国际大都市——香港
香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版图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远在六千多年前，香港便有先民活动的遗迹。秦代时，香港隶属广东南海郡番禺县管辖，至汉代改隶博罗县，其时已有中原人士迁入居住。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和战火纷飞中，中原人士不断南迁，至宋、明时期，香港经济已有较大发展。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加马绕过好望角，发现沟通东西方的新航线，珠江口外的屯门便成为麋集西方商人、冒险家和殖民地的最早贸易巷口。[1]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香港作为战败赔地，自此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萨义德在《文化帝国主义·导言》中说：“帝国主义发动战事，自然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但是一旦关系到谁拥有某片土地，谁有权在上面居住和干活，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策划了它的未来——这些问题无不在叙事中反映出来，在叙事中展开争论，甚至一度在叙事中见分晓”[2]以英文来命名香港的街道和建筑可以看作英国帝国统治的合法叙事。英国殖民者还通过报刊、媒体等手段来实现其香港叙事，香港历史的撰写基本上也被英国人把持着。为了进一步培养香港人对于英国文化的认同，更好地实现其霸权统治，淡化港人的民族意识，英人进而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文化上经常开展关于英国文学的讲座、举办芭蕾舞会、演出现代剧；教育上把英文确定为官方语言，推行西方的教育制度等等。
从表面上看，英国确实由上至下对香港实行了全面的殖民政策。但是， 1927年之后，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茶会上发表演说提倡中国国故，希望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借以对抗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同时抵制民族主义。这从侧面说明了香港同胞在对抗殖民统治面前的积极主动性。周蕾在《写在家国以外》一书的《不懂中文（代序）》中提到：“像许多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中国人一样，我的母语是港式广东话。香港的小孩子很早便开始实习双语教育——远在学习英文以前，他们便得学习书写一种与母语不同的文字，即所谓标准汉语。一直以来香港人都默默地接受這种早于英语的双语制，也默默地选择不去强调广东话‘国语’或‘普通话’之间的许多文法、句法、用字前后、及音调上的分别。依稀还记得在家中的饭厅里，祖父站在我的背后，把着我的手用毛笔为我‘开笔’，写‘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景…”[3]虽然这是周蕾个人的经验，不能作为所有香港人的写照，但是个人的历史却又有着超乎个人的道理。对于香港人来说，“中文”已经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语言而存在，而具有了符号意义，它“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意义和价值意义。”[4]电影《岁月神偷》可以说是60年代风云变幻的香港缩影。老字号的永利街处于时代风暴的漩涡中心，鞋匠罗先生一家四口，一方面要忍受港英政府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受到内地运动的波及。电影里面罗先生的大儿子就读的是实行英文教育的中学，但是在家，罗先生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人，最要紧保住个顶”，他们一家四口说的是粤语，收音机里播的是粤剧，去影院看的是冯宝宝演的《夜光杯》，晚上吃饭的时候，邻里之间在巷子里摆桌子吃饭，彼此和睦。笔者在这里绝非要讲当时的香港生活有多好，相反那是香港相当黑暗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尖锐，贪污成风，警察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借这部影片说明，即使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艰难时期，香港人寻求和认同的文化依然是本根性的——即以儒家文化为底蕴，又与中原文化不尽相同的更开放、更积极进取的岭南文化。
二、潜在的执念——谋爱失落
学界通常将亦舒的小说界定为言情小说，主题常常指向女权主义，认为她的作品看到了现代女性孤独寂寞的心理而倡导女性独立，是对现代女性问题的关注。笔者以为这个论断是碎片化而又语焉不详的，亦舒小说确实多处提到女性要经济独立。在《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寂寞鸽子》这些小说中作者更不厭其烦地强调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但她是从现代人的现实生存角度出发，并非针对女性，以此推断亦舒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倡导女性经济独立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女权主义意味着作者必须从性别视角出发，以女性主体经验和意识观照作品始终，这些在亦舒的作品中并没有触及。通读亦舒的小说，可见其小说主要情节围绕都市男女爱恨情仇、家庭生活日常之事展开，因此，笔者就亦舒小说中女性恋爱展开一点思考。
亦舒小说的人物，追求可以长相厮守、地久天长的爱情。在《她比烟花寂寞》这部小说中，女主角姚晶潋滟风华，玲珑剔透，是时下最受瞩目的明星。她极少向报社提供私人新闻，然而却主动大方把订婚消息透露给《新文报》记者徐佐子。徐佐子觉得不可思议，像姚晶那样集万千光环于一身的人，竟还为找到终身托付的对象欣喜。小说里，姚晶曾经和同为演员的石奇谈恋爱，曾醉到在他带给自己的那种原始、激烈、疯狂、直觉的爱恋中。迷恋过后，姚晶清醒地认识到，石奇不过是她生命中刹那出现的花火，不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对姚晶而言，她是不能接受现代人那种只要曾经拥有的感情的，她心底渴望的是海枯石烂般矢志不移的爱，假若嫁不到好丈夫便一生休矣。《艳阳天》中的周从心，是个弃婴，自幼被信义婆抚养长大。她心地善良，又解人意，照顾来村里养病的燕阳，并从燕阳那里得到了加拿大的护照。漂洋过海之后，艳阳苦尽甘来，一路斩将过关，赢得选美小姐亚军。她原先只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挣到足够的钱财后回来替信义婆还清债款。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没有料到再次回到香港，信义婆已经辞世半年，人生孤单无靠的感觉如潮水涌来将她溺毙。电讯大亨陆兆洲在此时闯入她的生活，对她展开追求。从表面上看，他确实能够给她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可是她悲哀的发现他也不过是找她做游山玩水、喝酒聊天的红颜知己，“我与陆兆洲，也不会长久，”“陆某并不想组织家庭”[5]从心想要的爱情，是恋爱继而结婚，有一个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白头偕老。”[6] 在择偶上，亦舒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男才女貌就是气质上佳，学识丰富、仪态大方、性情品格必不可缺。虽然亦舒坦言写的不外乎是布尔乔亚式的人物，但小说中的人物仍深得中国古典美人的的气质与风姿。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管是出身豪门不谙世事的小姐，还是出入大小公司的职场白领，首先一定要有美丽的外貌，其次性格温柔善良娴淑当然更好。即使是家境贫寒生活不如意的女性，她也会在小说中进行设置，总有机会叫女性翻身改变命运，取得与优秀男性交往的机会。《玫瑰的故事》中的黄玫瑰、苏更生，《你的素心》里的于家华是这两类女性的代表。小说中理想的男性，多气度不凡且事业有成，对家庭负责有担当。《玫瑰的故事》中的黄振华，《剪刀替针做媒人》里的何湖东，《香雪海》的男主人公关大雄是小说里女性择偶的理想典型。结了婚之后，小说里的女性多向往过上“花好月圆”的理想婚姻生活。婚姻在中国，历来是爱情的载体，亦舒小说中的人物，很少因为爱的冲动而步入婚姻。一旦进入婚姻阶段，二人则应同心经营，有所担当负起责任。最好是家庭之中年轻人在适量的工作之后，有一定的娱乐与爱好；老人则儿孙承欢膝下，与老伴儿共赏清风明月，养鱼种花，尽享天伦之乐。在《印度墨》里，陈裕进的祖父母没有选择到旧金山与后代生活，两人在香港的老房子里过着清心寡欲的居家日子。祖父嗜好砌模型，祖母念诗读书，偶尔搓麻将，逛花市，买花，插花，在晴天的夜晚观赏星星便是一种很好的人生享受。孙子从美国回来度过假期，给他们换灯泡，修水厕，置电话，买甜食，他们感到欣慰，欢欣之余不忘谆谆教诲。
张爱玲曾说过，这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亦舒在小说里可谓不遗余力书写她对这句话的认同，尽管小说中的人物苦苦寻求，但真正收获美满爱情婚姻的人物寥寥无几。《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玫瑰的故事》中的黄玫瑰，虽然离婚后又找到了归宿，但是此时心态不同彼时，面对爱情时多了一份迟疑和犹豫，因此她们常常太息，发出怀疑爱情的声音。其实，与其说她们怀疑的是爱情，不如说她们怀疑的是爱情的“保鲜期”。“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些诗句诉说的都是中国人对爱情的永恒追求之一，男才女貌也是古代才子佳人式的求偶情意结，“花好月圆”以精神上的满足为尺度，注重生活的艺术和情趣，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理想生活，其中不难看出对传统中国人生方式的留恋。正是这些根深蒂固无法摆脱的念想，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中谋爱失落后，发出惆怅旧欢如梦的感慨。
三、冲决与压抑——特殊的人物文化身份结构
一般认为，文化身份并非是一个僵化的，先验的固定内容，最真切地体现在人的具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7]在言情领域，常常有“老式的琼瑶，现代的亦舒”[8]的说法，“现代”一词本不是汉语词汇，以“modern”译作现代来源于近代的日本，直到30年代以后，“现代”一词得以普遍使用。在西方学术节，现代指涉一个相当久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它包含历史、哲学、宗教等多方面的信息。到90年代，中國学术界也开始恶补“现代”课，从西方思想界直接输入系统而丰富的“现代性知识”，“现代”这个词散发着前所未有的魅力。说亦舒的小说“现代”，很可能是因为她频频在小说和杂文中对现代文明表示“赞赏”。如对笔下男女人物的外在着装上，反复出现“迪奥”香水、“蒂凡尼”项链、香奈儿与华伦天奴的服饰…这对于当时的内地读者来说确实是前沿的、现代的。小说中的人物好像也饱读西方名著，随手拈来，又时不时把中国与西方拿来做对比，如“西方的谚语叫人奋发，故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中国的则叫人压抑，所以有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头的说法。” 叫读者听来似是厚彼薄此，以为人物唯西方是好。但是假如人物持着的是现代的价值立场，在爱情和婚姻中遭遇挫折后是不应该得出辛酸和失落的悲剧性体验的，这说明在显性的现代价值立场背后，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价值立场。
亦舒小说中的悲剧性的体验一方面来自于工作背后的屈辱感。她们并没有抱怨工作中遭受的屈辱感。如《不易居》、《幽灵吉普赛》、《印度墨》、《银女》、《吃南瓜的人》、《挫折》等小说就表现了这种“狗一般的生涯”，“蝼蚁竞血”，颇像陶渊明“为五斗米折腰”的屈辱。所以真正令她们感到辛酸的是尊严的受损，这明显有着“士”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缘故。另一方面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择偶情意结显示了小说人物寻求“大男人”的潜意，这些女性的爱情期待，仍然是救世主式的大男人，尽管她们已经获得经济独立，但还是希望有个男人可以为她遮风避雨，一世无忧。对她们来说，浸润欧风美雨的现代爱情前卫、开放、刺激、大胆、激情，它虽然指引着人们以平等、自由的心态去追求幸福，但看过太多年轻人因为寻求短暂的激情过后陷入痛苦的旋涡不能自拔，最终还是倾向于選择那虽古旧却安全得多的传统婚姻。婚姻意味着恋爱的双方将结合成为一个家。
“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深重的意义。它是疲惫时心灵依傍的港湾，是风雨人生路上前行的动力。亦舒在《吻所有女孩》这本小说中曾说，“归”是回家的意思，“宿”是留下的意思，家对于华裔女性来说，是一个避难所。尤其对于传统女性而言，父亲与丈夫是她们依靠的两棵大树。这种寻求归宿的心理实际上潜藏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与西方宣扬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素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血缘亲子之爱构成了宗法制社会秩序的前提。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对亲缘关系的强调让宗法家族制度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人的独立性而增强了人的依赖性。作为个体的人，他人生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别人的日常交往即实际生活之中，“家”俨然成为自身存在价值意义的确证。最后从她们追求恬静、优雅、清闲，生活高度艺术化和情趣化的生活理想中可以看出，这与现代工业文明价值相去甚远，而与农业文明下的自然田园生活状态相接近。也就是说，亦舒塑造的小说女性文化身份，显在地表现出了生活在商业社会的现代性，实际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则表现为潜在的传统性。由于殖民地特殊的历史条件，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错位造成的冲决和压抑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失落感便由此而生。
参考文献：
[1][2] 刘晴晴.《香港本土作家作品中的文化认同—以亦舒为例》[D].辽宁师范大学.2010年，第4—5页.
[3][4]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xi—ix页.
[5][6] 亦舒.《艳阳天》[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年，第172—130页.
[7]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9—211页.
【关键词】：香港；文化身份；谋爱；失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素有“香港文坛三大奇迹”之一的亦舒，以其清新的风格、简洁的叙事和脱俗的情节设计掀起了民间“亦舒热”的阅读潮流。在大学图书馆里，亦舒的小说占据了书架的一层，知网上的数据也表明，学界对亦舒小说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仔细阅读却发现她们对亦舒小说的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存在不少误读，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仍停留在对“经典”作品的解读阶段，且多从先验视角和先验命题出发，导致了对小说理解的狭窄化和薄弱化。本文的目的，意在通过对香港这一特殊地域文化图景的呈现，探析亦舒小说中人物谋爱失落的现象。
一、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国际大都市——香港
香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版图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远在六千多年前，香港便有先民活动的遗迹。秦代时，香港隶属广东南海郡番禺县管辖，至汉代改隶博罗县，其时已有中原人士迁入居住。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和战火纷飞中，中原人士不断南迁，至宋、明时期，香港经济已有较大发展。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加马绕过好望角，发现沟通东西方的新航线，珠江口外的屯门便成为麋集西方商人、冒险家和殖民地的最早贸易巷口。[1]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香港作为战败赔地，自此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萨义德在《文化帝国主义·导言》中说：“帝国主义发动战事，自然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但是一旦关系到谁拥有某片土地，谁有权在上面居住和干活，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策划了它的未来——这些问题无不在叙事中反映出来，在叙事中展开争论，甚至一度在叙事中见分晓”[2]以英文来命名香港的街道和建筑可以看作英国帝国统治的合法叙事。英国殖民者还通过报刊、媒体等手段来实现其香港叙事，香港历史的撰写基本上也被英国人把持着。为了进一步培养香港人对于英国文化的认同，更好地实现其霸权统治，淡化港人的民族意识，英人进而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文化上经常开展关于英国文学的讲座、举办芭蕾舞会、演出现代剧；教育上把英文确定为官方语言，推行西方的教育制度等等。
从表面上看，英国确实由上至下对香港实行了全面的殖民政策。但是， 1927年之后，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茶会上发表演说提倡中国国故，希望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借以对抗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同时抵制民族主义。这从侧面说明了香港同胞在对抗殖民统治面前的积极主动性。周蕾在《写在家国以外》一书的《不懂中文（代序）》中提到：“像许多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中国人一样，我的母语是港式广东话。香港的小孩子很早便开始实习双语教育——远在学习英文以前，他们便得学习书写一种与母语不同的文字，即所谓标准汉语。一直以来香港人都默默地接受這种早于英语的双语制，也默默地选择不去强调广东话‘国语’或‘普通话’之间的许多文法、句法、用字前后、及音调上的分别。依稀还记得在家中的饭厅里，祖父站在我的背后，把着我的手用毛笔为我‘开笔’，写‘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景…”[3]虽然这是周蕾个人的经验，不能作为所有香港人的写照，但是个人的历史却又有着超乎个人的道理。对于香港人来说，“中文”已经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语言而存在，而具有了符号意义，它“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意义和价值意义。”[4]电影《岁月神偷》可以说是60年代风云变幻的香港缩影。老字号的永利街处于时代风暴的漩涡中心，鞋匠罗先生一家四口，一方面要忍受港英政府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受到内地运动的波及。电影里面罗先生的大儿子就读的是实行英文教育的中学，但是在家，罗先生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人，最要紧保住个顶”，他们一家四口说的是粤语，收音机里播的是粤剧，去影院看的是冯宝宝演的《夜光杯》，晚上吃饭的时候，邻里之间在巷子里摆桌子吃饭，彼此和睦。笔者在这里绝非要讲当时的香港生活有多好，相反那是香港相当黑暗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尖锐，贪污成风，警察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借这部影片说明，即使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艰难时期，香港人寻求和认同的文化依然是本根性的——即以儒家文化为底蕴，又与中原文化不尽相同的更开放、更积极进取的岭南文化。
二、潜在的执念——谋爱失落
学界通常将亦舒的小说界定为言情小说，主题常常指向女权主义，认为她的作品看到了现代女性孤独寂寞的心理而倡导女性独立，是对现代女性问题的关注。笔者以为这个论断是碎片化而又语焉不详的，亦舒小说确实多处提到女性要经济独立。在《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寂寞鸽子》这些小说中作者更不厭其烦地强调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但她是从现代人的现实生存角度出发，并非针对女性，以此推断亦舒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倡导女性经济独立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女权主义意味着作者必须从性别视角出发，以女性主体经验和意识观照作品始终，这些在亦舒的作品中并没有触及。通读亦舒的小说，可见其小说主要情节围绕都市男女爱恨情仇、家庭生活日常之事展开，因此，笔者就亦舒小说中女性恋爱展开一点思考。
亦舒小说的人物，追求可以长相厮守、地久天长的爱情。在《她比烟花寂寞》这部小说中，女主角姚晶潋滟风华，玲珑剔透，是时下最受瞩目的明星。她极少向报社提供私人新闻，然而却主动大方把订婚消息透露给《新文报》记者徐佐子。徐佐子觉得不可思议，像姚晶那样集万千光环于一身的人，竟还为找到终身托付的对象欣喜。小说里，姚晶曾经和同为演员的石奇谈恋爱，曾醉到在他带给自己的那种原始、激烈、疯狂、直觉的爱恋中。迷恋过后，姚晶清醒地认识到，石奇不过是她生命中刹那出现的花火，不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对姚晶而言，她是不能接受现代人那种只要曾经拥有的感情的，她心底渴望的是海枯石烂般矢志不移的爱，假若嫁不到好丈夫便一生休矣。《艳阳天》中的周从心，是个弃婴，自幼被信义婆抚养长大。她心地善良，又解人意，照顾来村里养病的燕阳，并从燕阳那里得到了加拿大的护照。漂洋过海之后，艳阳苦尽甘来，一路斩将过关，赢得选美小姐亚军。她原先只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挣到足够的钱财后回来替信义婆还清债款。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没有料到再次回到香港，信义婆已经辞世半年，人生孤单无靠的感觉如潮水涌来将她溺毙。电讯大亨陆兆洲在此时闯入她的生活，对她展开追求。从表面上看，他确实能够给她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可是她悲哀的发现他也不过是找她做游山玩水、喝酒聊天的红颜知己，“我与陆兆洲，也不会长久，”“陆某并不想组织家庭”[5]从心想要的爱情，是恋爱继而结婚，有一个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白头偕老。”[6] 在择偶上，亦舒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男才女貌就是气质上佳，学识丰富、仪态大方、性情品格必不可缺。虽然亦舒坦言写的不外乎是布尔乔亚式的人物，但小说中的人物仍深得中国古典美人的的气质与风姿。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管是出身豪门不谙世事的小姐，还是出入大小公司的职场白领，首先一定要有美丽的外貌，其次性格温柔善良娴淑当然更好。即使是家境贫寒生活不如意的女性，她也会在小说中进行设置，总有机会叫女性翻身改变命运，取得与优秀男性交往的机会。《玫瑰的故事》中的黄玫瑰、苏更生，《你的素心》里的于家华是这两类女性的代表。小说中理想的男性，多气度不凡且事业有成，对家庭负责有担当。《玫瑰的故事》中的黄振华，《剪刀替针做媒人》里的何湖东，《香雪海》的男主人公关大雄是小说里女性择偶的理想典型。结了婚之后，小说里的女性多向往过上“花好月圆”的理想婚姻生活。婚姻在中国，历来是爱情的载体，亦舒小说中的人物，很少因为爱的冲动而步入婚姻。一旦进入婚姻阶段，二人则应同心经营，有所担当负起责任。最好是家庭之中年轻人在适量的工作之后，有一定的娱乐与爱好；老人则儿孙承欢膝下，与老伴儿共赏清风明月，养鱼种花，尽享天伦之乐。在《印度墨》里，陈裕进的祖父母没有选择到旧金山与后代生活，两人在香港的老房子里过着清心寡欲的居家日子。祖父嗜好砌模型，祖母念诗读书，偶尔搓麻将，逛花市，买花，插花，在晴天的夜晚观赏星星便是一种很好的人生享受。孙子从美国回来度过假期，给他们换灯泡，修水厕，置电话，买甜食，他们感到欣慰，欢欣之余不忘谆谆教诲。
张爱玲曾说过，这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亦舒在小说里可谓不遗余力书写她对这句话的认同，尽管小说中的人物苦苦寻求，但真正收获美满爱情婚姻的人物寥寥无几。《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玫瑰的故事》中的黄玫瑰，虽然离婚后又找到了归宿，但是此时心态不同彼时，面对爱情时多了一份迟疑和犹豫，因此她们常常太息，发出怀疑爱情的声音。其实，与其说她们怀疑的是爱情，不如说她们怀疑的是爱情的“保鲜期”。“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些诗句诉说的都是中国人对爱情的永恒追求之一，男才女貌也是古代才子佳人式的求偶情意结，“花好月圆”以精神上的满足为尺度，注重生活的艺术和情趣，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理想生活，其中不难看出对传统中国人生方式的留恋。正是这些根深蒂固无法摆脱的念想，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中谋爱失落后，发出惆怅旧欢如梦的感慨。
三、冲决与压抑——特殊的人物文化身份结构
一般认为，文化身份并非是一个僵化的，先验的固定内容，最真切地体现在人的具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7]在言情领域，常常有“老式的琼瑶，现代的亦舒”[8]的说法，“现代”一词本不是汉语词汇，以“modern”译作现代来源于近代的日本，直到30年代以后，“现代”一词得以普遍使用。在西方学术节，现代指涉一个相当久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它包含历史、哲学、宗教等多方面的信息。到90年代，中國学术界也开始恶补“现代”课，从西方思想界直接输入系统而丰富的“现代性知识”，“现代”这个词散发着前所未有的魅力。说亦舒的小说“现代”，很可能是因为她频频在小说和杂文中对现代文明表示“赞赏”。如对笔下男女人物的外在着装上，反复出现“迪奥”香水、“蒂凡尼”项链、香奈儿与华伦天奴的服饰…这对于当时的内地读者来说确实是前沿的、现代的。小说中的人物好像也饱读西方名著，随手拈来，又时不时把中国与西方拿来做对比，如“西方的谚语叫人奋发，故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中国的则叫人压抑，所以有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头的说法。” 叫读者听来似是厚彼薄此，以为人物唯西方是好。但是假如人物持着的是现代的价值立场，在爱情和婚姻中遭遇挫折后是不应该得出辛酸和失落的悲剧性体验的，这说明在显性的现代价值立场背后，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价值立场。
亦舒小说中的悲剧性的体验一方面来自于工作背后的屈辱感。她们并没有抱怨工作中遭受的屈辱感。如《不易居》、《幽灵吉普赛》、《印度墨》、《银女》、《吃南瓜的人》、《挫折》等小说就表现了这种“狗一般的生涯”，“蝼蚁竞血”，颇像陶渊明“为五斗米折腰”的屈辱。所以真正令她们感到辛酸的是尊严的受损，这明显有着“士”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缘故。另一方面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择偶情意结显示了小说人物寻求“大男人”的潜意，这些女性的爱情期待，仍然是救世主式的大男人，尽管她们已经获得经济独立，但还是希望有个男人可以为她遮风避雨，一世无忧。对她们来说，浸润欧风美雨的现代爱情前卫、开放、刺激、大胆、激情，它虽然指引着人们以平等、自由的心态去追求幸福，但看过太多年轻人因为寻求短暂的激情过后陷入痛苦的旋涡不能自拔，最终还是倾向于選择那虽古旧却安全得多的传统婚姻。婚姻意味着恋爱的双方将结合成为一个家。
“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深重的意义。它是疲惫时心灵依傍的港湾，是风雨人生路上前行的动力。亦舒在《吻所有女孩》这本小说中曾说，“归”是回家的意思，“宿”是留下的意思，家对于华裔女性来说，是一个避难所。尤其对于传统女性而言，父亲与丈夫是她们依靠的两棵大树。这种寻求归宿的心理实际上潜藏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与西方宣扬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素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血缘亲子之爱构成了宗法制社会秩序的前提。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对亲缘关系的强调让宗法家族制度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人的独立性而增强了人的依赖性。作为个体的人，他人生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别人的日常交往即实际生活之中，“家”俨然成为自身存在价值意义的确证。最后从她们追求恬静、优雅、清闲，生活高度艺术化和情趣化的生活理想中可以看出，这与现代工业文明价值相去甚远，而与农业文明下的自然田园生活状态相接近。也就是说，亦舒塑造的小说女性文化身份，显在地表现出了生活在商业社会的现代性，实际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则表现为潜在的传统性。由于殖民地特殊的历史条件，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错位造成的冲决和压抑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失落感便由此而生。
参考文献：
[1][2] 刘晴晴.《香港本土作家作品中的文化认同—以亦舒为例》[D].辽宁师范大学.2010年，第4—5页.
[3][4]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xi—ix页.
[5][6] 亦舒.《艳阳天》[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年，第172—130页.
[7]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9—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