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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时期，以京杭运河为主的水运交通成为交通的主要通道。其客运、货运以及与之相关的运河文化在明清文学中多有描写。本文主要以明清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为主，对两代水运情况进行文化探析，主要包括货运方式、客运情况及运道保障等方面。
关键词：明清文学 运河文化 物流 客运 治理 贪腐
明清时期，水运已成为交通的主要通道。而明清小说则大体上以运河流域为地理背景。《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统计，明确作者籍贯或者是小说发生的地理背景的文言小说篇目有九百三十部，其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自于运河流域的作者之手或者是在小说中反映了运河文化。《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将明清长篇小说划分为四类——历史、神魔、人情、讽刺，其所评介的代表作都与运河紧密相关。明清文学与运河文化息息相关，让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当时货运、客运、治理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清文学成为运河文化史料保存的一个重要来源，透过这些文学叙述，可以侧面反映出运河文化的时代特征。当然，运河文化同时成为构建明清文学地理最重要的资源。
一 明清文学中运河的货运情况
运河最主要的功能是官方货运，尤其是大宗的粮食和食盐，当然也有商贾来往各地进行货物买卖。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运河货运实现的基础。
1 军运漕粮
明代漕粮运输主要是军运，即农民将粮食运到长法对岸，兑付给运军，运军再顺运河北上。这一运输方式在《明史·食货志》中有明确说明。在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的情节，苏州王生行船至常州时听到别人说无数粮船都挤在“丹阳路”，这正是江南农民在规定时间内向江北的运军交纳粮食。书中说从青阳铺到灵口一路被堵得是“水泄不通”，可见农户纳粮的艰难。还有如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有一段描写，说苏州王员外因田产多，本想用白粮解户押粮上京，但担心事情办的不妥贴，就亲自前往，并顺带一些苏州玉器，即所谓“附载土宜”，以备在京买卖。到了清代，漕运规例仍然沿袭了明代旧制。清代运粮船只回空时既可以捎带货物，也可以载人。
2 商贾贩运
明清两朝，运河运输已极为发达。除军运漕粮外，还有许多商贾通过运河来往生意，货运物流。
明代文学中，《金瓶梅》所写到的故事发生地——清河，即处于运河的中段，长江南北客商来来往往，行货贩运，经济面貌极为发达。例如，第二十回写到丁二官人由杭州出发到清河贩运丝绸绢帛，而最便捷的路就是顺运河北上。例如，第二十五回从盐商王四峰因事入狱，拿千两白银行贿蔡京，从如此大的行贿金额可推知，其贩运私盐行取之多，销量之大。再如，第三十三回写到湖州商人何官儿由湖州贩运丝帛至清河，其必取运河为行方便，在杭州、嘉兴、湖州这些产丝的重要基地也同时是水港交通左右勾连，内外交错，周流无滞，即使驱马而行，也必是几里一桥。此外，还有《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篇章详细地写到了运河货运情况。水上货运在明代已经十分发达，水上交通也极为便利，已成为江南江北商人商贾活动的主要货运方式。
清代文学中，《儒林外史》和《醒世姻缘传》中也提到了运河的货运情况。前者第二十四回中写了南京水运货流的繁盛，其货物吞吐之多，交易量之大，已是十分可观，交通贯通南北，这反映了清代水运不亚于明代的昌盛。后者第三十三回写到书生水运销书的情况，其在苏杭地区买了书，附船而行，北上行销，且路上也不必担心横征税钱。
综上，明清大运河的水上交通已极为发达，南北、东西货运十分昌盛，在这其中，首先，粮食和食盐是运输大宗，其次是商贾的水路贩运。而在水运过程中，货主极为欢喜有官员乘船，或者依附官船而行，这主要与水运税钱有关，有官员搭船，即可借其名号而免去课税。《警世通言》第十一卷即有提及。总之，四通八达的运河交通打破了封闭的小农经济，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技术的进步。明清文学中涉及到的运河文化，多是以背景式的形式出现，但它也丰富了人物的活动形式，扩大了小说的空间视域，使读者可以通过小说中的描写来认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
二 明清文学中运河的客运情况
运河在为货运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为客运的发展提供了方便。京杭运河就是官员出入京城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这在明清文学中多有反映。下面本文将具体的一些情况进行分述。
1 客运承载方式
客运的承载方式，简单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包船，二是搭船。包船多是家资殷实的有钱人最喜欢选择的方式。其开船时辰，场地使用，基本都不受限制。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回提到了匡超人包船的事情，他在杭州包了头舱先去扬州，到扬州后又转淮安船而至王家营，之后便走陆路回到了京城。当时匡超人已经以优行贡入在大学，也补了廪，所以，这个例子可以说是官员包船的典型。当然，不止官员，商人也可以，平民百姓也可以，包船是不限身份地位的。《警世通言》中提到杜十娘和李甲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时，他们俩在行至潞河后便包船而行。
包船者多是有钱之人，普通人包不起船便只有搭船。搭船的环境，据袁枚在《续子不语》中所形容的：“男女杂沓，中隔以板”，可见环境是比较拥挤的，并不如包船舒适。当然，袁枚所描述的是客船，如若是搭官船，环境要好一些。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提到牛浦蹭船的事情，他因不愿再等第二日的客船，见有官船，便问船家让他上去。
2 船行速度与客运船价
运河的行船速度与河水顺逆有关，日本学者松浦章在《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一书中推测顺水情况下是一日五十里，逆水时则是一日三十里。关于这一点，《醒世姻缘传》中有间接的描述。在第八十六回，薛素姐与吕祥追赶狄希陈，薛素姐、吕祥二人的交通工具是骡子，狄希陈是水运船行。三天后，薛素姐、吕祥二人到达济宁，打听到狄希陈五日前过了闸南，很快可到淮安。薛素姐、吕祥旱路追至淮安，却又听说五日前已南行。由此可见，船行速度和骡马速度相仿。
至少船价，主要是与路途的远近和风险有关，船行越远，其风险也大，成本也高，船价也会高一些。《醒世姻缘传》中写到狄希陈因随郭总兵包了船从张家湾而驶往四川，例如，按实际船价算，他要付“百金开外”，但因享受了官船的价格待遇，只付了五两船费，所以省下了不少开支。可见，按当时价格，从张家湾到四川的船价需要一百两以上的费用。再如，《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中凤四老爹等人从苏州到杭州，包了大船上的两个舱，一共才花了一两八钱银子。由上两个对比可知，因路途遥远，风险加大，船价也会高些，而短途风险相对较小，船上消耗也少，所以船价也便宜很多。 3 客运风险
水运的风险首先是天气，大风恶雨都是客运中最忌讳的天气状况。如《醒世恒言》卷十提到的水难事故便是天气恶劣所致。当时正值“深秋，大风大雨”，且已经下了半个月多，运河内的水位已经涨到了“十来丈”，船行不稳，被风雨吹打得东倒西歪，甚至有大船已被打坏，船上的人“飘溺已去大半”。
水运风险其次是河段险要，尤其是运河和黄河的交点处。《警世通言》第十七卷写马德称搭官船时在黄河岸口遭遇河口崩决，官船也被决口的河水冲得“三分四散”。而《醒世姻缘传》中提到僧官宝光全家坐船回常州途中，在入了黄河后，被“猝然大风”吹得船掀了，他抓住一个水手而命得保全，但妻儿资财却全部丧失了，如此可见水段险要的凶险。
水运风险其次就是水匪。水上匪贼多是见利忘义之徒，他们的存在也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中提到的陈小四便是水贼，他专门雇了一批水手，专门在运河上做打劫夺财之事。
三 明清文学中运河的治理与贪腐
运河在明清两代的交通运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弥补了路上交通受地势及交通工具限制的不足，但是，因为河水泛滥，尤其是黄河和淮河的泛滥，导致水运中断，水上交通受阻。所以，治理水患就变得尤为重要，要不断与水害做斗争，以保障水运的畅通和正常运行。明清文学中有不少篇目是涉及运河防患和治理工程的。例如，《梼杌闲评》中提及在明代嘉靖年间发生了淮河水患，淮南灾情严重，运河也被迫中断运行。在此之际，工部侍郎朱衡与高邮州的州同黄达共同前往治水，平息水患。黄达身先士卒，在堪察了水患原因后率人远涉洪水，途中落水，大难不死，遇赫巳。赫巳就平息水患为黄达出谋划策，并亲身堪测，在他的指导下，朱衡、黄达组织大量人手开始了修复高家堰的工程，最终水患平息，运河交通恢复正常。这里体现了仁人之士为保障运河顺利运行而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运河的治理有廉亦有贪，《儿女英雄传》中就写到了因治理运河而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的贪腐官僚。安学海任河工县令，到任后发现，因自己不谙礼贽，被南河总督分配到了最无油水的管河工段。在考察水河工程的过程中，他发现，治河的钱已经被贪腐的官员一层层地瓜分了，许多工程质量根本不过关，根本防不了水患。而安学海在此时却被南河总督调过来做了替罪羔羊。结果，汛期来临，新工程被水患冲坍了。为此，安学海被收管，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运河的治理成效正是当时政治、社会状态的直接反映，明清小说关于在治理运河、保障运河畅通的廉与贪、忠与奸的斗争的描写不少，这正是运河文化极富传奇和现实感的一部分，也是运河文化借助文学形式展示其社会性的途径。
四 明清文学中运河流域的社会风貌
首先，明清文学展现了运河流域的风俗民情，如《西湖二集》中提到的杭州逢至七夕乞巧时节，便将“凤仙花”捣成汁儿，染在指甲上。《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记载了河北献县种枣及运销的一些情况，多具民俗价值。
其次，明清文学展现了运河不同地域的人物性情。运河文化主要包括燕赵、齐鲁、吴越三大域格局，由此所形成的地域性格也各有特色。如燕赵人性情慷慨悲壮，如闻鸡起舞的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谊孔甚，后天下大乱，二人南北扶持晋室，皆创可歌业绩。齐鲁人则性情坚韧，《型世言》第九回记载王喜一家为避祸而远走他乡，妻子独自抚养儿子成长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坚忍不拔的典型体现。再有，吴越人则善商贾，精明能干，《醒世恒言》卷七中记述了洞庭山人高赞的发家致富史，卷十八记载了苏州人施复由一台绸机到拥有了数十台绸机而富镇一方的经营过程，都体现了吴越人的聪明灵活能干。
由此，明清文学不仅以其文学性而盛于历史，更以其独特的文化观照熠耀生辉，而其对运河文化的如此依赖，正是源于其政治中心的辐射作用、经济文化的重心效应、人才集聚的拉动作用等。
注：本文系淮安市科技局项目：HAS2013076。
参考文献：
[1] 王鸿绪：《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全四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
[3] 陈洪谟：《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治世余闻·继世记闻·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6] 佚名：《梼杌闲评》，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松浦章：《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8] 文康：《儿女英雄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
（许韧，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明清文学 运河文化 物流 客运 治理 贪腐
明清时期，水运已成为交通的主要通道。而明清小说则大体上以运河流域为地理背景。《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统计，明确作者籍贯或者是小说发生的地理背景的文言小说篇目有九百三十部，其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自于运河流域的作者之手或者是在小说中反映了运河文化。《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将明清长篇小说划分为四类——历史、神魔、人情、讽刺，其所评介的代表作都与运河紧密相关。明清文学与运河文化息息相关，让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当时货运、客运、治理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清文学成为运河文化史料保存的一个重要来源，透过这些文学叙述，可以侧面反映出运河文化的时代特征。当然，运河文化同时成为构建明清文学地理最重要的资源。
一 明清文学中运河的货运情况
运河最主要的功能是官方货运，尤其是大宗的粮食和食盐，当然也有商贾来往各地进行货物买卖。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运河货运实现的基础。
1 军运漕粮
明代漕粮运输主要是军运，即农民将粮食运到长法对岸，兑付给运军，运军再顺运河北上。这一运输方式在《明史·食货志》中有明确说明。在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的情节，苏州王生行船至常州时听到别人说无数粮船都挤在“丹阳路”，这正是江南农民在规定时间内向江北的运军交纳粮食。书中说从青阳铺到灵口一路被堵得是“水泄不通”，可见农户纳粮的艰难。还有如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有一段描写，说苏州王员外因田产多，本想用白粮解户押粮上京，但担心事情办的不妥贴，就亲自前往，并顺带一些苏州玉器，即所谓“附载土宜”，以备在京买卖。到了清代，漕运规例仍然沿袭了明代旧制。清代运粮船只回空时既可以捎带货物，也可以载人。
2 商贾贩运
明清两朝，运河运输已极为发达。除军运漕粮外，还有许多商贾通过运河来往生意，货运物流。
明代文学中，《金瓶梅》所写到的故事发生地——清河，即处于运河的中段，长江南北客商来来往往，行货贩运，经济面貌极为发达。例如，第二十回写到丁二官人由杭州出发到清河贩运丝绸绢帛，而最便捷的路就是顺运河北上。例如，第二十五回从盐商王四峰因事入狱，拿千两白银行贿蔡京，从如此大的行贿金额可推知，其贩运私盐行取之多，销量之大。再如，第三十三回写到湖州商人何官儿由湖州贩运丝帛至清河，其必取运河为行方便，在杭州、嘉兴、湖州这些产丝的重要基地也同时是水港交通左右勾连，内外交错，周流无滞，即使驱马而行，也必是几里一桥。此外，还有《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篇章详细地写到了运河货运情况。水上货运在明代已经十分发达，水上交通也极为便利，已成为江南江北商人商贾活动的主要货运方式。
清代文学中，《儒林外史》和《醒世姻缘传》中也提到了运河的货运情况。前者第二十四回中写了南京水运货流的繁盛，其货物吞吐之多，交易量之大，已是十分可观，交通贯通南北，这反映了清代水运不亚于明代的昌盛。后者第三十三回写到书生水运销书的情况，其在苏杭地区买了书，附船而行，北上行销，且路上也不必担心横征税钱。
综上，明清大运河的水上交通已极为发达，南北、东西货运十分昌盛，在这其中，首先，粮食和食盐是运输大宗，其次是商贾的水路贩运。而在水运过程中，货主极为欢喜有官员乘船，或者依附官船而行，这主要与水运税钱有关，有官员搭船，即可借其名号而免去课税。《警世通言》第十一卷即有提及。总之，四通八达的运河交通打破了封闭的小农经济，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技术的进步。明清文学中涉及到的运河文化，多是以背景式的形式出现，但它也丰富了人物的活动形式，扩大了小说的空间视域，使读者可以通过小说中的描写来认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
二 明清文学中运河的客运情况
运河在为货运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为客运的发展提供了方便。京杭运河就是官员出入京城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这在明清文学中多有反映。下面本文将具体的一些情况进行分述。
1 客运承载方式
客运的承载方式，简单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包船，二是搭船。包船多是家资殷实的有钱人最喜欢选择的方式。其开船时辰，场地使用，基本都不受限制。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回提到了匡超人包船的事情，他在杭州包了头舱先去扬州，到扬州后又转淮安船而至王家营，之后便走陆路回到了京城。当时匡超人已经以优行贡入在大学，也补了廪，所以，这个例子可以说是官员包船的典型。当然，不止官员，商人也可以，平民百姓也可以，包船是不限身份地位的。《警世通言》中提到杜十娘和李甲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时，他们俩在行至潞河后便包船而行。
包船者多是有钱之人，普通人包不起船便只有搭船。搭船的环境，据袁枚在《续子不语》中所形容的：“男女杂沓，中隔以板”，可见环境是比较拥挤的，并不如包船舒适。当然，袁枚所描述的是客船，如若是搭官船，环境要好一些。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提到牛浦蹭船的事情，他因不愿再等第二日的客船，见有官船，便问船家让他上去。
2 船行速度与客运船价
运河的行船速度与河水顺逆有关，日本学者松浦章在《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一书中推测顺水情况下是一日五十里，逆水时则是一日三十里。关于这一点，《醒世姻缘传》中有间接的描述。在第八十六回，薛素姐与吕祥追赶狄希陈，薛素姐、吕祥二人的交通工具是骡子，狄希陈是水运船行。三天后，薛素姐、吕祥二人到达济宁，打听到狄希陈五日前过了闸南，很快可到淮安。薛素姐、吕祥旱路追至淮安，却又听说五日前已南行。由此可见，船行速度和骡马速度相仿。
至少船价，主要是与路途的远近和风险有关，船行越远，其风险也大，成本也高，船价也会高一些。《醒世姻缘传》中写到狄希陈因随郭总兵包了船从张家湾而驶往四川，例如，按实际船价算，他要付“百金开外”，但因享受了官船的价格待遇，只付了五两船费，所以省下了不少开支。可见，按当时价格，从张家湾到四川的船价需要一百两以上的费用。再如，《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中凤四老爹等人从苏州到杭州，包了大船上的两个舱，一共才花了一两八钱银子。由上两个对比可知，因路途遥远，风险加大，船价也会高些，而短途风险相对较小，船上消耗也少，所以船价也便宜很多。 3 客运风险
水运的风险首先是天气，大风恶雨都是客运中最忌讳的天气状况。如《醒世恒言》卷十提到的水难事故便是天气恶劣所致。当时正值“深秋，大风大雨”，且已经下了半个月多，运河内的水位已经涨到了“十来丈”，船行不稳，被风雨吹打得东倒西歪，甚至有大船已被打坏，船上的人“飘溺已去大半”。
水运风险其次是河段险要，尤其是运河和黄河的交点处。《警世通言》第十七卷写马德称搭官船时在黄河岸口遭遇河口崩决，官船也被决口的河水冲得“三分四散”。而《醒世姻缘传》中提到僧官宝光全家坐船回常州途中，在入了黄河后，被“猝然大风”吹得船掀了，他抓住一个水手而命得保全，但妻儿资财却全部丧失了，如此可见水段险要的凶险。
水运风险其次就是水匪。水上匪贼多是见利忘义之徒，他们的存在也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中提到的陈小四便是水贼，他专门雇了一批水手，专门在运河上做打劫夺财之事。
三 明清文学中运河的治理与贪腐
运河在明清两代的交通运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弥补了路上交通受地势及交通工具限制的不足，但是，因为河水泛滥，尤其是黄河和淮河的泛滥，导致水运中断，水上交通受阻。所以，治理水患就变得尤为重要，要不断与水害做斗争，以保障水运的畅通和正常运行。明清文学中有不少篇目是涉及运河防患和治理工程的。例如，《梼杌闲评》中提及在明代嘉靖年间发生了淮河水患，淮南灾情严重，运河也被迫中断运行。在此之际，工部侍郎朱衡与高邮州的州同黄达共同前往治水，平息水患。黄达身先士卒，在堪察了水患原因后率人远涉洪水，途中落水，大难不死，遇赫巳。赫巳就平息水患为黄达出谋划策，并亲身堪测，在他的指导下，朱衡、黄达组织大量人手开始了修复高家堰的工程，最终水患平息，运河交通恢复正常。这里体现了仁人之士为保障运河顺利运行而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运河的治理有廉亦有贪，《儿女英雄传》中就写到了因治理运河而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的贪腐官僚。安学海任河工县令，到任后发现，因自己不谙礼贽，被南河总督分配到了最无油水的管河工段。在考察水河工程的过程中，他发现，治河的钱已经被贪腐的官员一层层地瓜分了，许多工程质量根本不过关，根本防不了水患。而安学海在此时却被南河总督调过来做了替罪羔羊。结果，汛期来临，新工程被水患冲坍了。为此，安学海被收管，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运河的治理成效正是当时政治、社会状态的直接反映，明清小说关于在治理运河、保障运河畅通的廉与贪、忠与奸的斗争的描写不少，这正是运河文化极富传奇和现实感的一部分，也是运河文化借助文学形式展示其社会性的途径。
四 明清文学中运河流域的社会风貌
首先，明清文学展现了运河流域的风俗民情，如《西湖二集》中提到的杭州逢至七夕乞巧时节，便将“凤仙花”捣成汁儿，染在指甲上。《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记载了河北献县种枣及运销的一些情况，多具民俗价值。
其次，明清文学展现了运河不同地域的人物性情。运河文化主要包括燕赵、齐鲁、吴越三大域格局，由此所形成的地域性格也各有特色。如燕赵人性情慷慨悲壮，如闻鸡起舞的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谊孔甚，后天下大乱，二人南北扶持晋室，皆创可歌业绩。齐鲁人则性情坚韧，《型世言》第九回记载王喜一家为避祸而远走他乡，妻子独自抚养儿子成长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坚忍不拔的典型体现。再有，吴越人则善商贾，精明能干，《醒世恒言》卷七中记述了洞庭山人高赞的发家致富史，卷十八记载了苏州人施复由一台绸机到拥有了数十台绸机而富镇一方的经营过程，都体现了吴越人的聪明灵活能干。
由此，明清文学不仅以其文学性而盛于历史，更以其独特的文化观照熠耀生辉，而其对运河文化的如此依赖，正是源于其政治中心的辐射作用、经济文化的重心效应、人才集聚的拉动作用等。
注：本文系淮安市科技局项目：HAS2013076。
参考文献：
[1] 王鸿绪：《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全四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
[3] 陈洪谟：《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治世余闻·继世记闻·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6] 佚名：《梼杌闲评》，中华书局，2005年版。
[7] 松浦章：《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8] 文康：《儿女英雄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
（许韧，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