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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地看，权威统治在韩国的建立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与权威统治的作用力相关，韩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一种“过渡政体”，它的局限性也渐趋凸显，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威统治只能阶段性发挥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 权威统治 必然性 历史局限
1961年之前韩国经济发展状况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它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并没有得到改变。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所占的比重高达45%，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以上；工业所占的比重不到10%，从业人员仅占社会总劳动力的10%。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韩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左右，工业只占12%。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工矿业人员只占8.7%。而在工业中，轻工业占80%以上，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只占18.2%。①当时，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2美元，国民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极低，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陷入困境，而每年3%的人口增长率所导致的人口负担和每年以3%的速度增加的失业人口，更是让问题重重的韩国经济愈加困难。可以说，1961年之前的韩国，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社会凋敝，民不聊生。
1961年之后韩国经济发展状况
朴正熙上台后，从国内外形势出发，决心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他认为，在对民主观念缺乏正确理解和没有为民主政治准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就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和实行政党竞争制度，是1848年建国以来政治混乱和经济落后的症结所在。在他看来，韩国的农村还存在大量文盲，生活水平低下；在城市同样存在广泛的贫困和大量的失业，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蔓延的不满情绪。②因此，他提出了“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的发展战略，并着手制定和推行了四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这些计划产生了卓著的成效，从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鉴》、经济企划院《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③在1962年到1979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5%，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增加到将近64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从87美元增长到1640美元，这就是著名的“汉江奇迹”。1973年，韩国政府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1972年至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5%，1977年增长率高达10.3%，1978年高达11.6%。经过近20年的发展，韩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从60年代初的38%、25%和37%变成了80年代初的14%、40%和47%，韩国也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进入到新兴工业国行列。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出口第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韩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根据经济企划院《主要经济指标》和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报》，④在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中，韩国的出口增加519.7倍，进口增加82.7倍，出口依赖程度从1.9%上升到33.5%，进口依赖程度从15.0%上升到41.2%。
1962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3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到1970年，达到243美元，1976年达到698美元，1989年达到5000美元，到1996年，一跃为10076美元，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的出口只有4000多万美元，1964年达到1亿美元，1975年达到50亿美元，1977年达到100亿美元，而1996年则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韩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权威统治
朴正熙认为“民主和代议制政府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政府中根深蒂固的腐败行为在变了形的招牌下畅行无阻；政客们的徇私枉法在议会政府中比比皆是。在自由选举的假面具后面，贿买选票成了习以为常的方式，在代议制政府的幌子下面，政府中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的行为愈演愈烈。”⑤因此，他上台之后就确立了权威统治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在他看来，为了使韩国人民摆脱贫困，采用非民主的紧急手段也是必要的。“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面临饥饿的人来说，选举权是毫无价值的”，“民主这颗没有光泽的宝石，对于那些正遭受着饥饿和绝望痛苦的人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⑥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朴正熙统治韩国将近20年的时间里，权威统治贯穿始终。
权威政治，又称“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与极权主义相对的概念。政治体制一般分为民主政体、权威政体和极权政体三种类型，权威主义是一种过渡性政体。有学者指出，包括朴正熙政权在内的东亚威权主义政治，是一种“贤明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它是东亚国家不可避免的过渡性政体，其政治特征表现为“(一党或军人集权+强制性措施+专家治国+健全法制+反腐倡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渐进民主化进程”。⑦按照梅森等人对韩国的研究，1961年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来源于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其基本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有组织的挑战，从而能够以民主政府难以做到或不能做到的方式予以执行。⑧“韩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政府主导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在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成长。”⑨诚然，选择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它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事实上，不论是进行经济调整、逐步推进自由化政策，还是在管理和干预经济上的方法和模式变革，无不体现出政府强大的主导作用。
权威统治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权威统治在韩国建立的必然性。整个20世纪50年代，韩国在国家工业化方面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建树，1959年下半年经济甚至走向全面崩溃，当时的张勉政权面临着李承晚政权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但他所提出的“民主政治”由于突然放弃李承晚伪宪政主义政客型的权威主义的政治控制机制，反而使社会迅速分裂并导致政治混乱。在此关键时刻，受美苏大国争霸的国际政治格局规制，韩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军人集团开始以极端强制的方式试图重整社会秩序，并着手实现社会重构和经济复兴。
“5·16军事政变”使韩国从旷日持久的冲突与纷争中获得了喘息之机。接下来朴正熙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从法治安全到政治和经济这些最根本的保障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⑩。朴正熙还反复强调，“‘5·16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实行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行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军政府的这一政治决策，是由当时韩国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只要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韩国就难以生存和立足。因此，首先全力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军政府的逻辑选择。
权威统治的历史局限。权威统治的政治模式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权。在这种政治模式下，由于社会监督缺位，权力便容易向少数人集中，成为统治者谋取和维护个人、家族或集团利益的工具，滋生社会腐败。在危机时刻，民主让位于专制统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韩国在权威统治下的经济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便凸现出来，大众的民主化呼声也日益高涨。然而，韩国虽然在宪法中宣布基本人权、私人财产权利和公民自由，但这些权利和自由常常为紧急措施和戒严法所限制和搁置。比如，从1948年到1987年，韩国共宣布了11条戒严法令，推迟人权自由已成为韩国政治的一条准则，而不仅仅是一种例外。在西方法治的发展历程中，规范和限制政治权威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即人权和公民权，使之成为权力行使的重要目的和边界；二是给权力运行设置明确的范围和程序，以制约政治权威。而对政治权威的制度约束，主要是对权力及其行使过程进行明确、公开的限制和制约。这样看来，韩国的权威统治限制和侵蚀了人权和公民权，容易导致权力的恣意行使，使大众对统治的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产生质疑。也正因此，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威统治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阶段而存在。
（作者单位：云南玉溪师范学院）
注释
①谷源洋等：《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②⑤⑥⑩[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54、154、158、171页。
③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④韩相震：“展望官僚权威主义下的民主”，载韩国社会学会：《韩国社会走向何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2~13页。
⑦陈峰君：“东亚模式深探”，《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1期。
⑧[美]爱德华·梅森：《韩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80年，第154页。转引自任晓：“经济、文化、政治：东亚经济成功的三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春季号。
⑨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29、29页。
Sung Chul Yang , The North and South Korean Political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 Seoul Press, 1994, p403～450.
【关键词】经济发展 权威统治 必然性 历史局限
1961年之前韩国经济发展状况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它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并没有得到改变。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所占的比重高达45%，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以上；工业所占的比重不到10%，从业人员仅占社会总劳动力的10%。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韩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左右，工业只占12%。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工矿业人员只占8.7%。而在工业中，轻工业占80%以上，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只占18.2%。①当时，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2美元，国民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极低，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陷入困境，而每年3%的人口增长率所导致的人口负担和每年以3%的速度增加的失业人口，更是让问题重重的韩国经济愈加困难。可以说，1961年之前的韩国，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社会凋敝，民不聊生。
1961年之后韩国经济发展状况
朴正熙上台后，从国内外形势出发，决心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他认为，在对民主观念缺乏正确理解和没有为民主政治准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就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和实行政党竞争制度，是1848年建国以来政治混乱和经济落后的症结所在。在他看来，韩国的农村还存在大量文盲，生活水平低下；在城市同样存在广泛的贫困和大量的失业，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蔓延的不满情绪。②因此，他提出了“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的发展战略，并着手制定和推行了四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这些计划产生了卓著的成效，从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鉴》、经济企划院《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③在1962年到1979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5%，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增加到将近64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从87美元增长到1640美元，这就是著名的“汉江奇迹”。1973年，韩国政府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1972年至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5%，1977年增长率高达10.3%，1978年高达11.6%。经过近20年的发展，韩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从60年代初的38%、25%和37%变成了80年代初的14%、40%和47%，韩国也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进入到新兴工业国行列。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出口第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韩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根据经济企划院《主要经济指标》和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报》，④在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中，韩国的出口增加519.7倍，进口增加82.7倍，出口依赖程度从1.9%上升到33.5%，进口依赖程度从15.0%上升到41.2%。
1962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3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到1970年，达到243美元，1976年达到698美元，1989年达到5000美元，到1996年，一跃为10076美元，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的出口只有4000多万美元，1964年达到1亿美元，1975年达到50亿美元，1977年达到100亿美元，而1996年则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韩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权威统治
朴正熙认为“民主和代议制政府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政府中根深蒂固的腐败行为在变了形的招牌下畅行无阻；政客们的徇私枉法在议会政府中比比皆是。在自由选举的假面具后面，贿买选票成了习以为常的方式，在代议制政府的幌子下面，政府中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的行为愈演愈烈。”⑤因此，他上台之后就确立了权威统治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在他看来，为了使韩国人民摆脱贫困，采用非民主的紧急手段也是必要的。“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面临饥饿的人来说，选举权是毫无价值的”，“民主这颗没有光泽的宝石，对于那些正遭受着饥饿和绝望痛苦的人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⑥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朴正熙统治韩国将近20年的时间里，权威统治贯穿始终。
权威政治，又称“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与极权主义相对的概念。政治体制一般分为民主政体、权威政体和极权政体三种类型，权威主义是一种过渡性政体。有学者指出，包括朴正熙政权在内的东亚威权主义政治，是一种“贤明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它是东亚国家不可避免的过渡性政体，其政治特征表现为“(一党或军人集权+强制性措施+专家治国+健全法制+反腐倡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渐进民主化进程”。⑦按照梅森等人对韩国的研究，1961年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来源于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其基本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有组织的挑战，从而能够以民主政府难以做到或不能做到的方式予以执行。⑧“韩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政府主导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在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成长。”⑨诚然，选择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它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事实上，不论是进行经济调整、逐步推进自由化政策，还是在管理和干预经济上的方法和模式变革，无不体现出政府强大的主导作用。
权威统治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权威统治在韩国建立的必然性。整个20世纪50年代，韩国在国家工业化方面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建树，1959年下半年经济甚至走向全面崩溃，当时的张勉政权面临着李承晚政权遗留下来的各种危机，但他所提出的“民主政治”由于突然放弃李承晚伪宪政主义政客型的权威主义的政治控制机制，反而使社会迅速分裂并导致政治混乱。在此关键时刻，受美苏大国争霸的国际政治格局规制，韩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军人集团开始以极端强制的方式试图重整社会秩序，并着手实现社会重构和经济复兴。
“5·16军事政变”使韩国从旷日持久的冲突与纷争中获得了喘息之机。接下来朴正熙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从法治安全到政治和经济这些最根本的保障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⑩。朴正熙还反复强调，“‘5·16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实行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行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军政府的这一政治决策，是由当时韩国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只要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韩国就难以生存和立足。因此，首先全力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军政府的逻辑选择。
权威统治的历史局限。权威统治的政治模式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权。在这种政治模式下，由于社会监督缺位，权力便容易向少数人集中，成为统治者谋取和维护个人、家族或集团利益的工具，滋生社会腐败。在危机时刻，民主让位于专制统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韩国在权威统治下的经济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便凸现出来，大众的民主化呼声也日益高涨。然而，韩国虽然在宪法中宣布基本人权、私人财产权利和公民自由，但这些权利和自由常常为紧急措施和戒严法所限制和搁置。比如，从1948年到1987年，韩国共宣布了11条戒严法令，推迟人权自由已成为韩国政治的一条准则，而不仅仅是一种例外。在西方法治的发展历程中，规范和限制政治权威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即人权和公民权，使之成为权力行使的重要目的和边界；二是给权力运行设置明确的范围和程序，以制约政治权威。而对政治权威的制度约束，主要是对权力及其行使过程进行明确、公开的限制和制约。这样看来，韩国的权威统治限制和侵蚀了人权和公民权，容易导致权力的恣意行使，使大众对统治的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产生质疑。也正因此，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威统治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阶段而存在。
（作者单位：云南玉溪师范学院）
注释
①谷源洋等：《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②⑤⑥⑩[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54、154、158、171页。
③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④韩相震：“展望官僚权威主义下的民主”，载韩国社会学会：《韩国社会走向何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2~13页。
⑦陈峰君：“东亚模式深探”，《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1期。
⑧[美]爱德华·梅森：《韩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80年，第154页。转引自任晓：“经济、文化、政治：东亚经济成功的三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春季号。
⑨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29、29页。
Sung Chul Yang , The North and South Korean Political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 Seoul Press, 1994, p403～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