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改良派，由于接触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开始觉得汉字繁难、文言艰深，推进切音字运动之馀，大力提倡白话文，试图把白话变成维新变法的宣传工具，办白话报传播其主张，影响力有限。黄遵宪1902年《致严复信》明确提出了文体改良的意见，乏有响应者。章太炎等革命派，政治立场激进，思想和文体上守旧，坚持国粹主义，在文学上以复古为革新，驳斥所谓采用万国语（世界语）的论调。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果而终。

壹

　　辛亥革命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革命的冲动向思想和文化领域扩展，而自唐宋以来书面语的双重格局为这一冲动提供了适当的场所，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关系”或称“统治模式”被迅速构造出来并加以颠覆，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颠覆，在文本领域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由少数先知先觉者在小的圈子实行起来，迅速扩至整个社会的范围。
　　“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据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五四运动一百年了。遥想激进主义思潮当初，亦非一呼百应。新文化运动的圈子不大，少数激进的学生，几家报刊的副刊，一些学术明星和教授，围绕新派作家形成社团，加之欲以文学谋生者及寻求政治出路的狂热分子。反对者和民众多视其为洪水猛兽，隔岸观火，孰料火终于烧将起来了。
　　“革命”一词，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魔力十足，那或许是国人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向往之情。是欧洲率先打碎了封建的枷锁，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福音传播开来，西学东渐受到中国知识阶层无保留的接纳。明清两朝，专制皇权于士大夫的禁锢远远超过唐宋，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言，政治走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寻求绝处逢生。从文化交流言，两千年前佛教西来，亦曾使举国为之倾倒。不同在于，对佛学的接纳、消化从容不迫，翻译佛典的事业持续了千载。佛教在印度已衰落至绝迹，我们的先人被佛理深深地吸引，创立了属于中国本土的佛学思想体系，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慈恩宗、禅宗，如五岳一般不可撼动。宋学新儒家，从理学到心学，皆在与佛理的潜对话中发育出高深的思想。明朝以降所谓三教合流，民间归纳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西学携坚船利炮而来，鲸吞蚕食瓜分之势咄咄逼人，在进退失据中仓皇而起，从洋务救国、维新救国到教育救国、文学救国，败绩连连，似乎愈救而愈不可救，愈不可救而愈急，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愈甚。
　　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国人逐步有了告别激进主义的想法，开始检视其来龙去脉。
　　在所有的体制当中，语言这个体制是最为根本的，也是最无法摆脱的一个。汉字已有至少四千年的历史，汉语的历史只会更长，文献浩繁，汗牛充栋亦不足以言之。

贰

　　白话文运动最重要的信念是，汉语和汉字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欧美国家的诸多原因之一。欲普及教育发展科学，首先需要改革文字。
　　百年前提出来的最激进的主张，是抛弃汉语，采用万国语（世界语），其次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所谓走世界文字的共同道路，后者曾经是一项长期的国策。
　　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巨大的修辞发明，它虚构了与文言的断裂，以打倒文言取而代之的口号在革命成为风尚的时代里取得了合法性。它标榜自己是一种崭新的语言和制度，许诺在这一制度下将造就和培养出大批的“新人”，以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的如虹气势去改造生活、建构社会。语言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广义的政治运动，在大百科全书的编纂中，知识建构和权力建构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天对它解构的目的，是想恢复历史的多元现场，追寻其本来面目，释放诸多被压抑起来的事实和材料所包含的能量。
　　白话文运动在创立之初，所从事的实际工作，往往以嫁接为多。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是清醒而有远见的。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却把白话文的激进主张落实为事实，在不知传统为何物的状况下，想西化亦无从化起。母语和外语之间，在学习和掌握上不仅不妨碍，反而能够彼此促进，缺乏语言能力的人，丧失了学习语言最佳时机的人，深刻把握哪种语言都是困难的。
　　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和价值标准，须与中国旧有的系统加以比照才能够有效地取舍。全球化的形势，不在于外来力量的咄咄逼人，而是面对国际资本压力的时候，我们是否失去了文化上的依托？
　　中文西文的差别，表面上看是方块字和字母的差别，实际在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西文依靠语音别义，中文依靠字形别义，拼音化汉字之无法实行，根源在此。时下的国人，包括许多研究语言文字的学者，以西文的眼光看待中文，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汉语，抛弃自己传统悠久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而跟着西方的学术走向在语言学上大做文章，这是不可理喻的，但确实是事实，且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义前提。

叁

　　中国文化的异质性，集中体现于汉语和汉字的异质性上，这可能是我们接纳世界主义或西式普遍主义的最大难题，也是世界文化多元的真正表现。弘扬民族文化的前提，是深入地掌握和精通自身的语言和文字，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于民族文化的精华真正地有所继承。
　　自古以来从事汉语写作的人，没有只会白话而不通文言者。汉语是一个整体，识文断字与通文言从来是一个意思，每人掌握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必通文言也称会汉语，是现代人的偏颇定义。鲁迅和周作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但他们的文章实在不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念古书考科举，熟稔典籍擅长文言，古典诗词修养深厚，他们写白话与吴敬梓、曹雪芹写白话没有分别，这些作家身上葆有完整的语言生态，行文过程中需要文言资源，会本能地应用。五四这代人语言观念上的普遍激进，与他们自身的白话语言得益于其旧学修养这个事实，是两件事情。
　　把汉语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把百年来的语言变革运动，放在千年来汉语书面语的双重机制——文言白话并存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并且把后者的关照放在三四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上。本书重视百年来在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等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更重視未能纳入这些学科体系的汉语使用经验，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大量实践，以文本和非文本的方式存在于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当中。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共收集民间故事187万篇，歌谣300万首，谚语748万条，编印资料本3000种，总字数超过40亿。尽管质量参差不齐，未可一概而论，但总体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无论语言抑或文学，这个巨大的资料库的价值，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远超过同时期作家文人的创作。 　　百年来主张不管怎样不同，西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它的脚步，工业科技、生活用品及风尚，直至最后剩下一个领域无法西化，就是汉语和汉字。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保守主义，因为没有可以保和守的内容，我们是有的，那就是汉语和汉字。
　　“修辞立其诚”这句古训出自《周易》，差不多有三千年。立诚是写作伦理的核心，是体，修辞思维是用，科举考试从唐宋的策论，改为明清的八股，代圣人立言，与个人的一己之诚已经不相干，只剩下发达的修辞思维支配下的起承转合了，这是古文的没落。《诗经》《楚辞》《牡丹亭》《红楼梦》，感人至深者，皆出于作者之诚。反身为诚，切己方痛，言为心声，吐自肺腑，情动于衷，不能已于言而言，始终是第一位的。修辞批评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评价，诚与否，终能透过言辞来判别，开门见山，还是曲径通幽，各显神通，才能引人入胜；体用兼备，得心应手，方可言文行远。如若诚竭辞尽，文运之承续，夫复何言哉？

肆

　　有目共睹，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提倡白话文，其结果却损毁了白话文体。重新认识白话文的第一步，须先替文言真正平反。还要打破白话和文言之间人为建造的壁垒。白话和文言，两者自古以来就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不同的文体，他们能够互相对待，各有所长，功能和用途不同，共同丰富了汉语书写。鲁迅写《孔乙己》《阿Q正传》以白话，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用文言，钱锺书写《围城》用白话，著《管锥编》以文言，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以白话，为该书献词乃骈文，鱼与熊掌，皆所欲也。不好的是将此置于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想法与做法。为文言平反，不是反对白话，而是有进益于白话，促白话的成长。白话的发达、成熟、伟大不必以文言的没落衰朽为前提，那些典范的白话小说写出来，不是为了倾覆庄骚史记，是以此明证能与后者比肩而立。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中，文化的延续，艺术的生发，文体自身的发达和演变，特别是于文字技巧的高度追求，作家个人性情的吟咏，个人精神上成长和自娱，对专制权力的反抗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是深入民族灵魂的文学基调。
　　现代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似乎是近代以来最大的政治。但是在此之上，也还有更大的政治，它包涵两层含义，其一，四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其二，每一位生存的中国人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古人云，道不远人，人能弘道。先贤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国家主义的政治如若不能成为民族文化复兴、个人自由实现的途径，它就失去了合法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也。国家存亡之秋，迫于当时的危急形势，少数革命者宁肯牺牲个人生命，不惜主张为种业而放弃文化，废除汉字文言，他们是真的革命，真的叛逆。然而汉字和汉文却是国人世代生存的依托，犹如国土与家园，汉字不能改，文言岂能丢？古代文献是以汉字文言写就，是汉语、汉字、汉文造就了中国人，并不需要什么理论上的依据或者别的道理。
　　21世纪的国人，接受全面、完整的書面汉语教育，以便充分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母语，如此，在写作和表达之时才能拣择和取舍。没有人限制你今天去阅读古代典籍，也没有人禁止你去学习任何一门外语。
　　（作者系文化学者，《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