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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使一国或一个企业不可能具有垄断创新的能力，也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完全独立和封闭式的创新变得更加困难。开放创新已经成为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大趋势，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模式更好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开展互利双赢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融入到全球创新网络之中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重大战略议题。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以入世为契机全面开放市场，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吸引外资不仅带来了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也让中国的产业体系逐步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之中。由于技术标准的开放与透明，相互授权使用对方的专利将更加普遍化、趋势化。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深入，美欧等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入已占总投入的35%，跨国技术联盟在近十年间翻了一番。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创新瓶颈，如何实现突围变得愈发重要。
中国创新绩效的技术效率要小于规模效率
近些年来，中国国家创新能力整体来看在稳步提高，但背后却潜藏着极大问题。
首先，尽管高科技出口量逐年上升，但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30.8%的最高水平之后便开始下滑，2007年骤降至26.7%，而且之后这一指标一直低于3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对中国技术溢出的效果出现下降，由于外资企业是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主体，外资研发对技术出口影响显著，但对中国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2007年之后，外资流量占GDP比重开始下降，中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比重也出现下降趋势。
其次，虽然近些年中国授予的专利数量在迅速提高，但综合分析中国的专利情况，体现基础性、原创性的发明专利仍然较少，中国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复杂程度还比较低，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国内拥有的发明专利较少，改进型发明专利占多数。这说明，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外国居民占专利申请量和授予比重比却逐年下滑，通过开放实现创新的能力也在下降。以上这些问题都体现出中国创新绩效的技术效率要远小于规模效率，自身创新能力依然存在严重不足。
中国政府创新资源投入不够
针对创新的研发投入是各国竞争的焦点所在，但中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投入力度和水平还远远不够。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速。为了增强积聚创新资源的能力，各国明显加大了对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干预，增加研发投入、引导研发投资是各国政府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将公共资源直接投入合作研发和协同创新活动，可能比直接推动企业研发或通过研究机构推动企业研发更为有效。
研究结果显示，在2002-2011年间，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的贡献最大，创新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创新绩效提高1.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研发投入远低于世界水平，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1.5%，计划2020年达到2.5%。而世界平均值为1.6%，发达国家平均值为2.2%。中国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从2002年的5%上升到 2010 年的12.3%，而美国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在 34%-35%。
此外，就专利产出而言，中国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地同时申请的数量在 2008 年仅为 473 项，美国则多达 14399 项并获取源源不断的巨额专利许可收入。而中国迄今为止只拥有少数几家全球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基本上尚不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无法获得核心竞争力。因此，未来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例如在环境、新能源、低碳等领域激励技术创新，把科技政策的焦点集中于构建开放创新网络，促进更有效地吸收全球的关键创新资源上。
迎来开放创新的“蛙跳”契机
近几年，中国技术转移和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的格局正在发生积极改变，这得益于技术合作和接受外部的技术转移，通过开放创新可以由“危机”到“转机”。研究数据显示，近些年来自国外的科研经费以及技术转移的项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同中国开展合作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通过振兴高端制造业、开始“再工业化”以及扩大服务出口，向中国转移技术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再平衡。从产业技术创新规律看，由于高科技产品研发投入大，并且产品生命周期短，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形势下，要分摊研发成本必须走大量出口的路线，提高产品销量，依靠规模化的海外市场获得与研发投入成正比例的利润。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科技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560亿美元增至4630亿美元，年均增幅23.5%。同一时期自美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则由2001年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6.7%降到2011年的6.3%。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 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这意味着更多地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以及自身的产业升级，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新兴的产业转移基地和研发中心，这无疑是中国实现开放创新“蛙跳”的一次重大机遇。
未来全面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巨大
吸收FDI中国有较大的空间。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资料，中国吸收FDI存量的人均规模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2011年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即使在吸收FDI存量与GDP比例方面，中国也处于较低水平。2003年以来中国这一指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甚至20多个百分点，而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提高吸引外资数量的同时，增强吸引外资的质量，特别是外资推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空间巨大。
中国进一步降低市场壁垒的空间也较大。金融开放度指标显示，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中国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较大。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伙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信贷、担保、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发展空间明显。在降低贸易税率方面，中国可以进一步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加快高新技术进口，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参与核心技术研发。
在推动政府效率提升和市场化机制方面空间更大。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政府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下一步的任务是推动自身的职能转变。当前，以“职能整合”、“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为大方向的大部制改革正在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大幕。此次大部制改革的方案明确了要在理顺政府职能、整合政府职能并形成有效衔接的基础上，建立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框架。下一步围绕“权力下放”和全面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需要切实提高政府效率和对市场的监管水平，为开放式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政府各部门出台政策要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在产业政策方面要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不能对特定产品提供补贴，要花力气促进科研和自主创新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和产业界要积极介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国际产品标准的制订，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要更加透明公平，目前，中国参与国外主流市场的政府采购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传统竞争性强的产业和日常消费型政府采购。如纺织、机电、联合国采购救灾物资或设施等。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文化创意等均有较高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以入世为契机全面开放市场，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吸引外资不仅带来了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也让中国的产业体系逐步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之中。由于技术标准的开放与透明，相互授权使用对方的专利将更加普遍化、趋势化。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深入，美欧等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入已占总投入的35%，跨国技术联盟在近十年间翻了一番。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创新瓶颈，如何实现突围变得愈发重要。
中国创新绩效的技术效率要小于规模效率
近些年来，中国国家创新能力整体来看在稳步提高，但背后却潜藏着极大问题。
首先，尽管高科技出口量逐年上升，但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30.8%的最高水平之后便开始下滑，2007年骤降至26.7%，而且之后这一指标一直低于3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对中国技术溢出的效果出现下降，由于外资企业是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主体，外资研发对技术出口影响显著，但对中国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2007年之后，外资流量占GDP比重开始下降，中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比重也出现下降趋势。
其次，虽然近些年中国授予的专利数量在迅速提高，但综合分析中国的专利情况，体现基础性、原创性的发明专利仍然较少，中国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复杂程度还比较低，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国内拥有的发明专利较少，改进型发明专利占多数。这说明，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外国居民占专利申请量和授予比重比却逐年下滑，通过开放实现创新的能力也在下降。以上这些问题都体现出中国创新绩效的技术效率要远小于规模效率，自身创新能力依然存在严重不足。
中国政府创新资源投入不够
针对创新的研发投入是各国竞争的焦点所在，但中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投入力度和水平还远远不够。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速。为了增强积聚创新资源的能力，各国明显加大了对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干预，增加研发投入、引导研发投资是各国政府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将公共资源直接投入合作研发和协同创新活动，可能比直接推动企业研发或通过研究机构推动企业研发更为有效。
研究结果显示，在2002-2011年间，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的贡献最大，创新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创新绩效提高1.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研发投入远低于世界水平，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1.5%，计划2020年达到2.5%。而世界平均值为1.6%，发达国家平均值为2.2%。中国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比例从2002年的5%上升到 2010 年的12.3%，而美国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在 34%-35%。
此外，就专利产出而言，中国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地同时申请的数量在 2008 年仅为 473 项，美国则多达 14399 项并获取源源不断的巨额专利许可收入。而中国迄今为止只拥有少数几家全球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基本上尚不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无法获得核心竞争力。因此，未来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例如在环境、新能源、低碳等领域激励技术创新，把科技政策的焦点集中于构建开放创新网络，促进更有效地吸收全球的关键创新资源上。
迎来开放创新的“蛙跳”契机
近几年，中国技术转移和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的格局正在发生积极改变，这得益于技术合作和接受外部的技术转移，通过开放创新可以由“危机”到“转机”。研究数据显示，近些年来自国外的科研经费以及技术转移的项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同中国开展合作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通过振兴高端制造业、开始“再工业化”以及扩大服务出口，向中国转移技术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再平衡。从产业技术创新规律看，由于高科技产品研发投入大，并且产品生命周期短，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形势下，要分摊研发成本必须走大量出口的路线，提高产品销量，依靠规模化的海外市场获得与研发投入成正比例的利润。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科技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560亿美元增至4630亿美元，年均增幅23.5%。同一时期自美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则由2001年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6.7%降到2011年的6.3%。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 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这意味着更多地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以及自身的产业升级，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新兴的产业转移基地和研发中心，这无疑是中国实现开放创新“蛙跳”的一次重大机遇。
未来全面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巨大
吸收FDI中国有较大的空间。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资料，中国吸收FDI存量的人均规模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2011年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即使在吸收FDI存量与GDP比例方面，中国也处于较低水平。2003年以来中国这一指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甚至20多个百分点，而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提高吸引外资数量的同时，增强吸引外资的质量，特别是外资推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空间巨大。
中国进一步降低市场壁垒的空间也较大。金融开放度指标显示，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中国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较大。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伙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信贷、担保、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发展空间明显。在降低贸易税率方面，中国可以进一步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加快高新技术进口，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参与核心技术研发。
在推动政府效率提升和市场化机制方面空间更大。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政府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下一步的任务是推动自身的职能转变。当前，以“职能整合”、“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为大方向的大部制改革正在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大幕。此次大部制改革的方案明确了要在理顺政府职能、整合政府职能并形成有效衔接的基础上，建立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框架。下一步围绕“权力下放”和全面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需要切实提高政府效率和对市场的监管水平，为开放式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政府各部门出台政策要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在产业政策方面要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不能对特定产品提供补贴，要花力气促进科研和自主创新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和产业界要积极介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国际产品标准的制订，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要更加透明公平，目前，中国参与国外主流市场的政府采购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传统竞争性强的产业和日常消费型政府采购。如纺织、机电、联合国采购救灾物资或设施等。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文化创意等均有较高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