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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恨歌》是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言情小说,王琦瑶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她的命运悲剧使得这部小说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王琦瑶的人生悲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渗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男性肉的本能和男性责任意识的不健全、王琦瑶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因素等。本文主要从以上这几个方面论述《长恨歌》的悲剧成因，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对作品的深层解读。
关键字：王琦瑶；悲剧成因；男权；性格；本能；责任
《长恨歌》是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言情小说,王琦瑶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她的命运悲剧使得这部小说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作者通过对王琦瑶的悲剧性而又不乏精彩的一生的具体清晰的述写,把笔触直接伸到了主人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并借此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王琦瑶的人生悲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渗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男性肉的本能和男性责任意识的不健全、王琦瑶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因素等。
一、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渗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王安忆的《长恨歌》不仅仅是描述了一个女人的人生悲剧，同时也把握住了都市脉搏，将人物的命运同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生活在四十年代的王琦瑶是个典型的上海女孩,爱漂亮,会打扮,有点小幻想和虚荣心,她美丽的容颜注定会给她带来不幸。中学时代她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大人物李主任以他的威严和果断赢得了王琦瑶的芳心,她成了李主任的“金丝雀”。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难,王琦瑶成了平凡百姓。表面上日子平淡如水,内心的情感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有意无意、有心无心的感情纠葛陪她度过了余生。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冲突,最终被失手杀死。王琦瑶生活的每一次重大变故,生命中每个男人的来去,都和时代风云紧密相联,她的生活历程就是一部旧上海的兴衰史。
小说中塑造的几个男性身份、地位、性格，甚至是血统（萨沙），都不完全相同。他们有各自的欲望、情感和苦衷，他们对王琦瑶是有感情的，可是他们也都不自觉地做了男权社会的代表，接受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意识，共同将王琦瑶推向了悲剧的深渊。作者意识到，上海这个城市仍是一个男权中心城市，男权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主宰着这个城市，主宰着女人的命运。成为“上海小姐”是许多上海女性的梦想，这梦想却是依照男人的理想描画的，评委是李主任这样的男性。王琦瑶获得“三小姐”的桂冠，不过是为自己成为李主任的外室准备了条件。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注定要处于从属和受伤害的地位。
小说中的李主任，在风月场上转了半辈子,身体疲惫了,心也老了,要的就是王琦瑶这样的通情达理,知冷知暖的纯情女子。我们不能说李主任对王琦瑶的爱是纯属肉欲的，他对王琦瑶还是有一定的怜惜和疼爱的。他认为女人是单纯而非政治化的，在王琦瑶那里它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但同时他又是自私的。他只考虑到自己的享受，寻找自己心灵的慰籍，却丝毫没有为王琦瑶考虑她的前途和命运。然而，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已经渗透到王琦瑶的人生观中，她是自愿作李主任的情妇的，不同于以往小说中那种有妇之夫欺骗无知少女的模式，王琦瑶自始至终都没有后悔过自己和李主任之间的这段感情，她自己认同了这种特殊的男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是两情相悦。王琦瑶无忧无虑、无怨无悔地把身和心全都交给了李主任,甚至“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实际上,她对自己也是极不负责的,她让李主任毁了自己的一生,李主任的色性毁了她的名,李主任的金条送了她的命,虽然她至死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此外，设想如果李主任没有死，他们的爱情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我猜想也不会很完美吧，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
王琦瑶和康明逊之间不乏同情和吸引，但“寡妇”身份的王琦瑶和家庭正宗代表的康明逊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可见女性的价值不仅要受到男性的认定，还必须受到来自社会的价值认定，女性的幸福是维系在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整个男权社会上的。
王琦瑶顽强地忍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情感失落,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男人总是撩拨起王琦瑶的情愫之后,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将绵长无尽的落寞留给她一人承受。“日子还得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１]能救王琦瑶的只有她自己。她凭藉生命中的一股韧劲冷静平和的生活着,这种韧劲说不上有多伟大,但却伴随着她度过了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许多冗长而又艰辛的日子。然而，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作者虽然意识到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和男性的中心地位是社会和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在对王琦瑶的悲剧给予同情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男性的心理和生存状态的理解。男性在社会上面临着比女性更大的压力。中国传统文化视男性为“大老爷么”、“男子汉”，男性是强者的象征，承担的是“女性的保护者”的角色。女人可以依靠男人，男人只有依靠自己。男性的苦闷、心灵的脆弱只有自己默默承受，所以他们也有糊涂、无奈和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有需要抚慰、关心、释放内心重负的时候。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不能纯粹的用好或坏来定义，他们都受到人的本能和社会环境的制约，有时候也身不由己，思想上有矛盾和斗争。
二、男性肉的本能和男性责任意识的不健全
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思考是比较深刻的。王琦瑶和李主任、康明逊之间的感情的产生、发展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人追求激情生活的本能和生活的本质特点。生活的本质是平淡枯燥的，社会的稳定，要求建立起一套稳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人的本性，特别是男人的本性是追求刺激和新奇的，“肉”的本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肉”是本能,本能理论是弗洛伊德打开人的心灵深渊之门的钥匙,他确认性欲在诸本能中最重要和最为活跃,它与生俱来,变化多端,按照快乐原则寻求满足,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时空的限制,“就像渴望进食时的饥饿感一样”,一旦不能满足就会带来心理和生活上的焦虑,痛苦。它是非理性非自觉的心理能量,这种“肉”的活动和冲突基点,在各类作品中都基本相同,而“灵”是理性的社会属性则变化万千。有道德理性的,有社会伦理的,有集团利益的,有种族利益的。原欲、理性、良心之间,快乐原则、现实原则、道德信念之间构成错综复杂的对立、冲突和依存、转化。本来个人对于肉欲的渴望无可厚非，男性对于新鲜爱情的向往也是在人性的许可范围之内的。可是，由于男性往往又不能勇于承担感情的责任，有的男人甚至不愿意为责任心所累，所以受伤害最深的是女性。
从中国的小说传统来看，描写两性关系的小说历来区分为两类，一类从肉的角度写，表现肉的角逐，如《金瓶梅》；一类从灵的角度写，表现精神的纠葛，如《红楼梦》中的宝黛之爱。这两种情爱中，前者被文人学士多不齿，后者历来为人们赞赏。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突破了性的禁区，但总的说来，灵与肉的结合是爱情的最高层次。“没有感情的因素，性爱离开了情爱，性的行为便丧失了人的道德价值。人异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他有理智，有人性道德的规范，他要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2] (p54)在《长恨歌》中的男性，一方面受到肉的本能的驱使追求性爱生活，另一方面又没有健全的责任心，有爱而无责任，在遭遇到爱情本身以外的其它因素对爱情的阻挠时，就选择了逃避。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康明逊。王琦瑶真心实意地爱着他，她没有采取刻意讨好男人的热情与技巧，也不与男人为敌。
三、王琦瑶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原因
王琦瑶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内在关系，和许多出身中等之家又不安于命运的女性一样，她对自己的前途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上海繁华生活的追慕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曾多次意识到她追求的一切，如“上海小姐”的桂冠，爱丽丝公寓的生活都是虚幻的，但感情上又抵不住各种诱惑。她对自己生存处境的认识，总是既清醒又迷茫，这使她总处于矛盾之中。
王琦瑶虽算不上有丰厚的内心世界,但多少还是受过教育,也有一技之长,她决不是供男人玩弄和摆布的“木偶”。从王琦瑶的感情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男人有着很严重的依附心理,把爱情看作是一条寻求生活保障的必由之路。她想通过爱情来证实她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的过去、她的人格,包括她的未来。她的失败还在于她过分看重情感,把男人看作是她的依靠,用来填补生活空缺,自始至终把自己看成是依附于男人的“非人”。
对男权中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也是王琦瑶悲剧的主观因素。在她看来，李主任是大世界的人，“那大世界是王琦瑶不可了解的，但她知道这小世界是由那大世界主宰的，那大世界是基础一样，是立足之本。”[3](p86)她心甘情愿的做李主任的外室，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和道德压力。她的一生的悲剧都是由李主任开始的。王琦瑶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有滋有味的活着，似乎是摆脱了男权中心的独立生存，而实际上在潜意识中，她对以李主任为代表的“大世界”采取的是认同和依赖的态度，使得小说反抗男权的色彩很弱。可以说，王琦瑶的命运向我们提出了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压制和伤害，但却没有为女性找到出路，没有为我们塑造一个反抗男权的主人公形象。不过这部小说也起到了促使我们对女性的生存处境进行深思的作用。
此外，王琦瑶对国家的政局变化不关心不感兴趣,她参加了“上海小姐”的竞选,获得“三小姐”的称号。成为李主任的三姨太后,她更是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中,她从不看报纸或听广播,对外界的一切不闻不问, 她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物质紧张的三年和文化大革命，王琦瑶却是像生活在真空中，任凭外面的世界乾坤颠倒。直到李主任遇难,她才意识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已改朝换代了。等她从邬桥再度回到上海,她又开始了她以往的生活。她的青春在闲聊、吃饭、打扮、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周旋中渐渐逝去。作为母亲,她一点都没尽到责任。她从未与女儿进行心贴心的交谈,她们之间没有感情,有的只是嫉妒和仇恨。究竟是繁华和破败的大上海腐蚀了她,还是她所受的教育成就了她的人生观?她的悲剧表明,一个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只关心自身的利益的女子被社会所抛弃是绝非偶然的。
参考文献：
[1] 万燕.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Ｊ].深圳大学学报,1998,(3):53.
[2] 黄侯兴.张天翼的文学道路[M].
关键字：王琦瑶；悲剧成因；男权；性格；本能；责任
《长恨歌》是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言情小说,王琦瑶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她的命运悲剧使得这部小说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作者通过对王琦瑶的悲剧性而又不乏精彩的一生的具体清晰的述写,把笔触直接伸到了主人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并借此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王琦瑶的人生悲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渗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男性肉的本能和男性责任意识的不健全、王琦瑶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因素等。
一、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渗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王安忆的《长恨歌》不仅仅是描述了一个女人的人生悲剧，同时也把握住了都市脉搏，将人物的命运同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生活在四十年代的王琦瑶是个典型的上海女孩,爱漂亮,会打扮,有点小幻想和虚荣心,她美丽的容颜注定会给她带来不幸。中学时代她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一生。大人物李主任以他的威严和果断赢得了王琦瑶的芳心,她成了李主任的“金丝雀”。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难,王琦瑶成了平凡百姓。表面上日子平淡如水,内心的情感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有意无意、有心无心的感情纠葛陪她度过了余生。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冲突,最终被失手杀死。王琦瑶生活的每一次重大变故,生命中每个男人的来去,都和时代风云紧密相联,她的生活历程就是一部旧上海的兴衰史。
小说中塑造的几个男性身份、地位、性格，甚至是血统（萨沙），都不完全相同。他们有各自的欲望、情感和苦衷，他们对王琦瑶是有感情的，可是他们也都不自觉地做了男权社会的代表，接受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意识，共同将王琦瑶推向了悲剧的深渊。作者意识到，上海这个城市仍是一个男权中心城市，男权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主宰着这个城市，主宰着女人的命运。成为“上海小姐”是许多上海女性的梦想，这梦想却是依照男人的理想描画的，评委是李主任这样的男性。王琦瑶获得“三小姐”的桂冠，不过是为自己成为李主任的外室准备了条件。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注定要处于从属和受伤害的地位。
小说中的李主任，在风月场上转了半辈子,身体疲惫了,心也老了,要的就是王琦瑶这样的通情达理,知冷知暖的纯情女子。我们不能说李主任对王琦瑶的爱是纯属肉欲的，他对王琦瑶还是有一定的怜惜和疼爱的。他认为女人是单纯而非政治化的，在王琦瑶那里它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但同时他又是自私的。他只考虑到自己的享受，寻找自己心灵的慰籍，却丝毫没有为王琦瑶考虑她的前途和命运。然而，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已经渗透到王琦瑶的人生观中，她是自愿作李主任的情妇的，不同于以往小说中那种有妇之夫欺骗无知少女的模式，王琦瑶自始至终都没有后悔过自己和李主任之间的这段感情，她自己认同了这种特殊的男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是两情相悦。王琦瑶无忧无虑、无怨无悔地把身和心全都交给了李主任,甚至“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实际上,她对自己也是极不负责的,她让李主任毁了自己的一生,李主任的色性毁了她的名,李主任的金条送了她的命,虽然她至死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此外，设想如果李主任没有死，他们的爱情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我猜想也不会很完美吧，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
王琦瑶和康明逊之间不乏同情和吸引，但“寡妇”身份的王琦瑶和家庭正宗代表的康明逊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可见女性的价值不仅要受到男性的认定，还必须受到来自社会的价值认定，女性的幸福是维系在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整个男权社会上的。
王琦瑶顽强地忍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情感失落,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男人总是撩拨起王琦瑶的情愫之后,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将绵长无尽的落寞留给她一人承受。“日子还得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１]能救王琦瑶的只有她自己。她凭藉生命中的一股韧劲冷静平和的生活着,这种韧劲说不上有多伟大,但却伴随着她度过了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许多冗长而又艰辛的日子。然而，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作者虽然意识到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和男性的中心地位是社会和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在对王琦瑶的悲剧给予同情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男性的心理和生存状态的理解。男性在社会上面临着比女性更大的压力。中国传统文化视男性为“大老爷么”、“男子汉”，男性是强者的象征，承担的是“女性的保护者”的角色。女人可以依靠男人，男人只有依靠自己。男性的苦闷、心灵的脆弱只有自己默默承受，所以他们也有糊涂、无奈和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有需要抚慰、关心、释放内心重负的时候。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不能纯粹的用好或坏来定义，他们都受到人的本能和社会环境的制约，有时候也身不由己，思想上有矛盾和斗争。
二、男性肉的本能和男性责任意识的不健全
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思考是比较深刻的。王琦瑶和李主任、康明逊之间的感情的产生、发展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人追求激情生活的本能和生活的本质特点。生活的本质是平淡枯燥的，社会的稳定，要求建立起一套稳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人的本性，特别是男人的本性是追求刺激和新奇的，“肉”的本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肉”是本能,本能理论是弗洛伊德打开人的心灵深渊之门的钥匙,他确认性欲在诸本能中最重要和最为活跃,它与生俱来,变化多端,按照快乐原则寻求满足,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时空的限制,“就像渴望进食时的饥饿感一样”,一旦不能满足就会带来心理和生活上的焦虑,痛苦。它是非理性非自觉的心理能量,这种“肉”的活动和冲突基点,在各类作品中都基本相同,而“灵”是理性的社会属性则变化万千。有道德理性的,有社会伦理的,有集团利益的,有种族利益的。原欲、理性、良心之间,快乐原则、现实原则、道德信念之间构成错综复杂的对立、冲突和依存、转化。本来个人对于肉欲的渴望无可厚非，男性对于新鲜爱情的向往也是在人性的许可范围之内的。可是，由于男性往往又不能勇于承担感情的责任，有的男人甚至不愿意为责任心所累，所以受伤害最深的是女性。
从中国的小说传统来看，描写两性关系的小说历来区分为两类，一类从肉的角度写，表现肉的角逐，如《金瓶梅》；一类从灵的角度写，表现精神的纠葛，如《红楼梦》中的宝黛之爱。这两种情爱中，前者被文人学士多不齿，后者历来为人们赞赏。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突破了性的禁区，但总的说来，灵与肉的结合是爱情的最高层次。“没有感情的因素，性爱离开了情爱，性的行为便丧失了人的道德价值。人异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他有理智，有人性道德的规范，他要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2] (p54)在《长恨歌》中的男性，一方面受到肉的本能的驱使追求性爱生活，另一方面又没有健全的责任心，有爱而无责任，在遭遇到爱情本身以外的其它因素对爱情的阻挠时，就选择了逃避。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康明逊。王琦瑶真心实意地爱着他，她没有采取刻意讨好男人的热情与技巧，也不与男人为敌。
三、王琦瑶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原因
王琦瑶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内在关系，和许多出身中等之家又不安于命运的女性一样，她对自己的前途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上海繁华生活的追慕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曾多次意识到她追求的一切，如“上海小姐”的桂冠，爱丽丝公寓的生活都是虚幻的，但感情上又抵不住各种诱惑。她对自己生存处境的认识，总是既清醒又迷茫，这使她总处于矛盾之中。
王琦瑶虽算不上有丰厚的内心世界,但多少还是受过教育,也有一技之长,她决不是供男人玩弄和摆布的“木偶”。从王琦瑶的感情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男人有着很严重的依附心理,把爱情看作是一条寻求生活保障的必由之路。她想通过爱情来证实她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的过去、她的人格,包括她的未来。她的失败还在于她过分看重情感,把男人看作是她的依靠,用来填补生活空缺,自始至终把自己看成是依附于男人的“非人”。
对男权中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也是王琦瑶悲剧的主观因素。在她看来，李主任是大世界的人，“那大世界是王琦瑶不可了解的，但她知道这小世界是由那大世界主宰的，那大世界是基础一样，是立足之本。”[3](p86)她心甘情愿的做李主任的外室，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和道德压力。她的一生的悲剧都是由李主任开始的。王琦瑶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有滋有味的活着，似乎是摆脱了男权中心的独立生存，而实际上在潜意识中，她对以李主任为代表的“大世界”采取的是认同和依赖的态度，使得小说反抗男权的色彩很弱。可以说，王琦瑶的命运向我们提出了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压制和伤害，但却没有为女性找到出路，没有为我们塑造一个反抗男权的主人公形象。不过这部小说也起到了促使我们对女性的生存处境进行深思的作用。
此外，王琦瑶对国家的政局变化不关心不感兴趣,她参加了“上海小姐”的竞选,获得“三小姐”的称号。成为李主任的三姨太后,她更是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中,她从不看报纸或听广播,对外界的一切不闻不问, 她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物质紧张的三年和文化大革命，王琦瑶却是像生活在真空中，任凭外面的世界乾坤颠倒。直到李主任遇难,她才意识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已改朝换代了。等她从邬桥再度回到上海,她又开始了她以往的生活。她的青春在闲聊、吃饭、打扮、与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周旋中渐渐逝去。作为母亲,她一点都没尽到责任。她从未与女儿进行心贴心的交谈,她们之间没有感情,有的只是嫉妒和仇恨。究竟是繁华和破败的大上海腐蚀了她,还是她所受的教育成就了她的人生观?她的悲剧表明,一个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只关心自身的利益的女子被社会所抛弃是绝非偶然的。
参考文献：
[1] 万燕.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Ｊ].深圳大学学报,1998,(3):53.
[2] 黄侯兴.张天翼的文学道路[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