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历经2000多年，其间虽有分裂，但是统一时间远大于分裂时间，其原因值得深思。以汉朝为例，通过对所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畅通的传播体制是保证封建王朝维持统一的基础。信息传播体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象征性符号的塑造、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自上而下贯通的沟通渠道、举孝廉、派刺史、设驿站、收集民谣等信息传播方式。
关键詞：封建大一统国家;信息传播体制;纵向;汉朝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8-0015-03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始于何时，学界一直颇有争议，但人们多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1]。中国封建社会最为人关注的地方在于其“分久必合”的特性。从组织的有效性的角度来看，信息在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通信技术、社会交往不发达的时期，古代中国如何做到信息的有效上传下达，从而帮助维系统一局面如此之久，这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探讨封建社会如何构建畅通的信息传播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的稳定和统一以及治理信息杂乱的网络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秦代虽然仅短暂存在了十多年，但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有利于社会交往。汉朝更是构建了一套完备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发布手段是汉帝国政府与不同阶层联系的重要工具，正是它们的及时的公开化传达，才使（统治的）触角从中央延伸到地方，从城市延伸到乡村。”[2]但是现今大部分论文多集中于宏观描述汉朝的传播制度，或仅从细节处描述某一具体传播工具，对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系统全面地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封建大一统国家形成的文章比较缺乏。因此本文将具体论述汉朝的新闻传播机制，力图再现当时的信息传播情况，探讨信息传播对于封建王朝形成统一的重要意义。
一、交往方式统一：塑造象征性符号、构建统一的价值系统
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实行“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迈出了思想统一的第一步，它帮助修剪了历史长河中思想的枝桠，但同时秦朝灭亡的教训也在告诉后代手段偏激带来的问题。于是，从汉朝统治者开始，实行各种手段来塑造一种象征性符号，同时在社会上构建统一的价值系统，让沟通和交往变得更为顺畅。
（一）通过符号制造和使用巩固统治秩序
首先，塑造象征性符号。符号尤其是政治性符号的出现，是权力实践的产物，它对塑造社会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具有直接作用。在西汉政权创建之际，统治者就已经注意到塑造象征性符号的重要性。因为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为了给缺乏王族血缘的汉政权增加社会信服力，于是有了“醉酒斩白蛇”，编造传播“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的神话故事，来暗示汉取代秦是天授之意，皇权开始被架上了神坛，后期的祭祀、法令的实施是巩固“皇权天授”的举措。
其次，控制符号解释权。在传播工具的控制上，封建王朝逐步强化对文字的控制权。汉代除了官学外，私学也十分发达，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状态。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的主张，使得私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普通人即使习得了文字，最终还是会被统治阶层收编，特别是进入私学的第三阶段“读经”，其目的就是为了进入仕途，学习“经学”成为做官的重要途径。文字是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文字习得者把控社会各阶层的权力和社会财富，统治阶层对文字进行了把控，有助于其控制住整个社会。
再次，强调通过仪式改变意识。汉朝礼学开始逐渐复兴，《汉书》中就记载到：“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其中复兴礼乐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祭祀制度的恢复。早在周朝时期的祭祀活动，就已经和以前将“天”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对它进行无意识服从的态度有了本质的区别，神权开始掌握在王权手中，并已经成为建立统治者威信的工具。春秋时期祭祀活动的地位有所下降，直至汉朝再次将祭祀活动系统化，制定政策进行严格的管理。汉朝时，皇帝即位、开展重大军事活动前都进行祭祀，并通过设置郡国庙等手段，强化“天”的权威。其本质是通过仪式塑造共同行为体系，强化臣民们对国家的政治信仰，对统治手段进行神圣化，进而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在礼仪中，“受令者最初接受了约束性的礼仪语言，这意味着他同时也接受了处在高位的施令者[3]”。
（二）构建统一的儒家价值体系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但此刻的儒家思想与早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有所区别，它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有关理论，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主张。除了把君权构筑于上天眷顾之下，还为人们制定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准则，以满足统治者加强君权的需要。将儒家思想列为唯一正统思想，为民众思想统一化奠定了基础，且它带来的必然是民众的无意识服从，可以说这是“社会教化”的体现，这种过程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逐渐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于是，在统治者的教化下，人们默认了以儒家典学为内容的考核，默认了以“孝”为基础的推举，认为三纲五常、君权神授是真理，天子是天下人都要尽孝的“父母”，也是天下人都要尽忠的领袖。“独尊儒术”所塑造的统一价值观让皇权在民众心中如神祇一般，这为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政令传播的机制
汉朝延续秦朝制度，坚持以皇帝为中心，并通过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稳固皇权，从而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等级明晰、权责分化的塔形结构[4]。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实施的各项改革，政治方面如“推恩令”的颁布、沿袭三公九卿设置的同时进一步巩固集权。经济方面将铸币、盐铁等经营权收回中央，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充实国库，为小农经济的维系创造条件;在军事上，培养一大批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名将，大破匈奴，扩大国家版图。这一系列有利于大一统的举措，使得民众对于“国家”的认知更加一致，也使得以皇权为中心的塔形结构自上而下的传播更加顺畅。
综上所述，汉代通过一系列手段塑造出标准的象征性符号，构建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价值体系，这为信息在科技不发达的环境中完成自上而下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塑造自上而下的传播体系
汉代拥有较为完备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系统。其传播内容主要是政令法规和军事信息。其中，政令法规多用“布告”“露布”“书壁”“挂壁”等方式，将重要的消息在固定地点公示，以昭告天下。这种信息公布形式有着严格的审查系统，各级官员层层把关，检查其是否符合当前的政策和统治者的意图，只有通过“把关人”的审核，才能面向民众发布。除此之外，政府还会派遣官员对诏令、法规进行巡回宣讲，将朝廷的意识通过口头的讲述灌输给民众。据史料记载，汉代拥有发达的驿传系统，每三十里就设置一所驿站，以保证政令传递的畅通。军事信息传播则多用“檄文”和烽火系统，使重要军令能够及时上传下达。
汉朝中央政府在各地派驻刺史、督邮进行监督，并设置“循吏”一职（在《汉书》中就提及“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他们扮演着地方管理者和思想教化者的双重角色，实现消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主要用来替统治者传播思想，教化安抚百姓，普及礼仪，帮助稳固政权。
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发布的主动权一般掌握在政府部门、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公司财团及公众名人手里，普通民众对新闻发布会只是渴望而不可及，只有被动聆听和观看的资格[5]。上述所提到的政务和军事信息传递系统都掌控在统治者手中，从信息层面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当时向下发布的信息内容多数为皇帝诏令、国家政策、皇帝功德、灾难祥瑞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带有统治者的意识，百姓们缺乏获取“新闻”的渠道，自然对政府发布的信息深信不疑。这种信息发布方式同时对百姓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灌输，以完成精神上的教化，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服从皇权，服从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准则。这样，对老百姓来说，王朝统治的存在是合理的，封建大一统的标准理念开始形成。
三、构建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和报送系统
在制度和体系完备的情况下，封建朝廷构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信息搜集系统，及时把握着底层的舆论风向。
汉代统治者通过派遣刺史、计吏访查、设立风俗特使职位来对民间的乐府民谣进行采集，以收集掌握民间舆论。“古有采诗者，击铎乡间，采风而献之，以正听”描绘的就是这一场景。此时的乐府民谣多为百姓对社会的针砭时弊，包括对政策得失的评价、民生疾苦、官吏是否贤良等。这些乐府民谣也是百姓之间交流的方式之一，形式主要以民谚为主，多用于民众相互交流农业生产状况。通过对民谣的采集，让统治阶级掌握民声，这也是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的体现，朝廷根据舆论调整政策，进一步教化百姓、维护统治。
此外，在当时的选官制度察举制，特别是“举孝廉”，也是自下而上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对后备官员的考察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以儒学为主，其中“孝”是评定一个人是否有当官资格的重要标准。这就使清高的读书人为了入朝为官，逐步自动放弃“百家争鸣”的思想，开始为通往官僚社会的门票而悬梁刺股，同时这种手段让少数有“反抗思想的人”处于“被监督”之中。这种监督是自愿且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的，“被监督者”的一举一动，经由各个层级被上报至统治者。这自下而上的信息收集，保障汉朝建立起畅通的信息传播系统，且使后备官员从源头上开始认同封建秩序，为了获得社会认同，形成了一种自发的共鸣，必然也会为了维持它而做出努力。
四、对非主流传播内容和方式的排斥
在汉朝，官方对非主流传播方式进行排斥。首先，表现在对内容的排斥上，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提到著名的“四诛”：“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主张对用邪道扰乱政令、靡靡之音蛊惑民心的人实行死刑，在汉代依然维持这一做法，尤其对“假托神鬼招摇撞骗”的人进行严惩，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就是典型而极端的一个例子。
其次，表现在对传播形式的控制上，就是对横向传播的排斥。孙旭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是：纵向传播发达，横向传播薄弱。”[6]汉代的信息传播也显现出这个特点。比如上文所提到邮驿系统，也仅仅用于下级向朝廷呈递奏折，是皇帝为了控制地方、了解地方情报的一个渠道。《华夏传播论》评价到：“它是一个封闭的、树型的系统，只允许信息在规定的路线内高效地上下流动，保持上传下达的通畅，信息的横向流动是受到限制的。汉代官员间相互通信受到限制，尤其是交通王侯，要受到法律制裁。”[7]这足以说明，汉朝时期消息的传递局限于纵向的流动，横向的沟通交流是受到阻碍的，虽然百姓间可以互通，但更多的是局限于没有威胁的经济社会层面，其发展远远落后于纵向流通。
五、结语
即便技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汉代依然构建了一个畅通有效的信息传播体制，但不论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还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收集，都是被局限在统治者的意愿之内。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也正是通过对拥有组织、金钱和知识资源的人进行控制而体现的：中国古代长期重农抑商，将拥有金钱的商人排除在社会上层之外;通过选官制度和对文字的控制，将“士”控制在统治者手中，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影响下，“子民”源源不断地产生，从而保证传统社会较为稳定地运行[8]。同时，当时的社会主体农业基本保持不变，也必将让中国古代社会更加稳定。即使有分裂，也绝大多数是农民起义，农民乱了，士人自然跟着暴动。因此，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一次反思，统治者反思统治的方式，从而一步步加强中央集权，強化信息沟通和控制手法，完善信息传播体制，从而把控各个阶层。
综观汉代信息传播制度和内容，不难发现强化信息传播的调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的意义。当前，信息技术发达，网络无界，信息传播对社会制度有着重大影响，强化网络治理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形成网络边界，维护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J].史学月刊，2008（3）.
[2]黄春平.汉代信息发布手段探析[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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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利朝.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11）.
[5]邱新有，叶旭洋，余秋雨.网上民间发布会的概念建构与社会意义——兼论文明维权新模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6（8）.
[6]孙旭培.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
[7]孙旭培.华夏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邱新有，吴佩芝.舆论表达与协商民主——基于古代中国议政的分析[J].现代传播，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