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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城市化的质量直接影响人民的幸福感。本文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构建社会的平均幸福指数，根据历年公开的统计数据，运用相关分析研究地区城市化率与组成幸福指数的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观察地区城市化率对社会平均幸福感的作用，根据观察结果得到结论，为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幸福感；指标体系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处在一个高速，资源利用效率、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提高。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进入城市型社会。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与开始强调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学者开始研究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是以“集约、和谐、公平、可持续”为特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1]，是一种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以人为本，也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幸福感是人们依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做出的整体性评价，因其直接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门话题[2]。对幸福感的研究从早期的个体微观变量（户籍、婚姻、收入）[3]到宏观经济变量（收入差距、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犯罪率）[4]，到近期有研究开始公共产品（天气质量、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5]，[6]。
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体现的是文明的发展，在城市化繁荣的今天，人们的幸福感是不是也相应的增加，研究城市化率和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逐渐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二、社会平均幸福指数的构建
首先，幸福感包含了很强的个体主观性，由于个人特质，处于相同的条件下的人对于幸福感的主觀感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个人特质的因素作为幸福感指标体系之一，由于个体造成的差异比较大，离散波动就会愈加明显，得出的结果就愈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剔除个人特质因素的影响，主要研究城市化率与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普遍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
下面介绍本文中幸福指数的构建所用指标选取的原则，以及选取的结果。
第一，避免指标本身在表征幸福感上存在有内在缺陷的指标。比如GDP增长率，作为一个统计指标，GDP增长率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统计上的缺陷。比如：两个家庭主妇各自照看自己的孩子，那么两个人的劳务都不计入GDP数值，如果两个主妇交换孩子，分别照顾对方的孩子并且相互支付对等的劳务报酬，那么这两笔收入都计入GDP，于是经济增长了，但两个孩子和两个主妇也许更痛苦，劳务质量和效率也都会出现下降。相对GDP增长率来说，个人收入是一个更直接的指标。
第二，选择能够影响人们幸福感但是明确而没有争议的指标。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采用都是公开的统计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对某个统计数据判断上的影响。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可以使用的指标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等等，我们认为，幸福感来自于人们得到满足的需求。在本文中，根据马斯洛（A. H. Maslow）需求理论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开的统计指标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7]。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人类动机理论》首次提出，并在1954年《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完善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基本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个层次的需要相对地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满足了的需要不再是一种激励力量。
本文中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层次，分别选择了对应该层次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得到如表1所示的幸福指数组成。研究在城市化率的提高对这些会影响人们幸福感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城市化在“以人为本”这个目的上哪些目标同时进步，哪些目标在城市化进程中尚待加强，继而为软城市化竞争力的发展提出一个方向性设想。
在表1的5个需求层次中，除了社交需求没有找到合适的统计指标来代表，其它的四个层次我们都分别选取了代表性的统计指标。首先，对于生理需求，人均寿命是一个直接反映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反应人们平均生理需求的变量；另外选择的一个变量是森林覆盖率，代表了人们对绿色生活的需求。其次，对于安全需求，采用的是犯罪率（每10万人口的犯罪数量）来表征。第三，对于尊重需求，反映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是一个合适的变量。最后，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本文中使用的高等教育升学比率，教育改变人生，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保障，而高等教育升学率可以反映这一点。
三、城市化率与幸福指数各组成指标的关系研究
本文中，没有做对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前置假设。我们所做的是分析城市化率与所选择的各代表性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数据的采集包括了从1950年到2010年能找到数据的年份，图1所示为各变量随着年份的变化图。
中国城市化率逐年都在增长，但是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幸福感指标体系可以选择很多指标，选择指标的不同对结果都会有影响，另外每一个指标在体系中所占的权重不同也会影响到结果数值。从图中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从60年代的不到20%到2014年的接近55%。在这段时间，人居寿命、森林覆盖率也随着年份有稳步的增长。基尼系数呈现出逐步上升到稳定在高位的趋势，近年来有所缓和，但幅度不大。高等教育录取率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其中有两段时期有一定的下降（1995-1998，2006-2008）。从犯罪率的数据看，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3次上升期（1978-1980，1985-1991，1998-2001）和2次下降期（1980-1984，1991-1997）到2001年之后犯罪率的波动幅度都不是很大。 下面我们计算城市化率与幸福指数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2。人均寿命与城市化率成微弱的负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虽然人均寿命随着城市化水平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已经落后于城市化率的增长。森林覆盖率和高等教育比例与城市化率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这两项也在随之增长。犯罪率和城市化率有微弱的正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至少来说城市化并没有降低犯罪率。
四、结论与讨论
上海2010年申博主题的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折射出城市化应当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从本文对幸福指标与城市化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些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条件并没有跟上。从本文中的研究，为了让全民幸福感提升，需要做的方面还有很多。在如何更能平均公正的处理社会财富的分配等方面，在社会治安上多下工夫，才能逐漸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感。但是这篇文章的亮点在于研究的话题，在中国大趋势的变革下，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王鹤，尹来盛，冯邦彦.从传统城市化到新型城市化——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未来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13（01）：17-21.
[2]刘向东，陶涛.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幸福圈层理论”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05）：99-107.
[3]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01）： 196-219+245-246.
[4]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1（04）：1437-1458.
[5]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08）：55-67.
[6]黄永明，何凌云.城市化、环境污染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13（12）：82-93.
[7]向玉乔.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幸福观探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5.
[8]陈屹立.收入不平等、城市化与中国的犯罪率变迁[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1）：108-118.
[关键词]城市化；幸福感；指标体系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处在一个高速，资源利用效率、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提高。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进入城市型社会。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与开始强调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学者开始研究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是以“集约、和谐、公平、可持续”为特征的城市化发展道路[1]，是一种强调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以人为本，也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幸福感是人们依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做出的整体性评价，因其直接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门话题[2]。对幸福感的研究从早期的个体微观变量（户籍、婚姻、收入）[3]到宏观经济变量（收入差距、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犯罪率）[4]，到近期有研究开始公共产品（天气质量、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5]，[6]。
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体现的是文明的发展，在城市化繁荣的今天，人们的幸福感是不是也相应的增加，研究城市化率和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逐渐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二、社会平均幸福指数的构建
首先，幸福感包含了很强的个体主观性，由于个人特质，处于相同的条件下的人对于幸福感的主觀感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个人特质的因素作为幸福感指标体系之一，由于个体造成的差异比较大，离散波动就会愈加明显，得出的结果就愈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剔除个人特质因素的影响，主要研究城市化率与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普遍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
下面介绍本文中幸福指数的构建所用指标选取的原则，以及选取的结果。
第一，避免指标本身在表征幸福感上存在有内在缺陷的指标。比如GDP增长率，作为一个统计指标，GDP增长率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统计上的缺陷。比如：两个家庭主妇各自照看自己的孩子，那么两个人的劳务都不计入GDP数值，如果两个主妇交换孩子，分别照顾对方的孩子并且相互支付对等的劳务报酬，那么这两笔收入都计入GDP，于是经济增长了，但两个孩子和两个主妇也许更痛苦，劳务质量和效率也都会出现下降。相对GDP增长率来说，个人收入是一个更直接的指标。
第二，选择能够影响人们幸福感但是明确而没有争议的指标。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采用都是公开的统计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在对某个统计数据判断上的影响。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可以使用的指标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等等，我们认为，幸福感来自于人们得到满足的需求。在本文中，根据马斯洛（A. H. Maslow）需求理论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开的统计指标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7]。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人类动机理论》首次提出，并在1954年《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完善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基本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个层次的需要相对地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满足了的需要不再是一种激励力量。
本文中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层次，分别选择了对应该层次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得到如表1所示的幸福指数组成。研究在城市化率的提高对这些会影响人们幸福感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城市化在“以人为本”这个目的上哪些目标同时进步，哪些目标在城市化进程中尚待加强，继而为软城市化竞争力的发展提出一个方向性设想。
在表1的5个需求层次中，除了社交需求没有找到合适的统计指标来代表，其它的四个层次我们都分别选取了代表性的统计指标。首先，对于生理需求，人均寿命是一个直接反映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反应人们平均生理需求的变量；另外选择的一个变量是森林覆盖率，代表了人们对绿色生活的需求。其次，对于安全需求，采用的是犯罪率（每10万人口的犯罪数量）来表征。第三，对于尊重需求，反映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是一个合适的变量。最后，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本文中使用的高等教育升学比率，教育改变人生，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保障，而高等教育升学率可以反映这一点。
三、城市化率与幸福指数各组成指标的关系研究
本文中，没有做对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前置假设。我们所做的是分析城市化率与所选择的各代表性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数据的采集包括了从1950年到2010年能找到数据的年份，图1所示为各变量随着年份的变化图。
中国城市化率逐年都在增长，但是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幸福感指标体系可以选择很多指标，选择指标的不同对结果都会有影响，另外每一个指标在体系中所占的权重不同也会影响到结果数值。从图中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从60年代的不到20%到2014年的接近55%。在这段时间，人居寿命、森林覆盖率也随着年份有稳步的增长。基尼系数呈现出逐步上升到稳定在高位的趋势，近年来有所缓和，但幅度不大。高等教育录取率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其中有两段时期有一定的下降（1995-1998，2006-2008）。从犯罪率的数据看，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3次上升期（1978-1980，1985-1991，1998-2001）和2次下降期（1980-1984，1991-1997）到2001年之后犯罪率的波动幅度都不是很大。 下面我们计算城市化率与幸福指数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2。人均寿命与城市化率成微弱的负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虽然人均寿命随着城市化水平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已经落后于城市化率的增长。森林覆盖率和高等教育比例与城市化率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这两项也在随之增长。犯罪率和城市化率有微弱的正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至少来说城市化并没有降低犯罪率。
四、结论与讨论
上海2010年申博主题的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折射出城市化应当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从本文对幸福指标与城市化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些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条件并没有跟上。从本文中的研究，为了让全民幸福感提升，需要做的方面还有很多。在如何更能平均公正的处理社会财富的分配等方面，在社会治安上多下工夫，才能逐漸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感。但是这篇文章的亮点在于研究的话题，在中国大趋势的变革下，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王鹤，尹来盛，冯邦彦.从传统城市化到新型城市化——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未来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13（01）：17-21.
[2]刘向东，陶涛.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幸福圈层理论”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05）：99-107.
[3]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01）： 196-219+245-246.
[4]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1（04）：1437-1458.
[5]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08）：55-67.
[6]黄永明，何凌云.城市化、环境污染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13（12）：82-93.
[7]向玉乔.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幸福观探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5.
[8]陈屹立.收入不平等、城市化与中国的犯罪率变迁[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1）：10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