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直强调自己是皇族李姓的后人，却因为过于遥远而实在难以考证，所以这些强调就显得多少有些生硬和失措。这在人性里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直到今天也不难让人理解。
　　一个人能够直面自己的出身，不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愧，有时候也是很难的。人很愿意根据需要，从不同程度上掩饰和夸张，甚至创造和虚构个人的血脉。这样做并非是一件小事，而是常常具有现实效用的。比如当代人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暗示自己出身高贵——虽然只是一般小知识分子家庭或工薪阶层的孩子，但走到哪里都愿意讲“我们高干子女”如何，遇到一些事情就慷慨陈词地说：“我们作为高干子女来讲，可不这样认为”，等等。还有的更甚，竟然要找一个同姓的古代高官做自己的先祖。
　　但也有相反的情形，那要在极其特殊的时期才会发生。比如在“文革”那些年，人们不但不能强调自己出身的富贵，还一定要往反里说。一个人绝对不能强调祖上有多少财产，也不能承认出过什么高官和大的知识人物。现在则不同了，这些都变成了很荣耀的事情了，可以算做另一种资本。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一定要强调自己的穷困，出身贫农还不过瘾，还要强调自己是雇农或更下层才好。那时还产生了一个特别古怪的职业：专门的“忆苦家”。
　　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奇怪，问专门忆苦有什么好？但当时确乎是这样。这些“忆苦家”在当时是很忙的，他们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到处忙着做忆苦报告。这些人并非一定是受了最多苦的人，而主要是靠一张嘴巴出名，在方圆十几里甚至上百里都很有名。听他们忆苦将留下深刻的印象。《九月寓言》里写过这种情形，那应该是没有多少夸张的。在忆苦大会上，台上的人一开始要慢慢讲，先做一些铺垫，渐渐就呼喊起来了。他们进入一些苦难的细节时，会发出一些凄厉的声音，喊叫：“拿刀来啊，拿绳子来啊，我不活了！别拽着我呀！”一时声泪俱下，让全场人都一齐跟上哭。
　　那时专门的“忆苦家”是很有社会地位的。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因为那是一个畸形的年代。在忆苦的深夜，那种喊叫听起来就像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既吓人又感人。当年有一首歌许多人都会唱，歌词里有一句很难让人忘记，说的是穷人在大雪天里讨饭的苦境与绝境：“十个脚趾头，冻掉了九个。”那时候我们一方面觉得人生真是太苦太可怕了，另一方面也心存疑惑：怎么只剩下了一个脚趾？这大概会是大拇脚趾吧？
　　时代的风气就在两极里变换：那时极为崇穷，现在极为崇富。如果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平常自然的、取其中间的时代该有多好，就是说生活在极富裕和极贫穷的中间状态就很好了。这样会更正常也更安定些。
　　事实上中国人在出身问题上很少会有平常心态，究其根本原因，无论“崇富”还是“崇穷”，都是极不正常的，这可能源于自古以来便没有生命平等、人类平等的意识——由等级文化造就的人。而不是民主文化造就的人，所以才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这里也许实在没有西方那样的真正的世袭“贵族”，五千年来无非就是农民起义轮番上台：打倒“老贵族”，让自己成为“新贵族”；打倒旧地主，让自己再做新地主。如此循环往复。
　　李白和杜甫因为出身问题，在诗文中花费了极多口舌。因为无论是就社会环境还是他们个人来说，这似乎都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出身对于他们的行为、思想和诗风也就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影响了，想要忽略都很难。